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编修的原则中，最重要的有两项，即为什么修和怎样修。

其中，关于为什么修的问题，又有两个主要原则，即记录的延续性原则和以史为鉴的原则。

每当准备编写官方历史的王朝统治者与前朝统治者不是同一个种族时，这种延续性的原则，就会被人们特别强调。元朝学者王鄂在一封请求编修辽史和金史的奏折中曾说：“古有可亡之国，无可亡之史。兼前代史书，必代兴者与修。盖是非与夺，待后世而可公故也。”（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８９）这份奏折大约写于１２６１年，曾因同代史家以及后世史家的征引而流传一时。然而，王鄂并不是提出这一原则的第一人。大约在他撰写这一奏折的前十年，刘秉忠就曾向元朝当局建议编修金史。他说：“国亡史存，古之常道。

宜撰修《金史》，令一代君臣事业，不坠于后世，甚有励也。”（《元史》卷１５７）１２７６年，南宋都城临安陷落后，元军统率董文炳也曾指出：“国可灭，史不可没。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余年。其太史所记，具在史馆，宜悉收以备典礼”（《元史》卷１５６）不久，人们便设法收集到五余种宋代的史籍以及有关类似的记录，并把它们送交元朝的史馆。

１３６９年初，明朝开国皇帝太祖曾告诉有关官员说：“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实录。元虽亡国，事当记载。况史纪成败，示劝惩，不可废也。”（《明实录》洪武朝，卷３７）随即他便下诏任命时已退隐的十六位学者，参与《元史》的编修。不久，《元史》告成，并呈寄朝廷，负责监修的宰相李善长就曾把明太祖的那段话写进奏表之中。

明朝灭亡之后，满清王朝的皇帝也诏令史馆，修撰明史。这一举动纯粹是依循早已形成的惯例而已，因而也就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了。

显而易见，对于一个新的王朝来说，保持这种记录的延续性，具有相当大的宣传价值。首先，由官方出面编修前朝的历史，使人们觉得新的王朝是十分宽宏大量的。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编修前朝的历史，有助于建立新旧王朝间代谢延续的关系，从而使得新的王朝成为一系列前后延续的正统王朝中的一员。能够获得这种正统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自唐、宋以来，有关主要朝代都是通过征服或内部残杀而建立起来的。而从曹魏至唐朝期间，大多数王朝都是通过与此完全不同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即新的王朝通过安排旧王朝最后一个皇帝退位，然后再取而代之。这样做，至少可以使新旧王朝的代谢，在名义上是合法的，在外表上也是平和的。

编写前朝历史的另一个价值，就在于它可以笼络一些依然效忠于前朝的文人学士。如同孝顺的儿子把编写自己已故父亲的传记看作是自己应尽的义务一样，这些忠臣义士也认为，编写好前朝的历史，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职责。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他们报效前朝的最后一次努力。故而，这些忠于前朝的文人学士，一般都很难拒绝当朝统治者要求其参加修史工作的邀请。如果他们接受了邀请，这样便为日后的进一步合作开创了先例。当然，一些坚定的忠诚之士，也意识到了接受邀请的危险性，往往与邀请者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如元朝时期的杨维桢，还有清朝时期的黄宗羲，等等，就是如此。

与“为什么”问题有关的另一项原则，就是以史为鉴。以史为鉴这一原则，可以追溯到古代。如前述明太祖的言论所显示的那样，这种功利主义的修史观，一直贯穿着长期以来的中国史学。对于我们这里要讨论的九部正史来说，这一原则似乎要稍微次要一些。在中国历史上，上述九部正史，主要只用于偶尔的参考，而不是作为通常的阅读材料。从教育的目的来说，经学书籍理所当然地成为最重要的读物。在谈到历史时，大多数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及后来朱熹据此编修的《通鉴纲目》上来。真正需要上述九部正史的，主要是一些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这种情况的出现具有重大的意义，它表明唐以后的有关官修史书，其发行量是很少的，这必然限制了它们在教化过程中的作用。

至于“怎样”修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两对具有内在矛盾性的原则，其一是秉笔直书与适当隐讳的原则，其二是褒贬与公论的原则。

秉笔直书的原则可以追溯到古代，《左传》一书中就记载了好几位因秉笔直书而牺牲了生命的史家。对史家来说，应该对所有人负责，也应该对下一代负责，这一点应该是不容含糊的。司马迁的《史记》被汉代的学者称为是“实录”，这几乎是史家所能得到的最高赞誉。在中国，史家的独立性，被视作是一个十分光荣的传统，近代以来的史家还十分自豪地把这种独立性称之为“史权”。为了解除那些负责记录皇帝言行的史家之忧，中国史学中尚有一种值得注意的传统，即要求皇帝不阅读其本人在位时期的“起居注”。这一传统为唐宋时期的有关皇帝所遵循。即使是在异族统治的辽代，也有二位契丹的史家拒绝了为皇帝呈送“起居注”的要求。不过，辽代的皇帝无法容忍这种违命，从而将这二位史家每人各打二百鞭，并予以撤职。

遗憾的是，对史家之独立性的侵犯，不仅来自异族统治者，而且也来自一些汉族的皇帝。皇帝可以约束自己，不看自己在位时期的“起居注”；但是，根据该皇帝在位时期的记录或前期的记录而为统治集团编修的其它史料，则一定要呈送给皇帝加以批准。要求皇帝的批准，再加上史馆监修或史局总裁往往由宰相担任的这一传统，使得史书的编修必然带有政治的影响。随着明清时期专制主义的加强，皇帝对修史工作的影响更加突出，这种政治色彩也就更加浓厚了。

与直书直接对立的是适当隐讳的原则。这一原则也可以追溯到古代。据《公羊传》和《谷梁传》的记载，孔子在写作《春秋》时，就曾有意地隐饰了尊者、亲者和贤者的丑闻或过失。在这以后，所谓适当的隐讳，几乎在每一部史书中都可以找到。

毫无疑问，正是由于意识到直书与适当隐讳之间的不一致性，从而官方的史家往往议论前者较多，而很少论及后者。然而，隐讳的例子，却还是多得不胜枚举。十八世纪的学者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曾专门撰文揭露历朝正史中的隐讳问题。赵氏对史书中的隐讳，通常持批评态度。但是，对于《明史》，他却没有提到隐讳之事，因为该书是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编修的，他不敢妄加评论。赵氏这一态度的本身，便是对隐讳原则的一种绝妙注释。

就对人物或史事的评价问题来看，褒贬这一原则也可以追溯到古代。按照传统的做法，这一原则可以通过记录的方式、记录的重点以及史家个人的评论来加以贯彻。其中，最有名的一种做法，就是一字定褒贬的“春秋笔法”。正如孔颖达在《春秋正义》中对《春秋》所作的论述那样：“一字之褒，荣于华；一字之贬，严于斧钺。”此外，在《左传》一书中，偶而也有一些评论，并以“君子曰”的形式加以标明。“君子曰”可以代表史家个人的意见，也可以代表“君子”这个阶层的看法。在后来的正史中，每一卷的结尾，通常都有“史臣曰”、“赞曰”或“论曰”等一类的评论。这种评论通常叫作“论赞”。

对褒贬原则的运用，自然是“史权”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自觉地运用这一原则，却直到宋代才开始。宋代学者在其著作中，系统而又广泛地运用这一原则。其中，最著名的是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和朱熹的《通鉴纲目》。欧阳修经常用“论”这种方式，有时也用徐无党的“注”来阐述其旨意。其实，徐无党的“注”也是出于欧氏的授意。朱熹的记事原则是中国史学史上最系统、最详细的。例如，在《通鉴纲目》中，记载有关“征伐”之事的方法和措辞就有五十多类，其细目有将近九十个。

宋代史学的这一特点，与理学精神是一致的。理学是一种新的、富有创造性的思想运动。理学家大胆宣称自己是正统思想的继承者。象这样新的思想流派一样，史学家在编写历史时，也需要具有同样的信心和想象力。似乎只有这样，他们写出的东西才具有圣人之作的风格。

然而，到了元、明、清三朝，正统的理学已变成了一种阻碍性的力量，再也不是思想运动的策源地了。理学中伦理道德的专制主义性质日趋浓烈。在修史工作中，这一点也反映在有关正史的“论赞”部分，即“论赞”中开始有一种“赞”多于“论”的倾向。就《元史》来说，整个“论赞”被简单地予以省略。至此，史家个人的评判已不再被认为是具有价值的，代之而起的，是鼓励史家阐述他生活时代的所谓公正的舆论。

康熙皇帝在给史馆的一份诏令中就曾强调：应该公正地编修前朝的历史，以达到赢得人心的目的。为此，在《明史》中，对明代的皇帝，不允许作任何批评。类似的警告，也出现在参预《明史》编修的有关史家之言论中。汤斌在《汤子遗书·明史凡例议》中就曾指出：“修史与专家著述不同，专家著述可据一人之私见，奉旨修史，必合一代之公论”未可用意见，肆讥弹也。”这种修史的态度，对后来的中国史学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