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这位中国史学上最重要的人才，绝对不是凭空而来的。对于自己的来历，他在《太史公自序》里面交代得清清楚楚。自称其先祖是颛顼时期的天官。《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而九世祖是秦国的大将司马错。《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说：“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说：“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夫子遗风，乡射邹峄；厄困蕃、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他的自豪首先来自家世。司马家原本就是一个史学世家，司马谈在武帝朝担任太史令，《太史公自序》里完整收录了他的《论六家要旨》，彰显了其学术和思想。这里有几个可能的用意。其一当然是司马迁作为儿子，不仅想留住父亲的名字，而且要把父亲的重要贡献借由自己的著作保留下来；其二，他想展示，司马谈这样一个杰出的历史学家，最大的本事是把过去几百年非常繁杂的现象化繁为简，同时不扭曲地表现出来。

司马迁

早在司马迁撰写《史记》时，汉武帝翻阅《孝景本纪第十一》和《今上本纪第十二》后，认为司马迁的叙述有意贬损自己，不禁勃然大怒，命人削去了书简上的字，并把这些书简扔掉了，可见当时汉武帝对司马迁已经甚为不满。公元前99年，武帝想让名将“飞将军”李广的孙子李陵为出酒泉击匈奴右贤王的贰师将军李广利护送辎重。李陵谢绝，根本不给汉武帝面子，并自请步兵五千涉单于庭以寡击众，武帝赞赏李陵的勇气并答应了他。兵败被俘，汉武帝震怒。满朝文武都认为李陵叛降，全家当诛。而在这时，身为太史令的司马迁却为李陵辩护。他认为李陵兵败投降是因为“矢尽道穷，救兵不至”，而且李陵是希望“欲得其当而报汉”。李陵虽然兵败，但是他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

但是令司马迁没想到的是，他的这些慰藉武帝的话没有得到武帝的理解，换来的是汉武帝的勃然大怒。汉武帝认为他是藉李陵之功，诋毁这场战争的主帅李广利（此人就是个小人，后来带领10万汉军投降匈奴，1年后被匈奴烧死），批评自己用人不当，造成军事失利，再加上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内容有意贬损汉武帝的心结，在大怒下将司马迁投入牢狱，以“诬罔”（欺骗皇帝）的罪名判处死刑。当时的死刑有两种方式可以充抵，第一种是“令死罪入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另一种是按照汉景帝时期所颁布的法律“死罪欲腐者，许之”，处以腐刑（阉割）。由于没有足够的金钱可以赎身，司马迁只得接受腐刑。对此他曾表示过“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

在当时的那个社会来说。一个人宁愿死也不愿意接受宫刑，这是被当时的士大夫所不容的。可想而知，司马迁他内心受到的煎熬有多大的，不是我们常人所能想象的。在《报任安书》中说到了自己的心境，但是也重新对生命有了不一样的理解，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认为人生的意义在于你做的事情的价值。因为他没有完成《太史公书》，这就是他活下去的理由。在《报任安书》还写到这样的段话：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这就是他以古人的事迹为榜样，选择了以腐刑赎身死。至此，司马迁背负着父亲穷尽一生也未能完成的理想，面对极刑而无怯色。 在坚忍与屈辱中，完成那个属于太史公的使命。

司马迁是不幸的，同时也是幸运的。

致敬史学英雄---司马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