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西藏阿里寺庙内条件简陋，只能席地普查。
西藏那曲地区地广人稀、交通不便，普查员与收藏者相约在一座山上相会，就地铺开毡子开始了普查。
本报记者 李洋
悠悠中华，五千年悠久历史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古籍，承载光辉灿烂的思想。可身为这文明的继承者，当今人们却很难说清先辈为我们留下了多少典籍。2007年启动、2012年全面展开、2014年开始收官的新中国最全面一次古籍普查，力图回答历史留给我们的问题。
问典
古代典籍留下多少？
“我们一以贯之为浩如烟海”
2011年9月23日，一项被誉为医学界诺贝尔奖的拉斯克奖在美国颁奖。这一年，它的得主是发现了治疗疟疾的药物“青蒿素”的中国学者屠呦呦。令全世界感到新奇的是，屠呦呦获奖后介绍，在她的实验研究经历多次失败陷入困境时，是一部中医古籍《肘后备急方》中的一段话“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启发了她，使她改变了药物的提取方法，采用低温提取，解决了关键性的技术难题。一部1600年前东晋时期的医学古籍，帮助今天的人们解决了医学难题，承载了中华文明的古籍再次显示出它强大的生命力。
中华文明是世界四大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文化的一脉相承也使中国拥有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献典籍。就在不久前闭幕的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特展上，仅参展的110余部古籍就令参观者叹为观止，沉醉于中华文明的丰富样貌。甲骨、简帛、金石旧拓、古代舆图，古代典籍的载体非常丰富，它们又承载了宗教、哲学、文学、科技、经济、政治、军事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如中国第一位驻外大使郭嵩焘所著《[光绪]湘阴县志》稿本，经曾国藩批校，弥足珍贵；著名文学家蒲松龄的《鹤轩笔札》，收录了其南游宝应、高邮时担任孙蕙幕僚期间的稀见稿本，展示出少为人知的经历和思想。中国书籍史专家钱存训曾在著作《书与竹帛》中讲到，我国16世纪以前书籍的数量，超过此前世界其他国家书籍的总和。
然而，经过岁月荡涤，历经自然灾害和战争等人为灾祸，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古代典籍到底还存世多少，它们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如何，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大量古籍没有清点和编目，而私藏古籍、寺庙收藏的古籍以及流散海外的古籍更是数目模糊，我们一以贯之为浩如烟海。”国家图书馆党委书记、常务副馆长詹福瑞曾这样形容。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记得，自己上世纪80年代还在北京大学古典文献学专业学习时，不同的学界前辈给出的答案就相差整整一倍。“有的先生估计留存在世的中华古籍有七八万种，也有先生说是十五六万种。”张志清说，那时候，老一辈学者常常提到摸清存世的中华典籍家底是他们的心愿，也常常寄语他这一代学人，说要是他们能把古籍存世的情况弄清楚，就完成了一个历史任务。
古籍第一次迎来人们“检阅”是在“文革”后期，当时周恩来总理亲自倡导要摸清善本家底。善本，是古籍中在学术价值、文物价值、艺术价值各方面俱优的珍品，这次普查的重点自然集中在清乾隆以前，尤其是明代以前的古籍。历经20年，对古籍的第一次“检阅”得来一套《中国古籍善本总目》，收录781家收藏单位约6万种善本。不过，由于缺少扫描和照相设备，当时清点的善本古籍并未留下书影。登记查点时遇有古籍基本信息的疑问时，也缺少条件做专家集体会诊。
直到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成为我国政府首次颁布的关于古籍保护的文件，由此开始了全国范围内的一次更加全面的古籍普查登记。这一次，凡是1912年之前书写或印刷的，以中国古典装帧形式存在的，具有重要历史思想和文化价值的珍贵古籍，都纳入普查范围。
寻典
500名普查员挑战地大物博“熟练工一天只能查五六种”
“请问，哪一行是书名？”普查一开始，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就把人难住了。提出这个问题的是南方一家县级图书馆的普查员，他介绍，在县级图书馆里，很少有学习历史、古汉语或文献学等古籍相关专业的馆员，普查古籍实在心有余而力不足。根据国家古籍保护中心2007年的统计，在古籍普查开始之初，全国各级图书馆中的专职古籍保护人员不足100人，有古籍相关专业知识背景的人员不足500人。而他们要面对的是当时所知的890多家收藏有古籍的单位。
一把尺子、一部相机、一台扫描仪和几本工具书，这就是古籍普查所需要的工具。工具倒不多，可要真的查清楚，又不那么简单。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最初制定的普查表格长达16页，共50多项，细看这些项目，古籍的开本尺寸、版式、行款、钤印、装帧形式，每一篇序和跋的核心信息，以及哪一页有破损，破损是酸化还是虫蛀，又破损到了什么程度，均要一一记录在案。此普查表可以详细呈现出一册古籍的文物属性、艺术属性和文献属性。可这么多专业的普查项目让很多缺少专业人才的图书馆束手无策，各级古籍保护中心只得手把手培训人才。
“就算是熟练工，一般一天也只能普查登记五六种古籍。”北京古籍保护中心一位普查员介绍，其中最令新老普查员头疼的就是判定“版本”。原来，中国古籍有个特点，通常没有现在图书的版权页。本来，古代刻印典籍一般会在卷首有“牌记”，会记录刻印的时间等基本信息，但在流传过程中有的遗失了，有的则是被书商故意拿掉，模糊图书的年代信息以谋利，让后世之人难以为古籍断代。要想断得清楚古籍的年代，不仅要有深厚的古文功底，能通读古籍的序和跋，从中找到有用的年代和人物信息，还得熟悉历史上各个年代典籍的通行尺寸、行款和装帧风格，甚至对各年代的纸张特点、用墨特点都非常熟悉，才不会张冠李戴，而这绝非一日之功。曾有一家基层图书馆，由于普查员实在断不出古籍的年代，就干脆统一“判定”为宋刻本，令人啼笑皆非。直到2012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将普查表格简化为6项必填和7项选填，降低了所填信息的难度，才使古籍普查得以全面展开。
中国国土面积之大使得古籍分布异常广泛，其在偏远地区的分布之多也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料。仅靠全国不足500位具有相关知识背景的人才，把这些偏远地区的古籍一一找到看上一眼，并非易事。
4年多过去了，西藏阿里地区在少数民族地区中第一个完成了古籍普查登记。几十位普查员全部放下日常工作，一年中跋山涉水足足6个月，出车83次，行程1万余公里，才将75个收藏单位和20户收藏家庭跑遍。阿里收藏有古籍的单位多为寺庙，光是札达县就有39座寺庙和拉康(藏语，佛殿)收藏有古籍，占阿里地区收藏单位的半数以上。可这些寺庙大多位于人烟稀少的僻静之所，因为缺少人手，札达县文体局局长洛丹只能亲自上阵。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他和普查员们有时晚上就睡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遗弃民房里。这种遗弃的民房根本没有屋顶，所谓“房”也只剩四周一圈半人高的石头墙而已，“房”内则是空地一块，大家把随身带来的行李、睡袋铺在地上，和衣而卧凑合一晚。有的地方实在太远，还得普查员与当地共同约定一个山头，双方都赶到那里汇合，然后便在草地上铺块毡子清点、普查起来。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援藏干部萨仁高娃，也亲历了一次跋山涉水的古籍普查。日喀则地区吉隆县贡当乡汝村海拔近4000米，上世纪70年代，村里人从这里的地下挖出了先辈藏于此的260函古籍，然后便将古籍安置在一间土坯房里。这些记录了藏传佛教噶举派蔡巴噶举分支经文的宝贝静静地躺在土坯房里约40年后，才在第四次古籍普查中被人提起，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去年6月，萨仁高娃和西藏自治区图书馆、日喀则地区文化局的同事们组成了一支7人小分队前去探看。汝村不通手机信号，也不通公路，几乎与世隔绝，车子开到距离村庄最近的一座山上便找不到路了。来接应的汝村人牵着十几匹马，把普查需要的仪器，留宿当地需要的睡袋、锅碗瓢盆，甚至圆白菜等口粮都驮在马背上，而所有人则要冒雨翻过这座山。“山上几乎没有路，就是在碎石当中走，走了三个小时。”萨仁高娃说，可这还没完，下山后还没歇几分钟，又得爬上对面的山，继续行进了一个半小时才来到汝村。听说有人来整理这些古籍，全村人都来帮着搬运，那份热切和虔诚让普查员们片刻不敢耽误。50平方米的村委会就成了小分队的办公室、食堂兼宿舍，大家几乎不出屋子，从早到晚埋头整理古籍，忙活了10天才全部完工。
品典
孤本重现，版本重断
“11375部新晋国家珍贵古籍”
随着普查的进行，好消息不断传来。2009年夏天，北京古籍保护中心团队就在面向市属单位的古籍普查中收获了一个新发现。
在北京市一家单位的图书馆善本古籍中，普查团队发现了《周易集义》的残本。根据上世纪80年代编成的《中国古籍善本总目》记载，该古籍是明代刻本。可前去普查的人员现场登记时却发现，无论是开本还是字体，抑或书中的避讳字，都显示出该书的宋刻本特征。这个疑问一直留在大家心中，待这家图书馆内的善本全部整理登记完成后，几位普查员又广查工具书。终于，他们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专家李致忠的《宋版书叙录》中找到一丝线索，这本书中提到收藏大家傅增湘在《藏园群书经眼录》中记录过一套残本《周易集义》。再去找傅先生的书，发现他看过的这套《周易集义》的许多特点以及该书多年来的流传过程，恰恰与眼前的这部一致。很快，经过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多位专家的现场鉴定，这套古籍最终确定为南宋淳祐十二年(公元1252年)魏克愚徽州紫阳书院刻本。此前业界一直认为《周易集义》宋刻本传世的仅有一部，存于国家图书馆，而新发现的这部经专家鉴定认为，虽为残本但品相较之国图藏本更佳，版本价值也更珍贵。
在古籍界，每一部宋版书的发现都是令人非常兴奋的事情。李致忠介绍，北宋书业繁荣，但金入侵北宋时将大量版片“捆载北还”，后来金被蒙古攻打时，这些书籍版片损失殆尽。南宋刊刻书籍时，只能从民间收集北宋版书籍，再翻制版片才行。我国大陆所存宋刻本古籍一共也不足2000种。
古籍普查的广受关注也引起了高校、文物、宗教、医学，甚至军事领域的积极参与。首批古籍保护试点单位之一的军事科学院就在普查中，将讲述火攻兵法的《五火玄机》等孤本兵书和罕见的古代战争阵法图等呈现在人们眼前，大大丰富了古籍种类。“经国家四批评审，已有11375部古籍入选了《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张志清介绍。
山东省图书馆还从十多所历史悠久的中学图书馆中发现了古籍，令图书界倍感振奋，想不到这样的基层单位也有古籍收藏意识。而河南嵩山少林寺在全社会重视古籍的感召下，开始大量收藏古籍，欲建藏书楼。收藏了诸多中文古籍的北美地区著名大学如哈佛、耶鲁、伯克利、芝加哥的东亚图书馆，也纷纷伸出橄榄枝，希望将所藏古籍与中国的古籍普查进行联合编目。
经过长达7年的全国古籍普查，和2007年相比，全国古籍保护人才已从不足100人上升到700多人，具有相关背景知识的人员从不足500人上升为2000人；普查发现收藏有古籍的单位从890多家上升为2800多家。截至目前，通过普查，已能估算出1912年以前的存世古籍达20多万种、45万余个版本，古代典籍的文化家底正在逐渐清晰起来。
观点
古籍普查不应忘了书版
佛教、敦煌学、目录学专家 白化文
全国范围的古籍普查现已进入“收官”阶段。这是我国历朝历代都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欣逢盛世，在我们这个时代基本完成了。再下一步，应该重点走哪一着棋？一孔之见以为，不可忽视古籍的“母亲”和“姥姥”。
古籍，除了抄录出的抄本以外，都是发明印刷术的中国人用刻本、活字本、木版水印本等印出来的，中国印刷术及其书版，应该说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某些国家印本书籍的“母亲”，而印刷制版工匠则是它们的“姥姥”。
中国纸寿千年，好纸还不止千年。图书在图书馆等处受到保护，一般说可保无虞。可是，书版是极容易蠹蚀的。我因工作需要就曾存有一块书版供课堂上展示用，因保管不善，现已蠹蚀成粉末状。各种铜、木、瓷、泥等活字，以及饾饤版，保存更难。全国现存各种书版究竟有多少、保存现状如何，还没有做到心中有数。现在市面上书版交易活跃，有的抬高到十几万元一块。如听任流失，后果堪虞。我建议，应迅速开始书版的普查，改善其保管条件，并由专人立即编目。
我国传统印刷术的传承在于工匠，他们是古籍的“姥姥”，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人。现在应该培养能熟练操作刻字、印刷、装订的新一代工人，不能断档！还得大力培养和扶持懂得中国土法造纸、制墨等技术的工匠。培养的方式，就是让他们有活儿干，在工作中培养与锻炼。
可能有人认为，这岂不是在搞倒退。不过，我觉得在某些情况下，还是这样做最合适。例如，北京邦普公司影印汉文版《乾隆藏》，补版占全藏约四分之一左右。补版参照了20世纪80年代文物出版社影印的《乾隆藏》。但根据照像补版，风格与原版刷印的那一部分极有差异，只得不顾成本采取补刻，才能使全书刷印出来的风格基本一致。现在全国残存木版颇多，广陵书社就利用所藏刷印过一些。遇有需要补版处，也以用此法为宜。此外，如果再印一些如《续续古逸丛书》之类的书，不妨也用此法。从培养工匠的角度看，这是现时较易执行的办法。至于刻印新书，那是最好的，但得看机会了。
后记：在白化文等学人的呼吁下，书版这个类别即将列入《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全国也将逐渐开始书版现存状况的普查。
发现
《扬子法言》
曾成贪官非法牟利工具
辽宁省图书馆普查到的宋刻本《扬子法言》，是一部颇具戏剧性的书。南宋时期的这部书刻于浙江台州，刻工却是宁波的著名工匠蒋辉。原来，蒋辉刻工高超到可以刻假币，终因刻假币入狱，被发配到台州监狱服刑。当时担任台州知府的唐仲友是个学问高但才德浅的人，就请蒋辉为自己再刻假币，也请他参与刻“三子”，即《荀子》、《扬子法言》、《文子》。唐仲友用公款刻“三子”，却将售卖所得中饱私囊，曾被朱熹上奏弹劾。辽宁省图书馆在上世纪80年代的善本普查中，仅将这部书登记为宋刻本，却未能注明其为台州本，而这台州本之妙也值得一说。台州本“三子”是按照北宋时期国子监的版本翻刻的，这个版本校勘严格审慎。因北宋古籍存世极少，台州本也就帮助人们得窥北宋国子监刻书面貌，为历代藏书家和版本学家青睐。
地级市图书馆找到
宋版《四书章句集注》
江苏最北边缘的地级市图书馆徐州图书馆，竟然在普查中发现了一部宋刻本，令很多大图书馆惊讶和羡慕。原来，在汪伪政权时期，徐州曾是汪精卫设立的淮海省首府，当时的徐州图书馆贵为省级图书馆，很注重收藏古籍。根据上世纪80年代的调查，徐州图书馆约有10万册古籍，到此次古籍普查之前已陆续整理登记出6万多册。其余被认为书品不佳、版本平常的3万多册就堆在一间老屋子里。有一天，在这堆不被重视的旧书中，普查员朱志民发现了《四书章句集注》中的一册，虽然封面陈旧，可里面印刷精美，而且字体端庄、纸张细润、墨色清纯，一派宋版书气象。继续翻检，普查员竟然在这间老屋子里发现了整部《四书章句集注》，总计28卷。一个地级市图书馆真的会藏有宋版书吗？一开始，大家都不太确定，审慎起见，这部书等了两年才被正式上报给国家古籍中心，没想到一经上报，就被验明正身，成了一个惊喜。
《乖崖张公语录》
隐含书商愿望
说起南京图书馆普查过程中详细编目的《乖崖张公语录》，很多人都感兴趣，因为它曾是著名私藏机构过云楼的藏书。过云楼藏书现如今在拍卖市场上价格不菲，甚至一部就可以达到2000多万元。张公，说的就是宋朝名臣张咏，据传他也是中国最早纸币“交子”的发明者。由于此人施政方法独特，他的语录才得以流传于世。曾经，张咏被派往四川弹压农民起义，他按照名单把参加起义的人都找来之后，将他们全部释放。他的“贼能挟民为贼，我能还贼为民”就成了一句语录。张咏与宋朝名相寇准是好朋友，竟能直言寇准当官太早，学术积累不够，应该加强学习，令对方深以为是。如今普查中为世人关注的这部《乖崖张公语录》，是南宋书商刻印的单行本，相比张咏的全集所收语录更全。有专家揣测，当时南宋书商单独刻印张咏语录，许是期待这样的官员能更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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