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是恰恰相反的，比如说宋大川教授在《〈大唐创业起居注〉成书年代考》一文就指出“在《大唐创业起居注》中，历史的原貌虽在很大程度上得以重现，但我们细观此书，不难发现一个问题：凡是，李建成有作为之处，皆将李世民与之并提；建成在河东的活动略阙，而世民却有发难太原的独到之功。温大雅这种轻描储君，重墨秦王的笔法，于大意微言之中反映出他党于李世民的政治倾向……”。

如果你不信，我们可以根据新旧《唐书》来仔细分析他的生平事迹，就不难发现宋大川教授所说是有道理的：“温大雅，字彦弘，太原祁人也。……武德元年，历迁黄门侍郎。……寻转工部，进拜陕东道大行台工部尚书。太宗（李世民）以隐太子（李建成）、巢刺王（李元吉）之故，令大雅镇洛阳以俟变。大雅数陈秘策，甚蒙嘉赏。太宗（李世民）即位，累转礼部尚书，封黎国公。”

所以，《大唐创业起居注》的争议从来都和李建成的关系不大，而是关于李渊在太原起兵中的作用问题。

比如牛致功先生的《关于〈大唐创业起居注 〉中的几个问题》一文则根据该书的记述充分肯定了李渊在创建唐朝过程中的作用，并对《通鉴》偏信新旧唐书，夸大李世民作用的原因作了分析。

总之，不管最终《大唐创业起居注》能不能证明李世民是否有改史的行为，但是都与李建成的关系不大，又何言什么“如果李建成当皇帝，也能有贞观之治”呢？

话说回来，李世民就算真不是太原起兵的“首谋”，也不会影响到“其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这难道不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