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述就是用文字撰写作品，作品本身在古代也称著述。为什么要著述？如何看待著述？这就涉及到著述观念的问题。在中国古代，人们将著述看作立身处世的基本技能，又是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标志，这一观念深入人心。但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以著述为立身之本的观念并非一开始就是如此，要到汉代才建立起来。

从先秦到两汉，著述本身从君王政治的附庸，演变成为文化领域一项独自发展的社会事业，在此期间，著述观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巨大变化。造成著述观念变化的历史原因很复杂，主要来自两方面。其一，社会文化的历史变迁。具体说，就是从西周史官文化的昌盛，演变到春秋战国史官文化的瓦解，再演变到史官文化瓦解后，汉代出现新的社会文化；其二，以书籍为代表的文字作品传播方式的不断进步。具体说，就是从史官文化实行官书垄断，演变到春秋战国时冲破官书垄断，民间流通的书籍逐渐增多，再演变到汉代废除官书垄断后，书籍真正面向公众传播以及书籍材料的变化等。

讨论先秦到汉代著述观念的变化，涉及到两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史官文化；官书制度。用这两个概念讨论先秦两汉书籍问题，始自我的老师刘光裕先生。先秦两汉的书籍问题极为复杂，也最难解释，在与我的日常讨论中，刘光裕老师反复提及此点。在经过了长期深入的思考后，他逐渐形成了这一思路，并于近年来先后撰文讨论。以愚见，刘光裕先生是第一位从传播角度考察先秦两汉书籍问题的学者，其论也最为深入透彻。因此，我完全认同他对这一时期书籍传播等问题的看法，并在此基础上思考著述观念问题。

“史官文化”的概念，由范文澜明确提出，其思路可溯源自清中叶至民国早期的章学诚、龚自珍、梁启超、刘师培等学人，当代学者如徐复观、杨向奎等亦有重要论述[1]。这些学人对“史官文化”的理解不尽相同。另一概念“官书制度”，当为刘光裕独创。“官书”来自《周礼·天官·宰夫》：“六曰史，掌官书以赞治”。刘光裕在此基础上提出“官书制度”概念。他认为，史官文化指以史官为代表的一种官方文化，它直接产生的是官书制度。史官文化昌盛于西周，周平王东迁以后，渐趋衰落。

本文讨论先秦时期的著述观念。两汉时期的著述观念留待下篇。

秦之前的历史时期一般称为“先秦”，主要指夏、商、西周、春秋、战国这几个时期。先秦著述观念的变迁，大致分为春秋之前、春秋时期、战国时期三个阶段。春秋之前，作者奉王命而作，著述不属于作者，与作者名声无关；春秋时期，出现了立言不朽的观念；战国时期，面向公众的著述观念开始出现。这三阶段的特征均与史官文化和官书制度的变迁密切相关。

春秋以前：著述不属于作者

以西周为代表的史官文化，其特征可简单归纳为两点：其一，君权至上；其二，官方全面垄断文化。在史官文化时期，凡学校都是官学，凡书籍都是官书；私家没有学校，私家也没有书籍与著作。这种情况，是汉代以后从未见过的。

清代学者章学诚指出：“春秋以前，凡有文字，莫非官司典守。即大小术艺，亦莫非世氏师传，未有空言著述不隶官籍，如后世之家自为书者也。”[2]所谓“官司典守”，是说所有文字作品都归官府有关部门典藏，一概不准流布民间私家。当时，篇籍的作者都是巫史官员；巫史官员以外没有作者。巫史官员是专职的文化官员，官职是世袭的；他们的文化与技能是父传子受，在家族中世代传承。因此，巫史官员所撰作品与篇籍，也伴随官职世袭而在官府代代传承，这就是所谓“世氏师传”。其结果是书籍由官府世代典藏和使用，无法流布民间。另外，在西周礼乐制度之下，所有文化包括典籍，都归天子所有；典籍由天子按礼乐等级进行分配，诸侯国各自只准拥有天子分配的典籍，超出这个范围就是违礼。因此，彼此视典籍为自己拥有的特权，既不准在官员或诸侯之间任意流传，更不准流布民间私家。比如，西周初年，周成王封赠给鲁国大量典籍，因为鲁国是伯禽的封地，伯禽是周公的儿子，因此鲁国获得的典籍最多[3]，但典籍被视为特权，不能公众传播，也不能互相交流，因此，吴国的公子季札要亲自到鲁国，才能看到完美的诗乐[4]；晋国的世卿韩宣子也要到鲁国，才能从鲁国史官那里看到《易》等典籍[5]。由于得到礼乐制度的有力支持，书在官府而私家无书的官书垄断局面，就像铁桶一般牢不可破。

官府全面垄断了文化，包括垄断著述。从事著述之人是巫史官员。他们从事著述，如史官撰史书，天官撰历书，太卜撰占卜之书等，凡此都是奉王命而作，无非尽王官职守而已。所以他们所撰篇籍，只能成为官书，不能属于自己，所谓“史，掌官书以赞治”（《周礼·天官·宰夫》）。身处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作者的头脑里不可能产生视作品为己有的想法，如章学诚所说：“未有空言著述不隶官籍，如后世之家自为书者也。” [6]章学诚又说：“古未尝有著述之事也，官师守其典章，史臣录其职载。”[7]这并不是说当时没有著述活动，而是认为没有如后世那种将作品视为己有的著述活动。那时候，只有“官师守其典章，史臣录其职载”那种官方著述活动。

因此，西周时期的所有著述，无非是天子君王手中的一种工具，是从属于官府政治的附庸而已。章学诚反复强调说：“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于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8] 原因就在，书籍与著作都归官府公家所有，不属于作者自己。

刘光裕先生将史官文化影响下的官书制度总结为三大特征：一是书籍不向公众传播；一是作者不署名；一是篇籍无定本。[9]这其中，“不向公众传播”与“作者不署名”对著述观念的影响极大，主要体现为下述三方面。

（一）作品代表君王官府，并不代表作者本人

史官文化时期的作品，虽然也是由作者写出来的，可是作者都是“王官”。他们奉命写作，写什么，怎么写，听命于君王的意志，目的是满足君王官府的需要。所以，作品必须代表君王官府的立场和利益，充分表达他们的思想观念。这样的作品，可以代表官府公家，却不能完全代表作者本人。章学诚说“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便是指此。这种著述活动以服务官府作为全部目的，作者无法自由表达自己见解，也无法充分显示创作才能；它必须听命于君王，依附于官府政治活动，因而不可能发展成为一项独立自主的文化事业。

（二）作者不关心自己作品的命运

由于作品都属官府所有，由官府典藏，归官府使用，不面向公众传播。作品能否流通、如何流通等，都听任官府公家处置；作品是否修改，如何修改等，也都听任官府公家的意愿。所有这些，都与作者无关，作者不必过问，也不能过问。作者可能从著述中得到的利益，主要是靠作品获得君王赏识，进而获得封赏或其它奖励。至于作品是否受其他读者欢迎，或是否要修改、流传等等，与作者均不发生什么关系。在此情况下，作者对自己作品的命运不可能关心，也不需要关心。

（三）作者头脑里没有署名观念

鉴于作品无论在名义上还是在事实上都代表官府公家，并不代表作者自己，在此情况下的作者，头脑里不可能萌生在作品上署自己姓氏的想法和要求，署名观念无从产生。因此，春秋以前留存下来的典籍，如《诗》、《书》、《礼》、《易》、《春秋》及一些科技书籍等，一概没有作者署名。后世多不知作者是谁，于是传注家往往将这些作品托之于尧、舜、文王、武王、周公等大人物的名下。其实，这些大人物并不是真正的作者。这些作品的真正作者，名字没有留下来，原因是当时作者尚没有署名意识，不知在自己作品上署名。

春秋时期：出现立言可成名之观念

公元前549年，鲁国的叔孙豹出使晋国，与范宣子讨论何谓不朽时说：世代做高官、享俸禄、家族代代香火不绝，这些并不是真正的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10]朽就是“虽久不废”，声名可以传之久远。孙叔豹认为，只有立德、立功、立言才可能达到不朽，作为实例，叔孙豹提到了鲁国的臧文仲，说他死后，言论传到了后世。这番宏论，代表春秋时期崇尚事功、重名声的人生价值观，也是历史上第一次有关著述地位的明确表达。这一年，与叔孙豹同在鲁国的孔子（前551—前479）才3岁。

“立言”的字面意思，是通过语言或文字明确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就其功能而言相当于著述。叔孙豹在晋国谈论“立言”可以不朽，证明春秋后期有些人开始重视著述。从另一面看，叔孙豹将“立言”置于“立德”“立功”之后，又说明与事功相比，著述处于次要的与从属的地位。叔孙豹“立德、立功、立言”之说，以后逐渐成为中国士大夫人生价值观的基本内容，这方面的最早代表人物就是孔子。孔子一生积极从政，到晚年仍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事功不能有所作为，于是“退而修《诗》《书》《礼》《乐》”[11]。晚年“退而”著书，表明孔子一生以事功为第一，以著述为第二。孔子为何“作《春秋》”？司马迁记载说：“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12]由此知。孔子是在事功碰壁之后的晚年作《春秋》，旨在传道于后世，实践“立言”之不朽。

《左传》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13]祀，是祭祀；戎，是打仗。前者代表礼乐教化，后者代表战事武功。一直到春秋年间，在政治家眼里，著述还算不上是“国之大事”，多数人并不重视“立言”。所以，叔孙豹提出“立言”可以不朽，是一个不小的进步。它肯定了著述的重要性，并且将著述与个人名声联系起来。这一观念的产生，源自当时的历史环境。春秋时期，周王室政权衰落，史官文化亦开始衰落。诸侯国势力崛起，对诸侯国来说，施政得失关乎国家的存亡兴衰，而施政得失与是否重“立言”关系很大，因而重国家兴衰不能不重“立言”。再者，当年使臣频繁往来于各国之间，使臣都讲究辞令，这也是重“立言”的一个因素。

战国时期：著述开始面向公众

春秋以后的战国年间，是中国古代史上的社会大变动时代。在文化领域，孔子私人办学获得成功，从此带动各国出现私学热潮，促使史官文化进一步瓦解。长期由官府垄断文化的铁打江山终于出现了断层，而且断层越来越大。这时期，对著述观念影响最大的社会因素，一是诸子崛起；另一是官书垄断被冲破，民间开始有书，士大夫开始重视文字作品的传播作用。

战国诸子都是教育家、思想家、著作家，他们是随着私学兴起而出现的；兴办私学，又是史官文化开始瓦解的产物。所以，战国诸子的崛起代表史官文化进一步衰落。考察战国诸子生平事迹，可知他们一生大都充满事功精神，坚持以“立德、立功、立言”作为自己的基本价值取向，像孔子那样，在事功方面碰壁之后，转而努力著述，追求“立言”之不朽。他们“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14]，“立言”成为诸子实现抱负的重要途径。他们的言论，或由自己，或由门生弟子，或由师徒合作，最后形诸文字，成为著作。春秋以前，中国没有私家著作文字。孔子与战国诸子，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批私家著作家。

历史上最早重视媒介传播作用的，也是战国诸子。在先秦文献中，《墨子》率先明确指出媒介的作用。《墨子》里讲，古代圣王重视鬼神，担心后世子孙不知鬼神之事，于是“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15]如此强调文字媒介超越时间、空间的传播功能，《墨子》之前尚不可见。

战国诸子，是当时冲破官书垄断的主力军。不过，史官文化的传统势力十分强大，官书垄断不能轻易退出历史舞台。战国后期的《荀子》，里面有一段话说，通晓“法则、度量、刑辟、图籍”的官吏，是世袭的——“父子相传”，他们执掌“图籍”，“不知其义，谨守其数”[16]，以此代代奉持君王，获取自己的俸禄，因此，“三代虽亡，治法犹存。” [17]这些奉持图籍之官吏，均为史官文化与官书制度之代表，由此可见，到战国后期，官书垄断的局面依旧存在。所以在战国年间，一方面是官书垄断逐步被打破，民间流通的书籍渐渐增多；另一方面是官书垄断势力依然强大，绝大多数官书仍不能在民间公开流通。在当时，民间流通的书籍主要是诸子。诸子本不是官书。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书籍，其流通范围实际上以师徒门生或学派内部为主。在汉以前，并没有出现后来那种面向社会公众的自由流通。

处于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著述观念也在悄悄发生转变。

战国中期，孟子倡言“知人论世”，这是读者关心作者的开端。

《孟子·万章下》有言：“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18]后人把这段话总结为“知人论世”。孟子认为，仅仅读古人的作品是不够的，还需“知其人”、“论其世”，所以读书之人，必须了解作者的生平事迹、思想见解，了解作者所处时代与社会背景。如果不了解作者及其时代社会，就不能正确理解作品内容。孟子“知人论世”的核心，是从读者接受的立场出发，提出了解作者及其时代的重要性，可以说，战国时期诞生了不同于官书垄断环境中的新型读者。孟子“知人论世”之说，代表了这新型读者对作者地位与作者作用的重要发现。这种新型读者只能产生于日渐面向公众的传播环境中。

战国末年，吕不韦以“著书布天下”为目的撰《吕氏春秋》，这是作者具有公众传播意识的开端。

战国末年，吕不韦招集门客，主持撰写《吕氏春秋》。《史记·吕不韦传》说：“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19]此段记载提供了以下信息：首先，吕不韦主持写作《吕氏春秋》的目的是受当时荀卿等人“著书布天下”的影响，他也要让自己著作传布天下，并为自己扬名；其次，吕不韦主动将著作公诸于众，并以“一字千金”的方法做公开宣传，这方法相当于今天的“炒作”，目的都是扩大与加深自己著作在社会公众间的影响。

从战国后期书籍领域的情况看，有些子书的传布范围已经超越了学派师徒的界限。例如，荀卿弟子韩非写的文章，就从韩国流传到秦国，颇为秦王赏识[20]。著作传播范围的扩大必然扩大作品的社会影响，作品与作者名声的相联关系也跟着日益凸显出来，吕不韦无疑看到了书籍领域的这种新变化。因此，他主持撰写《吕氏春秋》，就以“荀子之徒著书布天下”为榜样，其中显然具有公众传播的明确意图。“一字千金”的炒作，最能说明吕不韦具有公众传播观念。所以，他著述观念中的读者，既不限于弟子门生，也不限于官府官员，而以社会公众作为读者对象。这种读者与官书垄断下的读者，当然不同。

因此，吕不韦对待著作的态度，也与前人不同。其一，以自己姓氏命书，或曰《吕氏春秋》，或曰《吕览》。作者以自己姓氏命书，吕不韦是历史上第一次。作者以自己姓氏命书，与作者署名的作用是一样的。书籍一旦在公众间传播，读者如果不知作者是谁，将带来诸多问题，像孟子所说“知人论世”之类，因此改变以前作者不署名的古老传统就是十分必要的了。其二，作序言向公众推荐自己的著作。该书《序意篇》以“文信侯”名义（吕不韦封文信侯）介绍《十二纪》内容与要旨。《序意篇》实际上是该书序言，文献学家认为《序意》是我国最早的作者自序。作者自序，就是为了向陌生的公众读者推荐自己的著作。吕不韦上述做法，是向社会公开表达这样一种观念：《吕氏春秋》在精神上或名义上属于他自己，他是《吕氏春秋》一书的全权代表。这样的作者观念与著述观念，是以前从未有过的。

孟子“知人论世”之说重视作者，吕不韦具有明确的公众传播观念与自觉的作者意识，这些都是著述观念变化的表现。虽然在当时，此类观念尚未普及，但是，这些新型观念的出现，表明战国时期，著述观念正发生着重大变革。这背后，是史官文化与官书制度的渐次瓦解与公众传播时代的悄然来临。

【参考文献】

[1] 许兆昌：《周代史官文化：前轴心期核心文化形态研究》，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89-296页。陈桐生：《中国史官文化与》，北京：文津出版社，1993年，第2页。

[2] [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4页。

[3] 《左传·定公四年》记载了周成王对鲁公、康叔、唐叔的分封诰命。三者都得到了土地、人民、各类器具。唯有鲁公还额外得到了“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即一批文化官员与典籍。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536-1539页。

[4]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为之歌《邶》《鄘》《卫》……为之歌《王》……为之歌《郑》……为之歌《齐》……为之歌《豳》……为之歌《秦》……为之歌《魏》……为之歌《唐》……为之歌《陈》……自《郐》以下无讥焉……为之歌《小雅》……为之歌《大雅》……为之歌《颂》……见舞《象箾》《南籥》者……见舞《大武》者……见舞《韶濩》者，……见舞《大夏》者……见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161-1165页。

[5] 《左传·昭公二年》：二年春，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公之所以王也。”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226-1227页。

[6] [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第64页。

[7] [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第62页。

[8] [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第169页。

[9] 详见刘光裕：《简论官书三特征》，《济南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10]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晋。范宣子逆之，问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叔未对。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其是之谓乎？”穆叔曰：“以豹所闻，此之谓世禄，非不朽也。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豹闻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087—1088页。

[11] 《史记》卷47，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第1914页。

[12] 《史记》卷47，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第1943页。

[13] 《左传·成公十三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861页。

[14] 《汉书》卷30，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第1746页。

[15] “古者圣王必以鬼神为其各，其务鬼神厚矣。又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咸恐其腐蠹绝灭，后世子孙不得而记，故琢之盘盂，镂之金石，以重之。” 吴毓江：《墨子校注》，孙启治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新编诸子集成本，第340页。

[16] “循法则、度量、刑辟、图籍、不知其义，谨守其数，慎不敢损益也；父子相传，以持王公，是故三代虽亡，治法犹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禄职也。” [清]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 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新编诸子集成本，第59页。

[17] [清]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 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新编诸子集成本，第59页。

[18] 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51页。

[19] 《史记》卷85，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第2510页。

[20] “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秦因急攻韩。” 《史记》卷63《老子韩非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第2155页。

作者简介

陈静，山东大学文学博士。济南大学教授。研究兴趣集中于中国古代出版文化；近年来关注女性与出版问题。出版有《唐宋律诗流变研究》《图说中国文化·艺术卷》等著作。发表论文数十篇。所撰传统文化普及类作品输出版权到韩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