本书是由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办的“先秦文学与文献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之一，参加本次会议的多为该领域的权威专家。本次会议共收到了42篇质量较高的论文，涉及《诗经》《楚辞》、诸子、出土文献等多个研究领域，既有对诸类文献的考据、疏证和注释，也有对文献的生成方式、写定年代、文体特征、思想文化内涵的分析考察，还就先秦文学与文献的研究思维与方法做了宏观的论述，在一些研究热点、难点和理论方法上也提出了不少新的观点和思考。本次会议所涉议题十分广泛，综合反映了当今先秦文学与文献研究的现状，创获丰厚。此次集结出版，以纪念此次盛会，也希冀对先秦文学与文献研究提供一份宝贵的文献材料。

前言

先秦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源头，弄清它的生成及其表现形态，对于研究中国文学、认识其民族传统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然而由于时代的久远和史料的缺乏，对于如何评价和认识先秦文学，存在着极大的歧见。近年来，随着出土文献的大量发现，学人们正在重新思考有关先秦文学研究的一系列问题。这其中，如何认识先秦文学的各类文献及其关系，采用何种研究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发起召开“先秦文学与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并拟就以下议题展开研讨：1.先秦文学的生成及其表现形态；2.先秦各类文学文献之关系；3.先秦文学的传播方式；4.先秦文学研究方法论。

会议于2015年10月23、24日在北京香山饭店顺利召开，来自美国、中国台湾和大陆等地各大学的四十多位从事先秦文学与文献研究的学者参加了此次大会，共收到了42篇论文，围绕大会议题展开讨论，涉及《诗经》、《楚辞》、诸子、出土文献等多个研究领域，既有对诸类文献的考据、疏证和注释，也有对文献的生成方式、写定年代、文体特征、思想文化内涵的分析考察，还就先秦文学与文献的研究思维与方法做了宏观的论述，在一些研究热点、难点和理论方法上也提出了不少新的观点和思考。综合反映了当今先秦文学与文献研究的现状，创获丰厚。

会议讨论热烈而严肃，求真而务实，给与会学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为集中展示本次会议成果，进一步推进先秦文学研究，现将会议论文编集出版，以飨读者。李辉博士为本次论文集的编辑做了统一整理，商务印书馆关杰编辑做了精心编校，在此一并致谢。

赵敏俐

2017年11月24日

后 记

先秦文学与文献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2015年10月23、24日，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办的“先秦文学与文献学术研讨会”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来自美国、中国台湾和大陆各大学的40多位从事先秦文学与文献研究的学者参加了此次大会。23日上午，会议开幕式由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任赵敏俐教授主持，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邱运华教授、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东亚文学语言系倪豪士教授、浙江师范大学文学院黄灵庚教授分别致辞，傅道彬、柯马丁、过常宝、李炳海四位教授分别做了大会发言。23日下午—24日下午，会议分两个讨论小组进行深入研讨。24日下午，会议闭幕式由傅道彬教授主持，赵敏俐、姚小鸥教授做了大会报告，随后朱晓海、赵敏俐教授分别代表两个分会场对两天来的研讨情况做了总结。

本次会议共收到了42篇质量较高的论文，涉及《诗经》《楚辞》、诸子、出土文献等多个研究领域，既有对诸类文献的考据、疏证和注释，也有对文献的生成方式、写定年代、文体特征、思想文化内涵的分析考察，还就先秦文学与文献的研究思维与方法做了宏观的论述，在一些研究热点、难点和理论方法上也提出了不少新的观点和思考。本次会议所涉议题十分广泛，综合反映了当今先秦文学与文献研究的现状，创获丰厚。

第一，先秦文献的写定年代和成书方式研究。先秦文献的断代问题是学界研究的难点和热点，本次会议，李山教授以确定为穆王时期的《吕刑》为标杆，结合金文材料，从语言、礼制、思想等角度证明《尧典》《皋陶谟》《禹贡》写定于西周中期；江林昌教授结合考古出土文献考证《商颂》作于商代，并认为《夏颂》《虞颂》存于《天问》，说明颂诗结合宗庙壁画歌唱的特征。先秦文学深受口头文学的影响，柯马丁教授认为《诗经》颂、雅、风具有合成性、模块化和历时层积的特征，《诗经》不能视为一个统一的文本。赵敏俐教授认为，以甲骨卜辞、铜器铭文、《尚书·盘庚》《商颂》等为代表的殷商文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由文字记载下来的文学作品，标志着中国文学从此由远古的口传时代走向了文字书写的新时代，因此对殷商文学史的重要意义需要充分认识并单独书写。此外，许志刚教授、史文博士也对《礼记》成书、《礼记·乐记》对正史乐志书写的影响，做了深入的考辨。

第二，《诗经》文本特征、意旨与乐用形态研究。本次会议提交了多篇《诗经》论文，既有关于诗篇意旨的解释，如美国威斯康辛东亚系教授倪豪士、亓晴、秦帮兴、孙海龙关于《北风》《时迈》《行露》《卷耳》诗旨的考察；也有关于《诗经》文体结构的论述，如姚苏杰结合数据分析，从宏观、微观两个层面对《诗经》的重章结构做出分析、归类，得出一定的时空分布规律，借此窥探当时的社会、文化状况；也有对《诗经》乐用形态的考察，如李辉结合西周末期政治、礼制的变迁，考察了周宣王时期“公卿赞歌”的特殊性质、功能；姜晓东以《卷耳》为例，论述了歌诗的审美特征、文本生成及同章内抒情口吻分化等问题；曹建国教授就“赋诗断章”是否用乐、“断章”的取义原则、“断章”与先秦诗学的关系等问题做了系统论述。这些研究聚焦在《诗经》研究的一些热点难点问题上，充分关注《诗经》文本的丰富文化讯息，利用新视角、新理论、新材料，考证与论析并重，提出了不少新的观点。

第三，《楚辞》地理、思想文化价值的认识。刘刚教授通过田野调查、文献研究、考古发现等多种渠道考察宋玉赋“章华台”的所在，其研究方法具有示范意义；李炳海教授考察了《楚辞》各篇的“帝”字，认为“帝”字的意义一以贯之，专指天帝、上帝，不包括人间首领、君主；王德华教授讨论了《楚辞·远游》篇的作者之争与数术方技文化的认知，并指出这一问题的研究，“揭示了当今包括《楚辞》在内的人文学科领域，迫切需要文献、文化与文本这三者之间的融通”。这一认识在方法论和学术理念上具有意义。

第四，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互证研究。近年来出土大量青铜器与简帛文献，结合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互证研究，已成为文史哲领域研究的普遍趋势。本次会议，徐正英教授利用甲骨、上博简、清华简的相关证据，讨论了七言诗的起源、“郑声淫”“孔子删诗”“诗言志”等传统争讼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姚小鸥教授、高中华博士对《芮良夫毖》文本结构、小序与《诗经》相关问题做了互证研究；张树国教授结合楚金文、竹书与传世经传相印证，考证了楚君名谥与相关史事问题，并讨论了“语类”文本与《左传》《国语》的关系；廖群教授、杨栋教授分别利用出土简帛以研究先秦的“说体”、神话；黄灵庚教授对北大藏汉简《老子》的抄写年代、校释提出商榷，认为简本大约抄于汉高祖刘邦之世，对整理本释文中存在的“误校、妄改及释义疏误之处”一一做了指正；同样，朱晓海教授也对上博简的《品物流行》的体裁、性质、释文做了商兑，并认为出土文献不可一概与“文学”相攀附。

第五，关于先秦文学研究的总体思考。赵敏俐教授对先秦文学研究的性质、范畴、思维与方法、对待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立场、态度等做了高度总结，并反思了当下先秦文学研究存在的一些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汤漳平教授也分析了先秦文学研究的现状，对今后学科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展望。赵辉教授认为文学研究应该摆脱近代西方的文学观念，回到中国“文”学本位，从“文”学观念与文体生成方式、“文”学创作限定时空、主体创作身份及其构成等几个历史维度去直面中国“文”学。

此外，本次论文还有关于先秦诸子文学与思想的，如方铭教授《孔子德治与先周文明的联系》、陈桐生教授《战国诸子对保存先秦文献的贡献》等等，涉及诸子文献考辨、历史梳理、义理论析，体现出深广的研究视角和剖析能力。

综上，本次“先秦文学与文献学术研讨会”所涉论题十分广泛，与会学者畅所欲言，进行了深入的交流，针对一些研究方法、学术观点，还出现了激烈的论辩，比如，关于早期文献的性质、成书与传播、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互证研究的方法、假借在文献训释中的运用等等；当然，本次会议也取得了广泛的共识，如充分重视出土文献的学术价值、关注《诗经》的乐歌属性、注重揭示先秦文献丰富的思想文化价值等。诚如赵敏俐教授在会议闭幕总结上所言，本次会议有三个亮点：一是参会学者有着严谨、务实的学术精神，提交的论文十分注重文本的细致阐释，重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互证研究；二是新的研究方法、学术视野的运用与交流；三是一些青年学者提交了优秀的论文，展现出可观的研究潜质。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李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