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默热

《聊斋志异》与《红楼梦》，在中华民族古典小说园圃中，是两朵绚丽的奇葩，如果说《聊斋志异》是古典短篇小说的艺术高峰，《红楼梦》则是古典长篇小说的艺术高峰。在歌颂赞美女性，表现世情爱情方面，两部小说同样闪烁着人性的光辉。本文重点不是要研究两部小说的具体内容，而是要通过对两部小说思想宗旨的比较研究，探讨两部作品时代背景的异同，从而判断清楚两部小说的创作年代。

《聊斋志异》的作者及其创作年代是清楚的，作者为山东的蒲松龄，自署柳泉居士，作品创作于康熙中期。对《红楼梦》的作者和创作年代，现在一般都解释为乾隆中期的曹雪芹所作。但是从《红楼梦》与《聊斋志异》的比较看，两部小说都应当是晚明文化气脉的产物，都应该创作于清朝初期。用曹雪芹及其生活的时代，是无法解释这种文化现象和文学规律的。

《红楼梦》与《聊斋志异》有很多不同之处：《红楼梦》是长篇小说，《聊斋志异》是短篇小说集；《红楼梦》是白话文；《聊斋志异》是文言；《红楼梦》是章回体，《聊斋志异》是志怪体；《红楼梦》写现实生活，《聊斋志异》写妖魔鬼怪。总之，两部小说的差异是很大的，但这种差异只是文学形式上的差异，并不影响两部作品思想宗旨的相似性。

《红楼梦》与《聊斋志异》之间，存在着很多相同或相近之处：两部小说都是重点写女人的文学作品，作品中都表达了深刻的女性崇拜思想。《红楼梦》用长篇小说的艺术形式成功地创造了数十位人世间的女性形象,《聊斋志异》用短篇小说集形式也成功创造了几十个以鬼狐面貌出现的女性形象。两部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不仅数量众多，更个性鲜明，喜怒哀乐，声情并茂，跃然纸上。两部小说的作者都是写女性的铁笔圣手，在中国文学史上，可谓善写女性的双子星座。

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古典小说里，哭得最美的女性人物是谁？是《红楼梦》中多愁善感的林黛玉，她几乎随时可以掉眼泪，什么情况下都能哭，哭得花瓣为她落地，小鸟飞走不忍听。在我国汗牛充栋的古典小说里，笑得最美的女性形象是谁？是《聊斋志异》中的狐女婴宁。婴宁爱笑，笑得无拘无束，笑得无法无天，甚至连结婚拜堂，她都笑得不能行礼。林黛玉哭得梨花带雨，婴宁笑得春光灿烂，这一哭一笑，展示了我国古典文学中人性刻画的最高境界。

《红楼梦》和《聊斋志异》最关键的相同之处，是作者内心洋溢着的女性崇拜思想，把女性刻画成了真善美的代表。《红楼梦》中的女儿都是聪明、圣洁的形象，作者把女儿看作“水做的骨肉”，“见了女儿就感到清爽”，“金紫万千谁治国？裙钗一二可齐家”。《聊斋志异》中的狐狸精形象，不仅美丽迷人、智谋过人，才情超人，还具有侠义心肠，肝胆照人。我国著名作家冰心有句名言：如果没有女性，我们将失掉生活百分之五十的真，百分之六十的善，百分之七十的美。用冰心的观点看《红楼》和《聊斋》女性，大体不错。

《红楼梦》和《聊斋志异》都深刻地表达了爱情至上主义思想。《红楼梦》中的“木石前盟”、“金玉良缘”可谓惊天地泣鬼神。宝玉和黛玉的爱情，乃是心灵上的结合，具有生死不渝的特点。《聊斋志异》的爱情就是写男女之间心灵的结合，为了爱情魂魄相从，为了爱情生可以死，死可以生。为了爱情，贫富不成其为障碍，为了爱情，人鬼仙凡不能阻隔。例如，《聊斋志异》中连城与乔生的生死恋情，阿宝和孙子楚魂魄相随的痴情，与《红楼梦》中宝黛之情，显见异曲同工。

《红楼梦》和《聊斋志异》都为女人营造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乐土。《红楼梦》中有美轮美奂的大观园，作为姐妹们风雅生活的一方净土。《聊斋志异》中有诸多仙狐居住的仙境乐土。这方净土与生活于其中的纯真女儿结合在一起，就使两部作品都呈现出诗化的意境。《红楼梦》中的《葬花吟》与《聊斋志异》《绛妃》篇中《讨风神檄》，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们都暗喻黑暗时世是“风”或“风刀”，而叹息处在“风”摧残下的“花”（实际是人）。《葬花吟》由落花时节的“花谢花飞飞满天”，联想到“风刀霜剑严相逼”；《讨风神檄》写红花纷纷飘落，绿叶惊惶凋零，埋葬了香花，掩埋了玉瓣。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红楼梦》和《聊斋志异》中，都记录并歌颂了那个姽婳将军林四娘的故事。这是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顺治二年（1645）的山东青州。事见蒲松龄《聊斋志异》卷五《林四娘》,王渔洋《池北偶谈》、林西仲《林四娘记》以及陈维崧《妇人集》，《红楼梦》中的《姽婳词》，记载的是同一故事。请注意，记载此事的蒲松龄、王渔洋、林西仲、陈维崧都是同时代人，即明末清初人，他们的记录，都是事件发生后的即时记载。《红楼梦》中也说林四娘的故事是个“新题目”，可见也是即时记载。由此推断，《红楼梦》与《聊斋志异》应是同一时代的作品，作者也必然是同时代人。

《聊斋志异》的《林四娘》篇，记录了林四娘的一首诗：“静锁深宫十七年，谁将故国问青天？闲看殿宇封乔木，泣望君王化杜鹃。海国波涛斜夕照，汉家箫鼓静烽烟。红颜力弱难为厉，蕙质心悲只问禅。日诵菩提千百句，闲看贝叶两三篇。高唱梨园歌代哭，请君独听亦潸然。”这首诗各家记载有出入，但一个共同点是，诗中充满了对改朝换代的无限惆怅，对故国山河的无限眷恋，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从林四娘故事联想到《聊斋志异》与《红楼梦》两部小说的创作背景。明朝晚期，在中国文坛上，掀起了一股言情文学狂潮，不论小说还是戏剧，都几乎达到了“非情不传”的程度。作为“言情文学”，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对妇女的赞美和歌颂，在汤显祖的《牡丹亭》、冯梦龙的《情史类略》、《三言》以及吴越作家群的大量文学作品中，都能看出言情文学在当时社会的主流地位。

明清鼎革改朝换代后，晚明言情文学并未消失，而是与清初遗民阶层的兴亡感叹思想相结合，形成了借言情文学形式表达兴亡感叹思想的文学新潮，文学界称之为“晚明文化气脉的延续”。就像《长生殿·弹词》唱的那样:“唱不尽兴亡梦幻,弹不尽悲伤感叹,太古里凄凉满眼对江山。我只待拨繁弦传幽怨,翻别调写愁烦,慢慢地把天宝当年遗事弹。”毫无疑问，《聊斋志异》与《红楼梦》两部小说，不仅是晚明文化气脉延续的产物，也是清朝初年这个特殊文学时代的两部代表作。

这一时期，借女人与情表达兴亡感叹思想的文学作品很多，如毛奇龄曾选辑浙江闺秀诗，王士禄曾汇辑古今闺秀之文二百三十卷编为《然脂集》，陈维崧曾纂集明清之际妇女诗及轶事为《妇人集》，沈德潜选《国朝诗别裁集》，收入一些著名女作家诗，阮元《淮海英灵集》收录妇女诗作四十余家，《两浙猷轩录》收录江浙两地妇女诗文一百七十余家。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中有柳如是编写的女性诗人作品集，冒辟疆悼念董小宛的文章名之曰《影梅庵忆语》，其子冒丹书亦著《妇人集补》。《红楼梦》和《聊斋志异》同时出现在这一时代，就势所必然了。

《聊斋志异》的兴亡感叹思想，除了表现在《林四娘》中以外，还有很多篇章，通过鬼狐故事，描写明清更替时期战争破坏之惨烈及人民生活之痛苦。《红楼梦》中的兴亡感叹思想，除了同样选录了《林四娘》之外，主要表现在对明代“诗礼簪缨”延续百年的江南世族，改朝换代后由“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到“落一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下场的无尽哀怨上。

《红楼梦》和《聊斋志异》作者，除了受当时文人共有的民族气节思想影响外，还与个人在科举生活中的坎坷遭遇有关。《聊斋志异》是蒲松龄长期科场郁郁不得志之时的“孤愤之作”，书中写盲人用鼻子嗅文章呕吐的故事，讽刺清廷科举制度的腐败与黑暗。《红楼梦》作者也说创作此书是因为“无材补天”，书中假宝玉之口，骂尽了天下的“国贼”、“禄蠹”。

学术界对《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的身世阅历已经考证得很清楚，但对《红楼梦》作者的考证却南辕北辙。《红楼梦》与《聊斋志异》的共同背景，说明作者决非乾隆中期的曹雪芹，乾隆时期人也写不出清初社会背景的小说，就像文革期间的作家写不出上世纪三十年代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一样。笔者考证，《红楼梦》作者是清初的洪昇，与蒲松龄是同时代人，同样受晚明文化气脉熏陶，同样受遗民思想浸染，创作的同样是具有清初背景的文学作品。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由林四娘故事穿起来的三个著名文人之间的特殊关系。《池北偶谈》的作者是清初的大官僚文人、诗坛领袖王渔洋，《聊斋志异》作者是山东的穷秀才蒲松龄，《红楼梦》的作者是杭州的世家子弟洪昇。王渔洋与蒲松龄同为山东人，王渔洋辈分较长，身份较尊，蒲松龄执弟子礼。王渔洋对蒲松龄的才能十分欣赏，《聊斋志异》创作完成后，王渔洋为《聊斋志异》题辞云:“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说是“姑妄言之”,却道出了《聊斋志异》的主旨。

洪昇乃是杭州人，却是王渔洋的及门弟子。王渔洋对这个高足的才华十分赏识，二人之间的感情也十分深厚。洪昇在康熙二十八年因“国恤聚演”事件被斥南归后，王渔洋曾作诗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稗畦乐府紫珊诗，更有吴山绝妙词。此是西泠三子者,老夫无日不相思。”洪昇在北京国子监期间，几乎每年都要回南探视父母，多数时间取道山东南下北上，与蒲松龄之间是否有直接交往，因无史料证实，不好妄断。

这样关系密切的三个文人的作品中，同时出现了林四娘的故事，并且都称之为“姽婳将军”，故事情节也基本相同，并且与林西仲、陈维崧记载的金陵歌姬林四娘故事有很大差异。说明王渔洋、蒲松龄、洪昇三人记载的林四娘故事来源应该是同一渠道，只是在各自的创作中处理手法稍有不同而已。这一故事来源的渠道，就是在顺康年间，王渔洋时任翰林院学士，受朝廷之命搜集“前朝忠烈事迹”，在自己的《池北偶谈》一书中，记载了自己撰写的《林四娘序》和故事。《红楼梦》将此回故事的题目写成“老学士闲征姽婳词”，足证故事素材取材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