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中的史实错误，说随便翻开一页就能找到一处错误，可能有点夸张；但是如果说每天找一处错误，两三年能不带重样的，应该算实事求是。

《明史》中的错误来源于很多方面，我将其归纳为两种类型：客观性错误和主观性错误。客观性错误就是由于史料不全或者史料太过斑驳，导致编修人员在叙述之时出现偏差，这种错误就是我们常说的“挟泰山以超北海，非不为也，不能也”。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客观性错误，是由于《明史》的主要编纂依据国史、野史、家史其中就有不少问题，史源上就有问题或者自相矛盾，因此这种错误大多数是难以避免的；而主观性错误则是由于当权者自身的顾虑或者编修人员自身的考虑，导致对史实进行有目的性的改写或者删减，这种错误就是我们常说的“为长者折枝，非不能也，不为也”，比较典型的就是现在被批判最厉害的关于女真之事的大肆删减和美化。接下来主要谈客观性错误，因为主观性错误很多人已经谈得很多了。

《明史》中的客观性错误

明朝的史料，可以分为三类：国史、野史、家史，即钱谦益所说的

史家之取征者有三：国史也，家史也，野史也。于斯三者，考核真伪，凿凿如金石，然后可以据事迹、定褒贬。

国史，在明朝，陈于陛欲效宋朝修三朝国史例，撰修明朝国史未成，因此无国史，只能以《明实录》作为国史，后面史学家所说的明朝国史即指《明实录》；野史，如《双槐岁钞》、《玉堂漫笔》、《酌中志》、《万历野获编》等，由于“本朝史氏失职，以故野史甚多”（沈德符语）、“国史未立，而野史盛”（钱谦益语），明朝无国史，充当国史的《明实录》又是不传之秘，因此民间野史昌盛，野史数量十分惊人，“明野史凡千余家”（全祖望语），野史虽然记录了某些时代的侧影，但是很多也是充满道听途说的街谈巷议、捕风捉影之事，鱼龙混杂，难以辨别，因此梁启超有“治明史者，常厌野史之多；治清史者，常厌野史之少”的感叹；家史，墓志铭、神道碑等，我个人倾向于把个人回忆录式文集也纳入家史的范围之内，例如高拱的《病榻遗言》。明朝时，上至高官下至普通秀才，给人写墓志铭、神道碑作为润笔费的行为十分流行，因此产生了数量很大的家史记载，但是由于收了人的钱为人作史，所以必然会出现谄谀之词过多的问题。

对于国史、野史、家史三者所存在的问题，张岱在《石匮藏书》总结为“第见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也就是说国史之中污蔑之词太多，家史之中谄媚之词太多，野史之中臆断之词太多，因此，《明史》在编纂之初就面临着很多困难。第一次《明史》编纂工作是在顺治朝，由于资料不全，《明实录》缺天启四年、七年实录，且无崇祯实录，并且由于战乱，收集天下先朝记载的工作也无法展开，因此此次编纂工作只是收集了一小部分资料，并没有实际展开。

康熙朝开博学鸿词科重修《明史》，当时参与编修的人员可谓明代史学的黄金一代，黄宗羲得意弟子万斯同及其侄万言，顾炎武外甥徐乾学、徐元文，江南三布衣中的朱彝尊、严绳孙等。《明史》的主要参考资料为国史《明实录》，以布衣之身担任《明史》总审稿人的万斯同对于《明实录》十分认同，在描述自己修《明史》的原则时，他表示：以国史为主，辅以诸家之书，删其叶而正其谬，补其略而缺其疑。也就是以《明实录》为基础，参照野史和家史正缪补缺。但是，就像张岱所说，“第见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实录的编纂过程之中，总裁官和编修人员的个人情感会对其记载产生一定影响，例如朱棣生母的问题，《明史》就是直接采用的《明实录》中的说法，所以虽然记载有问题，《明史》的说法也是有依据的；再例如《明实录》中又记载方孝孺向永乐叩头求生之事，也是杨士奇为了迎合上意的信口捏造；更为典型的应该是《明宪宗实录》和《明孝宗实录》中关于刘诩的记载，《明孝宗实录》的总裁刘吉与刘诩不睦，在《宪宗实录》中肆意抹黑，力陈其短；而《孝宗实录》总裁焦芳又曾受刘诩之恩，故在《孝宗实录》又力赞其美，定国本、睦乡里。同样一人，在两朝实录中的形象完全不一样。又例如副总裁官邱濬与白沙先生陈献章有隙，而纂修官张元祯又与其有门户之见，因此在《宪宗实录》中极力诋毁

獻章貌謹原，詩文亦有可取者，然於理學未究也。務自矜持以沽名，會試不偶，家居海南不復仕進。一時好事妄加推尊，目為道學。自是從而和之，極其赞頌，形諸薦奏，不知其幾。雖其鄉里前軰（疑为邱濬），以德行文章自負者亦疑之以不過如是耳！何標榜者之多也。及授官，稱病不辭朝，而沿途擁騶從，列仗槊揚揚得志而去。

白沙先生为有明一代从祀孔庙的四人之一，道德文章自然是卓越拔群的，但是依旧受此诋毁，史官真可谓“一笔定春秋”。巧合的是，同样从祀孔庙的新建伯王阳明又因为和《武宗实录》的总裁官杨廷和及费宏有隙，因此也被极力诋毁为首鼠两端、纵兵杀人的小人。也难怪王世贞在《史乘考误》中疯狂吐槽《明实录》

国史之失职，未有甚于我朝者也。故事有不讳始命内阁翰林臣纂修实录，六科取故奏，部院咨陈牍而已。其于左右史记言动，阙如也。是故，无所考而不得书，国忸衮阙，则有所避而不敢书。而其甚者，当笔之士或有私好恶焉，则有所考无所避而不欲书，即书，故无当也。

《明实录》中的有些问题，《明史》编修人员考证之后进行了改正，例如方孝孺叩头求生事、陈献章事等，但是还有一些被编修人员以讹传讹的写入了《明史》之中，例如上面所说的朱棣生母事。《明实录》参考史源本身存在的问题，让《明史》的编纂存在很大的困难。并且，不止实录，甚至两个当事人不同的回忆录，对于史实的记录也会有偏差。例如高拱在《病榻遗言》中就竭力否认穆宗临终之前没有让司礼监辅佐年幼的神宗，并且说当时他还有张居正等人进去的时候，穆宗就已经昏迷了；而张居正在《张太岳文集》中就是另一种说法，张居正说他们进去的时候穆宗意识还是清醒的，并且让高拱、张居正，还是有司礼监辅佐神宗。

《明史》之所以如此多的错误，在客观性方面应该滥觞明太祖废中书省，隶属于中书省的起居注官也一并废除，并且明朝没有专门的史官，只有翰林院中有兼职史官，在纂修实录的时候出来协助。平心而论，最为完备的史官体制应该是在宋朝，其体制是完备且成体系的，按《宋史·汪藻传》的说法，宋朝官方史学体系包括：

书榻前议论之词，则有时政记；录柱下见闻之实，则有起居注；类而次之，谓之日历；修而成之，谓之实录。

由时政记、起居注成日历，再由日历成实录，宋朝的当代史是十分丰富且权威的，因此，元朝在修《宋史》的时候，有大量的官方史料可以利用。而等到清朝修《明史》，则只有实录可以参考，并且由于实录没有时政记、起居注、日历等作为依据，本身的可靠性也差一些。因此《明史》的纂修者之一潘耒曾感叹：

前代有起居注、日历、会要，明代独有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