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延事件解读：

我们可以认为魏延的政治能力欠缺，但一个镇守汉中多年，追随诸葛亮征战多年，有过先主赞誉的将军绝不可能是个政治白痴。他以什么理由向朝廷上书指杨仪为反，这是九成之人分析魏延事件而忽略的最大问题，任凭史书如何指魏延反，但鲜有人能试图还原这封信件内容。而只就史载讨论史载，不深层分析行为目地，表层判断过于浅薄。魏延事件真有那么简单吗?史书所载的疑为针对魏延谋反而精心编织的谎言。理由如下：

1、后世人常以魏延因子午谷之谋与诸葛亮争执而标榜上了桀骜不驯的形象。实则不然，魏延一直与诸葛亮配合无间，是最受信赖的副手，除此事件外从无史载与诸葛亮有矛盾纷争。那么子午谷事件是怎么回事?

1)《三国志·魏延传》：“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仔细分析这段文字，众所周知诸葛亮意在雍凉，从无用兵长安计划。唯有第一次北伐才有此子午谷计划由魏延向诸葛亮所提，也就是说这段文字是魏延在第一次北伐时的几次军议才有的话语。

2) 《三国志·魏延传》引魏略曰：夏侯楙为安西将军，镇长安，亮於南郑与群下计议，延曰："闻夏侯楙少，主婿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楙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长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必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 子午谷计划本应是最高军事机密却为魏国得知。此事在蜀书中都未正式记载。魏人何以得知这个根本就未执行的军事计划？尚且如此详细。兵力、行军路线、主力位置、作战计划一应俱全。

3) 子午谷计划是不可能实现的：午谷全长足有660余里，山路崎岖难行，魏延无法实现急行军，十天时间不足穿越。而且在只能轻装，攻城军械无法携带，军粮配给不足二十天的情况下即使出了子午谷也是不可能拿下长安的，只能寄希望于夏侯楙潜逃将长安拱手相送。魏延征战多年，经验丰富，不是傻子，却为什么会提出这个计划？是否另有隐情?

4)《三国志·刘放传》引资别传曰：“诸葛亮出在南郑，时议者以为可因发大兵，就讨之，帝意亦然，以问资...帝由是止”。说明了诸葛亮在第一次北伐前的用兵准备已被魏国探知，魏国经朝堂商议放弃了先行进攻汉中的计划，针对诸葛亮用兵而加强防御准备。

5) 《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魏略》：“备既死，数岁寂然无声，是以略无备预；而卒闻亮出，朝野恐惧，陇右、祁山尤甚，故三郡同时应亮”。这段文字说明等到诸葛亮真正出兵时魏国却表现的好像全无准备一般，朝野震惊。

6) 所以子午谷计划应为蜀国故意泄露给魏国的。诸葛亮与魏延首先在军事会议上假意争执，魏延假借向他人公开议论之机“无意”中将计划泄漏给魏国。夏侯楙获悉后则大幅加强长安和斜谷的守备。而赵云的斜谷的疑军更让夏侯楙坚信了子午谷计划的真实性，却不料诸葛亮亲率主力兵出祁山进攻陇右，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降，关中震动。魏国朝野这才反应过来中了声东击西之计，魏帝即命曹真代替督军，而中计的夏侯楙则事后召回不再任军职。

诸葛亮与魏延策划的子午谷虚计成功让魏国误判了蜀军用兵的方向，给蜀国第一次北伐带来了极为有利的开场形式。只是由于街亭失利造成后续战役失败则使得该事件并无必要公之于众。而魏延与诸葛亮争执、抱怨、桀骜不驯的形象却在史书上留下了一笔。

2、再看诸葛亮用魏延的态度。魏延一直是诸葛亮北伐坚定的支持者，是实权将领。魏延先由刘备赏识提拔，正所谓“先主重臣”。刘备在世时，已从牙门将军、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一直做到镇北将军。诸葛亮接手后，又封都亭侯。建兴五年（公元227年），诸葛亮进驻汉中，任命魏延为前部指挥官（督前部），第一次北伐时魏延是丞相司马、凉州刺史、镇北将军、都亭候，负责大军的管理和训练，军中第一大将。建兴八年（公元230年），第五次北伐前魏延因功又升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南郑侯(级别上升2级)并假节，时为蜀军军务级别最高者。已经相当于刘备时期的关羽了。另外，据《三国志·刘琰传》“建兴十年，与前军师魏延不和，言语虚诞”。诸葛亮责备刘琰，刘琰其后作笺道歉。由此可见诸葛亮对魏延的信任与重视。

3、蜀书记载诸葛亮遗命的可信度高不高?《三国志.魏延传》中“亮病困，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禕、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亮適卒，秘不发丧，仪令祎往揣延意指。”

1）若按蜀书史载诸葛亮作出这样的退兵安排是极不负责任的，以诸葛亮谨慎守制的性格、处事完备的作风，这样的遗命十分可疑。众所周知，当时北伐军中，除诸葛亮外，魏延的地位是最高的，任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封南郑侯，军中武将第一人。南郑侯是县侯，爵位最高；大将军是实职，军衔最高；假节就是有尚方宝剑，权威最高。按照常规常理，接替诸葛亮指挥全军行动的，当然应该是魏延。然而诸葛亮却指定了杨仪。杨仪是什么职务？丞相长史加绥军将军。丞相长史就是丞相府秘书长，军中文职第一人。其实是大管家，是军队里的不领兵的文职人员。“军戎节度，取办於仪”是指军队部署节制依靠借助杨仪来进行。丞相长史并非不能领兵，但在没有特殊的情况诸葛亮的这个部署，是军权不交给军人却交给文人，不交给高官却交给低官，不交给“副统帅”却交给“秘书长”。如此颠倒错乱，难道不奇怪吗？

2）十万大军的辙退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不是简单的行事。若无意外情况发生，军事会议全体将领均应参予。辙军时间，地点，行军部署这些细节都需各部相商，尤其断后部队将领的意见尤为重要。若蜀传诸葛亮遗命属实，魏延即为断后主力，涉及时间统筹，兵力军资器械调整，绝无可能排除在辙军会议之外。否则如有兵员欠缺，弓矢粮草等军资未补充情况下断后无异送死。辙军计划的制定并非简简单单一个口信就可以解决的。更不用提还存在有即命魏延断后却又有“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这种如同儿戏般的命令。事实上史料记载辙军会议只有杨仪等府属参予，蜀军前、后、左、右督部均无人参予。军中公认宿将魏延、吴㦤均无参予。

3）诸葛亮明知杨仪与魏延有矛盾，(孙权评价魏杨二人矛盾之争而诸葛亮获悉此事以李恢之答而引为知言) 自身死后若在退兵途中一旦矛盾爆发对于蜀军将是致命的，那么在遗命中必将妥善处理安抚。然而事实上并没有。

4）蜀传中“仪令祎往揣延意指”该语句本身也能看出问题，对于诸葛亮的命令魏延从无违背。若真有诸葛亮遗命，大义在手，直接下达命令即可，何需揣延意指? 只能说明让魏延断后的军令并非诸葛亮遗命，而是杨仪下达。

5) 杨仪有无能力统率蜀汉辙军?引《汉晋春秋》：杨仪等整军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姜维令仪反旗鸣鼓，若将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不敢偪。於是仪结陈而去，入谷然后发丧。”可知实际辙军的统领者是姜维。在魏延军脱离前线后，姜维军也无断后而回归统御中军 (由此可见所谓遗命的有效性形同虚设)，诸葛亮遗命的断后安排“魏延断后，姜维次之”不仅魏延没有执行，姜维也没有执行，并没有人当回事。

6）引《晋书.宣帝志》“与之对垒百余日，会亮病卒，诸将烧营遁走，百姓奔告，帝出兵追之。亮长史杨仪反旗鸣鼓，若将距帝者。帝以穷寇不之逼，于是杨仪结阵而去。经日，乃行其营垒，观其遗事，获其图书、粮谷甚众。帝审其必死。”可知“诸葛亮的退兵安排”在实行过程中非常糟糕，蜀军辙军过程不仅丢弃了大量军用物资，还暴露了诸葛亮可能已病死，军中危乱的事实。司马懿大军追至赤岸后此时魏杨相争如果不是魏帝下达停止追击命令，蜀军必将损失惨重。

6、综上所述，显然诸葛亮极可能为暴毙。来不及安排好退军后事，也不存在有让魏延断后命令。所谓遗命必为假。

4、魏延到底有没有反?

1）蜀书载“二年，亮出北谷口，延为前锋。出亮营十里，延梦头上生角，以问占梦赵直，直诈延曰：“夫麒麟有角而不用，此不战而贼欲自破之象也。” 注意为什么会有这么神奇的传闻?当然是后世编造的，这就很有目地了。什么目地?无非是强调说明魏延是罪有应得。那为什么要加入这条?无非是魏延谋反拿不出依据，莫须有。但凡史书加入这种传闻之类其实都是代表着真相的隐匿。

2）《三国志.魏延传》载“丞相虽亡，吾自当率兵击贼，云何以一人之死，废天下之事耶”。魏延的这段话，丝毫没有表现他有背反之心，反而说明了他要继续“率诸军击贼”，不能因诸葛亮之死而中断北伐事业。陈寿在《三国志·魏延传》中已作了比较客观的评价:“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又说:“冀时论必当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此说意指说魏延与诸葛亮意见不同，并无谋反之事。而杨仪以谋反罪诛魏延事后却未有因平叛之功而实权提升，本身也已说明了问题：蜀汉内部高层对此事真相已心知肚明。

3）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指出“始，延欲杀仪等，冀时论以已代诸葛亮辅政故不降魏而南还击仪，实无反意也。”更明确地说出魏延并无谋反之意。

5、史书载“延大怒，才仪未发，率所领径先南归，所过烧绝阁道。”烧栈道，断蜀军退路这项记录造就了魏延谋反之实。经细思索，魏延既无反意，而一个勇略著称的军师将军怎么会做出将整支蜀军置入险地且涉嫌造反这般无脑之事。疑为形成造反事实强行加诸。

1）魏延有无火烧栈道?若已烧绝栈道而非临时阻断，则杨仪军怎有机会短时修复栈道送信朝廷，与魏延的文书一并到达?且能后续追上魏延并行诛杀一事?诸葛亮《与兄谨书》：“前赵子龙退军，烧坏赤堐以北阁道缘谷一百余里，其阁梁一头入山腹，其一头立柱于水中。今水大而急,不得安柱，此其穷极，不可强也。”赵云在一次北伐中火烧栈道退曹真追兵直至二次北伐也未修复。魏延若一心想反，再烧一次即可，蜀军必将无法南行。对于此矛盾处本就无法常理解说。因此小说演义更编排了杨仪军通过小路绕行追赶的故事。《晋.宣帝志》“关中多蒺藜，帝使军士二千人著软材平底木屐前行，蒺藜悉著屐，然后马步俱进。追到赤岸，乃知亮死。........帝欲乘隙而进，有诏不许”。可知魏军追击也未受至栈道烧绝影响，通路平坦，马步俱进，并不存在蜀书中杨仪军“槎山通道，昼夜兼行”或另有小路的情况。

2）蜀传书载“延士众知曲在延，莫为用命，军皆散。延独与其子数人逃亡，奔汉中，仪遣马岱追斩之，致首于仪”。作为一个蜀军军中第五次北伐之前一直多年负责管理和训练大军，统军威望极盛不作第二人选，史载“善待士卒”的大将，大军竟能一哄而散，这本身就是一件不合常理之事。假使为真叛，以魏延的统军能力也不致如此。

6、《三国志·杨仪传》中杨仪所言“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在杨仪害死魏延后，未得功迁，后悔自己当时没有跟从魏延。(这个魏是指魏延而不是魏国)。何以?

1）陈寿的三国志记载杨仪所言“举军以就魏氏”，而华阳国志记载“举众降魏”。看似对“魏”的解释若釆用“魏国”可以通用，都是釆用官方的说法，但其实不然。陈寿三国志成书在华阳国志前，引用“杨仪争议性言论”的原文程度更高。“魏”字作魏国解释是官方的说法，但并不能肯定这是杨仪本人意指。

2）因蜀军派系林立，军属家眷皆在蜀中，杨仪以代领遗命辙军，自无问题。但若要举军降魏即便有动机但有无统军携诸将降魏能力?须知《汉晋春秋》所载蜀军实际辙军统领实为姜维。

3）若使杨仪因言获罪，关键在于这个魏字必须用作“魏国”来解释才可以，那么是谁参予其中作了定性?若杨仪所言投降魏国为真又何以会有之后的上书诽谤，辞指激切?诽谤一词何解?诽谤何人?是该中伤还是该上书辨解?所做之事是否符合人性?一众疑问史录隐匿无存。

7、据《三国志·魏延传》斐松之注一［“《魏略》曰诸葛病，谓延等云“我之死后，但谨自守，慎勿复来也。”令延摄行事，密持丧去。延遂匿之，行之褒口乃发丧。亮长史杨仪宿与延不和，见延摄行军事，惧为所害，乃张言延欲举众北附，遂率众攻延。延本无此心，不战军走，追而杀之。臣松之以为此盖敌国传闻之言，不得与本传争审。”］这段注释，附于《魏延传》后。“裴松之认为魏传不得与本传争审”，那么魏延事件在裴松之的三国志注解中为什么要放入魏略的记载?说明这个事件本身就是存有争议的。而出于著史的原则即使存在悬疑仍按蜀官方的记载，这说明了作者著书基本态度。但却并不代表蜀书记载就是事件真相。

8、之前已论及事件的关键点在于诸葛亮死前必须且一定会向魏延交待相应的后续安排。否则即不合法度也不合情理。蜀传：未交待，魏略：交待了。对于真相而言哪个更可信呢?无论是魏传还是蜀传都为晋代编注，不存在后续加工，只是消息来源不一。蜀传和魏略的魏延事件记录都属于史实，当其中之一不可信时唯有参考另一史录，试探逻辑上的可信度。我们重新来理清事件真相。

1）相府制的特权是诸葛亮的执政特色，诸葛亮死后不可能还有相府制的特权。必须还政于帝。这个相府府属和朝廷大员在刘禅眼里不是一回事。换句话说相府众人的特权是依附于诸葛亮的，诸葛亮一死，除了朝廷正式官职什么也不是。魏延之争本因起源于诸葛亮死后的还政于帝，因魏延朝中地位太高，所以成为了首要的减除对象。至于吴㦤因背景原因无人敢触。

2）魏略：“令延摄行己事，密持丧去。延遂匿之，行至褒口，乃发丧。亮长史杨仪宿与延不和，见延摄行军事，惧为所害，乃张言延欲举众北附，遂率其众攻延。延本无此心，不战军走，追而杀之。”诸葛亮安排死后安排由魏延代理军务职权(指退军时的临时指挥职权)，隐密护丧。魏延在退至褒谷口时公布了诸葛亮的死讯。而杨仪在退军过程中由于担心魏延获得代理军权之后会对自己不利，发布了魏延谋反向北投魏，与魏追兵前后合击的谣言并率领部队向魏延所部发起了攻击，在此兵变中杨仪获得了决定性的优势，魏延不愿交战而退兵，在退兵过程中被杀。

2）“仪令祎往揣延意指”前文已经说明诸葛亮不可能有下达让魏延断后的命令，否则杨仪根本无需揣延意指，直接下达遗命即可。所以说遗命并不存在。大军退至褒谷口，魏延遭杨仪兵变诬魏延谋反而策划其它将领对魏延先行发动了攻击。因后有魏军追击在即，魏延无法依谷口据守而葬送蜀军退路，在自身退兵过程中被杀。据南郑县治记载，魏延的军队退至南郑后被击杀，这也证明了蜀书记载的魏延焚毁栈道一事并不存在。

3）若从杨仪所言“举军以就魏氏”以“全军依付魏延”来解释，那么会发现魏略所载为真可能极大。诸葛亮遗命死后由魏延统军，虽然魏杨矛盾较深，但杨仪若能摆正姿态引军附从魏延，关系未必不能缓和。但由于杨仪害怕魏延掌军后对已不利， 主导了叛乱，先行击杀了魏延，导致负责调解整装而发的蒋琬来迟一步。(此疑为费炜唆使，费炜参与调解魏杨矛盾多年，不但无果且矛盾更深。作为外交能言善辨之人面对孙权所暗讽魏杨一事竟无言以对。魏延事件后费炜又以曲解后的“魏”字解读，又将杨仪送入监狱后自杀。至此魏杨一死，诸葛亮死后留下的蜀汉军政最高领导班子成员五死其二，扫清了前程障碍。而负责北上调解的蒋琬若无禁军随行不排除也会死于乱军之中)。

4）当然杨仪兵变应有众多不明以及明了真相的将领协从，利益相关。但若要全数追究，则对于再也经不起风雨侵蚀的蜀国来说却并不重要了。当然首恶责任是必须要追究的。(见最后蜀汉朝廷的处理)。

9、而据前分析，蜀汉内部其实完全清楚魏延事件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还要隐瞒历史呢?

1）参见“常房事件”。《三国志.后主传》中“建兴元年夏，牂牁太守朱褒拥郡反。【魏氏春秋曰：初，益州从事常房行部，闻褒将有异志，收其主簿案问，杀之。褒怒，攻杀房，诬以谋反。诸葛亮诛房诸子，徙其四弟於越隽，欲以安之。褒犹不悛改，遂以郡叛应雍闿。臣松之案：以为房为褒所诬，执政所宜澄察，安有妄杀不辜以悦奸慝？斯殆妄矣！】裴松之认为常房事件是蜀汉朝廷失察，却不知蜀汉朝廷当时实则迫于无奈，准备不及而无力平叛，只能先安抚朱褒不使事件恶化。而不得不冤杀常房诸子，事后再铲除朱褒。

2）而魏延事件也同理。当魏延与杨仪的奏疏同时到达时蜀汉朝廷需作决择：魏延忠职守，擅韬略，善养士卒，豪放忠义；而杨仪擅后勤，性狭义，风评较差，且统领优势大军。此时如果对杨仪过分苛责的话，很可能会出现杨仪所代表的利益团体的引军叛变事件，后果严重。为了安抚杨仪大军，蜀国不得不疑延保仪，先稳住杨仪之心，之后派军北上调解，择机收杨兵权再行处置，只是蒋琬慢到了一步。而魏、杨死后，蜀汉朝廷依旧不公开替魏延翻案则是基于事件之始处置的阴暗层面，失之道德，公开平反会给民众带来蜀汉政权妄杀忠良的负面影响。这就是魏延事件被隐秘的原因。

10、最终《南郑县志》记载了蜀汉给魏延修墓，并雕石马于墓前。朝廷“以礼收葬”，追认了魏延的功绩，虽未公开却变相地为魏延平了反。民间流传至今墓为蒋琬(一个意欲调解，行在半途却赶之不及的人)所修。现在陕西汉中市北门外2公里的石马乡墓前有两个下跪石马，意指害死魏延的两人：杨仪、马岱。石马乡因此得名。而今墓不存，二石马一残破一完整，于1973年移至汉中市博物馆保存。(在历史中魏延死后一年内杨仪下狱身死，马岱同时段消声匿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