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朝廷中有专门职掌记录和编撰历史的官员，他们被称为“史官”。朝廷规定，“君举必书”，史官要负责记载当朝皇帝及其皇室和朝廷重臣的言行，同时对一些重要事件也须及时记载。

夏王朝虽为奴隶制社会，在国家机构中已经出现了史官。《吕氏春秋·先识篇》记载:夏桀荒淫无道，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进行劝谏，无效，即弃而奔商。

到了商代，在甲骨文中有“作册”“史”“尹”等字,《说文解字》释“史”为“记事者也，从又持中”，说明“史”字的初义是指古代记事之官吏即史官。金文中有“作册内史”“作册尹”字样，“作册”者的官位为“内史”“尹”，都是掌管文书、记录时事的史官。

《周礼·春官》记载，周王室设有“五史”，即“大史”负责新王登基，参加策命典礼，备国君咨询；“小史”辅佐大史开展工作，做一些具体事情；“内史”主要负责策命诸侯及卿大夫，掌书王命；“外史”职务主要是“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御史”又名“柱下史”，其职责是掌管国家图书等，老子李聃就曾担任过西周晚期的柱下史一职。

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六史”，其职掌为：“大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礼记·玉藻》称之为，对于国君，“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史官的职责分工愈来愈细了。

各个朝代对史官的称谓与分类不尽相同，主要为记录类和编纂类。记录类演化出专门负责记录皇帝或国君“起居注”史官，他们随侍皇帝或国君左右，记录皇帝或国君的言行与政务得失，并作为宫廷秘籍，由太史令专门负责保管，史官有记录的特权，皇帝或国君是不能阅读察看史官记载的记录内容的。编纂类史官主要负责史料整理，其职能主要是负责专门编纂前代王朝的历史，我国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就是这样完成的。

在中国历史上，史官确实有一定的政治地位，连皇帝或国君都不敢得罪他们。但这也是个高危职业，史官也有随时掉脑袋遭厄运的危险。

历史上著名的国史官员都是一些秉笔直书、不搞阿谀奉承的人物。

《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编写鲁国的编年史《春秋》时，“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笔则笔”就是应该写的一定写上去，“削则削”就是应该删掉的一定删掉。古代用竹简记载文字，有所更改就用书刀刮削，所以称为笔削。当孔子以《春秋》一书来传授弟子时，不无感慨地说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这里的“丘”是孔子自谓，孔子名“丘”，字“仲尼”。孟子甚赞孔子编著《春秋》一书，令“乱臣贼子惧”。说明通过文字记载下来的历史文献具有使乱臣贼子心惊肉跳的强大威力，他们如有不法言行，就很有可能被史官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

孔子虽然不以史官著称，但他的这种严谨治史态度与文风，却被后人称之为“春秋笔法”而为后来史官们所效仿。孔子春秋笔法的形成，也与他向前辈史官学习、将他们好的治史传统加以继承发展分不开。

在孔子比较尊敬的古代史官中，有一个名叫“史鱼”的人，他是春秋时卫国大夫，在卫灵公时任祝史，负责卫国社稷神祭祀，故称祝佗，字子鱼；又因其职掌是“史官”，所以又称“史鱼”“史鳅”。

《论语•卫灵公》记载了孔子对史鱼及蘧伯玉二人的敬仰之情：“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意思是说：史鱼这个人真是正直啊!国家有道，他的言行像箭一样直；国家无道，他的言行也像箭一样直。蘧伯玉也真是一位君子啊!国家有道，他就出来做官，国家无道，他就辞退官职，把自己的主张收藏在心里。

《韩诗外传》卷七记载，史鱼曾多次向卫灵公推荐贤良的蘧伯玉为官，并多次建议卫灵公罢免奸佞之臣弥子瑕，但没有被卫灵公采纳。史鱼临死前，叮嘱儿子：不要在正堂为自己办丧事，想以此来劝谏卫灵公，希望他重用蘧伯玉，罢免弥子瑕。所以，史鱼又有“生以身谏，死以尸谏”之誉，是刚直不阿的史官兼谏官典型。

蘧伯玉也以正直著称，但他的性格与做法与史鱼不一样。用《韩诗外传》的说法，他是“直己而不直人”，内直而外宽，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政治清明的时候就出来做官，政治黑暗就赋闲在家，是位能屈能伸、通权达变的高人。在孔子看来，史鱼、蘧伯玉这两个人都是贤臣，但蘧伯玉更合于“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君子通权达变之道。

我们再来看看孔子赞赏的另一位史官，他的名字叫“董狐”。

董狐是周太史辛有的后裔，是春秋时期晋国的太史，人称“史狐”。又因他董督典籍，故姓董氏。董狐秉笔直书的事迹，实开我国史学直笔传统先河。

据《左传·宣公二年》载：“乙丑，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

赵穿杀死了“不君”的晋灵公，身为正卿的赵盾即赵宣子在出国逃亡到边境时又返回了，但回来后没有及时处理赵穿弑君一事，所以史官董狐认为，赵盾虽然没有亲自弑君，但也是间接弑君，所以就在史策上记载下“赵盾弑其君”五个字。

孔子对此称赞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宣子，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出疆乃免”。如果赵盾真的逃出国了，史官也不会把责任直接归到他的头上，孔子在这里有点替赵盾惋惜了。对天这桩公案，《史记·晋世家》引用了《左传》的内容。

事情的大致经过是这样的：鲁宣公二年（前607年），晋灵公聚敛民财，残害臣民，举国上下为之不安。作为正卿的执政大臣赵盾曾多次苦心劝谏，晋灵公非但不改，反而肆意残害，史书上用“晋灵公不君”来描述，意思是说晋灵公的言行不像一个国君的样子。赵盾曾派人去刺杀晋灵公，未遂；后又于宴会上伏甲兵袭杀晋灵公，又未果。赵盾发动政变失败，被逼无奈，只好出逃。但当他逃到晋国边境时，听说晋灵公被他的堂弟弟赵穿带兵杀死了，于是又返回晋都，继续执政。史官董狐在记载这件事的时候，不认为是赵穿有罪，而是把弑君罪名记在了赵盾头上，以“赵盾弑其君”记载史册，并宣示于朝臣，以示笔伐。

赵盾辩解说，明明是赵穿弑杀国君，怎么倒成了我的罪过？

董狐申明理由说：“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意思是说，你赵盾作为执政大臣，在逃亡未过国境时，原有的君臣之义就没有断绝；回到朝中，你赵盾就应当立即组织人马讨伐乱臣，不讨伐就是未尽到职责，这“弑君”之名应由你赵盾来承当。董狐特别理直气壮地说，他这是按照写史之“书法”来决定的。

当时史官既典史策，又充秘书，协助君臣起草并执行治国法令条文，扮演治史和治政双重角色，具有褒贬臧否大权。

当时的记事“书法”即行文章法与内容要求是依周礼而制定的。周礼的核心在于维护君臣大义。赵盾不讨伐弑君乱臣，失却了君臣大义，所以董狐就定之以弑君之罪，并记录在案，载入史册。孔子对董狐“书法不隐”大加赞扬，称其为古之良史，是自己学习的榜样。后世也据此称董狐为“良狐”，以褒美之。

春秋时期就完全形成的“书法不隐”史家传统，不仅被孔子继承了下来，也一直被延续着，但也常给史官的人生命运带来悲喜两重天结局。

据《新唐书》卷一百一十五《朱敬则列传》记载，朱敬则在武则天时为官至正谏大夫，兼修国史。侍中韦安石在看了朱敬则写的史稿后慨叹道：“董狐何以加！世人不知史官权重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古之圣君贤臣所以畏惧者也。”说明后世已经将董狐作为史官的标杆，并且深刻认识到了史官地位的重要性。

但秉笔直书的史官遭到迫害的情况在历史上也是屡见不鲜，他们往往因记载了国君或其他臣工的罪恶而随时引来杀身之祸。如春秋时期，齐国太史就因为写下了权臣崔杼“弑君”之罪，结果是史官连连被杀。

齐国的大臣崔抒与齐庄公为争夺美女发生矛盾，崔抒借机杀了齐庄公，立了齐景公，自己做了国相。对此，齐国太史记道：“崔抒弑其君”。

崔抒不愿意在历史上留下弑君的恶名，下令把这个太史杀了；继任的太史还是这样写，又被杀了；第三个太史仍然这样写，也被杀了；第四个太史照样直书其事。崔抒感到正直的史官是杀不绝的，只好作罢。与此同时，齐国另一位史官“南史氏”也做好了被砍头准备，他听说接连有三位太史因实录国事而被杀，他害怕从此真的没有史官再敢直书了，便直接带上写有“崔抒弑其君”的竹简向宫廷走去，中途得知第四位太史照实记录而没有被杀，也就回去了。《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了齐太史“身膏斧钺”和南史氏不畏强暴、秉笔直书的事迹，他们可谓是中国古代史官的典范群体。

汉武帝刘彻时，朝廷置太史令，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任其职。司马谈去世后，司马迁继其任。司马迁继承发扬了古代史官“书法不隐”的优良传统，坚持“不虚美、不隐恶”，他的《史记》被鲁讯先生赞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与汉武帝为同时代人，《史记》的下迄年限即为汉武帝时代。司马迁遭“宫刑”大难，表面上看与他为李陵投降匈奴一事辩解有关，其真正原因与他在《史记》初稿中对汉武帝好大喜功等负面记录有很大关系。

历代帝王对于史官们载言记事，都是字斟句酌，斤斤计较。“君举必书”表面看很公道，很得人心，但操作起来却是有选择、有条件的。帝王国君乃至大臣们有了功绩，做了好事，当然要大书特书；尤其是帝王，倘若功绩甚微，或根本没干好事，也要虚构一些载入史册；或“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颠倒黑白，把坏事说成好事。总之，对自己有利的事，必书无疑；对自己不利的事，尽量不见诸史册。帝王和史官，一个要“掩恶扬善”，一个要“直书其事，不掩其瑕”；一个要文过饰非，一个要“君举必书”；一个要为自己树碑立传，一个要对后人“申以劝诫”。两种目的，两个标准，必将形成两种力量的尖锐矛盾和较量。较量的结果，常常是权力者压倒亢直者，屠刀强过笔杆子。在封建君主专制下，史官们屡遭厄难，原因就在这里。

但不管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史官的地位仍然是崇高而又神圣重要的，是让包括封建帝王将相在内的达官贵人们所感到惧怕的。我们再来看看《魏书》作者、“史官”魏收是如何利用自己手中的笔来大显身手、干一番事业的。

据《北史》卷二十四《崔逞列传》记载，崔㥄的五世祖崔逞是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时的尚书、御史中丞，崔㥄可以说是出身名门望族，人又长得像貌伟丽，举止投足都显得优雅从容，年轻时就很有名气。北魏宣武帝时，崔㥄踏上仕途，官至太学博士、散骑侍郞，后来又当上了高欢（即后来的北齐神武皇帝）的开府咨议参军，历任给事黄门侍郞、卫将军；因与高欢一道拥立北魏孝武帝有功，被新皇帝封为武城县公。仗着这层与新皇帝的关系，崔㥄大肆贪污受贿，被御史纠劾，最后逃到清河县的乡下老家避难。

当时的清河县盗贼特多，后来当上北齐皇帝的高澄（文襄皇帝）任命石恺为太守，对全境进行巡视，发现盗贼，格杀勿论。一次，当石恺带领队伍经过崔㥄乡下老家的家门口时，很不客气地对崔家年轻人们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千万不要做盗贼，我这个太守是不认官大官小的，谁做盗贼，我就杀谁。”

崔家后生把话传给崔㥄，崔㥄却口气很大地说：“你们怎么不回击太守，就告诉他，我们崔家就是做贼，也是只捉住一个天子，牵着他的手臂，请他从皇帝宝座上下来，走出金銮殿，再捉一个天子，把他推上金銮殿。我们从不作偷驴摸牛的贼。”后来，徐㥄因被皇上赦免，重又出来做官。

北魏被高欢分裂为东魏、西魏后，政权很快被高欢的后人高洋夺取，建立了北齐政权，当时许多官员都经历了这样的政权变化过程，先后在不同朝代做官。在这个过程中，与徐㥄一道为官、并且是同样有学识水平的另一个人就是魏收。

魏收的父亲是北魏骠骑大将军魏子建，可以说也是名门之后，历仕北魏、东魏、北齐三朝，魏收与温子升、邢邵并称“北地三才子”。据《北齐书》卷三十七《魏收列传》：魏收初除太学博士，迁散骑侍郎，累官至尚书右仆射，掌诏诰，总议监五礼事，位特进，曾参与修律令工作。天保二年（551年），魏收受命撰魏史，与房延佑、辛元植、刁柔、裴昂之、高孝干等“博总斟酌”，最终撰成《魏书》一百三十篇，记载了鲜卑拓跋部早期至东魏被北齐取代这一段历史。

谁知书成之后，众口喧嚷，被指骂为“秽史”。许多人上诉状到朝廷，认为魏收假公济私，利用写史的权利来酬恩报怨，报复与他政见不合、平素关系不好的人。更为严重的是，参与修史的人利用手中笔杆子，以权谋私，为自己祖上贴金。《北史》卷五十六《魏收列传》指出：“修史诸人，宗祖姻戚，多被书录，饰以美言。” 众怒难犯，那些平素与魏收关系不睦的人乘机大肆宣讲魏收的不是。

魏收确实有些着急了，但他干脆来个死扛到底，绝不示弱，经常在众人面前口出狂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魏收如同操有生杀大权一般，可以让那些“小子”上天，也可以让他们入地。

据《北齐书》卷三十七《魏收列传》记载，魏收担任修国史任务时，年龄也只有26岁，是个极易愤怒的文学青年。

由于魏收在列传人物的去取褒贬上触犯了某些门阀地主，诸家子弟控诉“不平”的人有一百多人，“或云遗其家世职位，或云其家不见记录，或云妄有非毁”，要魏收给个理由，为何如此。魏收只好一一“随状答之”。这在当时，是近乎一场修史引起的社会动乱了。

北齐文宣皇帝高洋对魏收写的有些列传也表示不赞成，把魏收找来，严厉批评责备，使之“无以对，战慄而已”。但高洋看重魏收的才华，所以就同宰相杨愔、高德正竭力庇护魏收，还逮捕了一些控诉魏收的人，把他们关进大牢治罪；同时下令《魏书》暂不施行，不对外发布，这场风波才算被平息了下来。后来，高演、高湛两次命魏收修改《魏书》，始成定本，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魏书》样子。

就是这样一个能文能武、出生门第也不低的魏收，徐㥄偏偏与他关系不好。因为徐㥄本人也很刻苦用功，饱览群书，文学水平很高，辞藻优美，自北魏中兴元年（531年）安定王元朗到北魏孝武帝元修的四、五年时间里，朝廷的诏诰表檄等都出自徐㥄的手笔。

前面讲到，徐㥄长相是相貌堂堂，平日话语不多，端坐在那里，给人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之感。《北史》称徐㥄“有文学，伟风貌，寡言辞，端嶷如神，以简贵自处”。徐㥄在任常侍一职时，曾经为皇帝修“起居注”而选拔人才，有人就推荐了魏收。徐㥄一听，连忙摇头说：“魏收是一个轻薄之徒，不可以。”最后这件既光荣而又神圣的任务交给了一个叫祖鸿勋的人去完成。后来，徐㥄又向朝廷告发魏收有不孝之罪，最后把魏收的中书郎官衔也给弄没了。

这两件事让魏收很是不开心，从此两人关系紧张，结下了梁子。当然，这些都是在魏收还没有接到修史任务之前发生的。

问题关键在于，徐㥄的为人也有许多不足之处。首先是没有管好身边的人。徐㥄有个宠妾冯氏，“长且姣”，身材窈窕高挑，面如桃花，肤色娇嫩雪白，在徐家比徐㥄的正妻地位还要高，大家都尊称她为“成母”。冯氏不守本分，与邢邵等人都有一腿，“朝士邢子才等多奸之”。也正是凭着这种色情关系，所以冯氏作威作福，大肆收受钱财，极大地影响了朝廷风气，史称“风政不立”。徐㥄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其所为。北齐天保五年（554年），徐㥄到东兗州任刺史，也带着冯氏赴任。冯氏利用巫蛊术控制了徐㥄，致使徐㥄头脑糊涂，很快出现中风偏瘫现象。冯氏趁机大肆受贿，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最后被御史台弹劾，诏付廷尉，夫妻双双被收进了大牢。

冯氏被关进监狱后，因其貌美年轻，加之之前就名声在外，被如狼似虎的囚犯们奸污，几乎每个囚犯都与她发生了肉体关系。冯氏后来被朝廷下诏斩于都市，尸体被支解为九段，下场十分凄惨。徐㥄也因疾病在狱中结束了一生。当然这是后话。

再说徐㥄本身也存在贪财好色等问题，史书上用“性侈，耽财色”来况之。还有一点是，徐㥄虽然自己升官发财，但不能关心照顾自己的兄弟姐妹，与兄弟们关系紧张，史书上称之“于诸弟不能尽雍穆之美”。

正因为有这三点不足，所以，徐㥄经常遭别人背后议论。徐㥄也知道自己的不足，开始没当回事，后来听说自己的老冤家魏收要掌管国家历史记载大权、“专典国史”，徐㥄有些害怕了。他害怕魏收用“恶言”来写他，给他不好的评语，所以就立马换一副脸孔，转过身来，使劲拍魏收的马屁。有一次，他瞅准了机会，肉麻地对魏收说：“昔有班固，今则魏子”，把魏收比作了编撰《汉书》的班固。

魏收已经与徐㥄结怨在先，根本不吃徐㥄这一套，当听了徐㥄的吹捧话之后，故意做了一个鬼脸：“缩鼻笑之”，挤挤鼻子，耸耸肩膀，意思很清楚：你徐某人这时候来拍我马屁，已经迟啦！

徐㥄看到魏收这副得意而又不屑一顾的样子，心想完了，我死之后，魏收不知道把我写成什么样子呢。

徐㥄的担心后来证明是多余的，因为现在我们所能看到《魏书》，几乎没有把徐㥄太当回事，我们所知道的徐㥄许多不足，也大多出自唐代李延寿编撰的《北史》中。

当时惧怕魏收的还有一个人，就是后来被北齐追封为神武皇帝的高欢。

据《北史》卷五十六《魏收列传》记载，在东魏孝静帝元善见时期，高欢被授为相国。高欢故作推让，就让魏收帮着起草呈文给皇帝，说自己不愿当相国。孝静帝天平四年（537年），高欢在西门豹祠堂中宴集众大臣，席间，对司马子如说：“魏收为史官，书吾善恶。闻北伐时诸贵常饷史官饮食，司马仆射颇曾饷不？”因共大笑。意思是说，北伐时，那些贵族们经常送东西贿赂史官，你司马子如有没有这样做呀？高欢又对魏收说：“卿不要以为元康等人在我的眼皮子底下趋走过日子，就认为我很勤劳，他们也很服从我。我后世的身名，都捏在你的手中了，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魏收后来又被皇帝封为著作郎、太子少傅，监国史，又参加律令的修订，天保十年（559年），除仪同三司，后又迁太常卿、除侍中。高洋在北齐都城晋阳去世后，其谥号、庙号、陵名，均由魏收来主持议定。魏收于北齐后主武平三年（572年）去世，赠司空、尚书左仆射。北齐亡后，其墓冢被仇家开挖，尸骨被抛于原野，是否遭到“鞭尸”，不得而知。

史官一职有风险，而惧怕史官现象一直伴随着封建政权存在着。

《旧唐书》卷八十《褚遂良列传》记载，褚遂良在唐太宗李世民时，在朝廷任谏议大夫，兼知起居事。李世民有一次问他：“卿知起居，记录何事，大抵人君得观之否？”意思是说，你负责皇上的起居记录，记录的内容，作为皇帝的我，可不可以看看？

褚遂良说：“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书人君言事，且记善恶，以为鉴诫，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褚遂良把负责皇上“起居”记录的官职与历史上的“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史官职能等同起来，专门负责记录人君的言和行，善恶好坏都要记载，目的是希望人君不要做非法的事。但他又毫不隐瞒自己的想法，告诉皇上说，之前还没有听说哪一位皇帝要亲自审核史官的记录。

唐太宗一听，有点发慌了，问道：“朕有不善，卿必记之耶？”我如有做的不好的地方，你也要记载下来呀？

褚遂良说：“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君举必记”。回答得一点也不含糊，大有压倒皇帝的气势。

此时，站在一旁的黄门侍郞刘洎也帮腔说：“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亦记之矣。”假如褚遂良不如实记录皇帝的一言一行，天下老百姓也会记在心上的。

唐太宗听了二人的话，“以为然”，觉得有道理，就很知趣地不再讨论了。

唐太宗的这次君臣对话，《新唐书》中也有同样记载。据《新唐书》卷一百五《褚遂良列传》，当时唐太宗还向他们慷慨陈词说：“朕行有三：一，监前代成败，以为元龟；二，进善人，共成政道；三，斥远群小，不受谗言。朕能守而勿失，亦欲史氏不能书吾恶也。”皇上向史官表态要好好干，这也是李世民这位皇帝的开明之处。

《旧唐书》卷一百七十三《郑朗列传》记载，唐文宗李昂大和末年（835年），社会风气崇尚奢侈，唐文宗本身是恭勤节俭，希望能够改革社会风气。一些宰臣们夸赞并安慰皇上说：“陛下节俭省用，社会风俗已经移改，长裾大袂，渐以减损。如果再命令皇室戚属们杜绝侈靡之风，不担心基层社会不跟随响应。”

唐文宗说：“此事亦难做到家喻户晓，但去其泰甚，自以俭德化之。朕闻前时，内库唯有二件锦袍，用金鸟来装饰，一件是玄宗皇上到华清池沐浴汤泉时所穿，一件是贵妃所穿。当时贵重如此。如今侈靡之风甚行，这些都算不上珍贵了。我料想，当今富家往往都有。左卫副使张元昌用的唾壶就是纯金制作的，昨天已经将他诛杀了。”

这时，起居郞郑朗正“执笔螭头下”，作现场笔录。

等到其他宰臣们退下后，唐文宗对郑朗说：“刚才朕与大臣们的议论，你记录下来没有？把记录呈给朕看看。”

郑朗回答说：“臣执笔所记，便被称之为历史。对不起，按照以往定下的规矩，帝王不可以看起居朗的笔录。之前，唐太宗想观览国史，谏议大夫朱子奢回答说：‘史官所述，不隐善恶。或主非上智，饰非护失，见之则致怨，所以义不可观看。’又，褚遂良曾经也说过：‘今之起居郞，古之左右史也，记人君言行，善恶必书，庶几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郑朗用两位前辈的话来回答皇上，意思很清楚：皇帝不可以看起居郞的现场笔录。

唐文宗还是不放心，又说：“你刚才所记录的，也没有什么值得评论是非的，朕看一下，又有什么不可呢？”于是，又把那些退出去的宰臣们召回来，对他们说：“郑朗遵守以往的做法，不想让朕见到起居注的内容。是的，人君之言，善恶必书。朕只是担心平常的一些闲话，并不关涉到重要事理和实质性问题，如果也记录下来传给后人看，心里会觉得这是一种羞耻啊。他日临朝，希望能够将朕的讲话稍作修改，何妨让朕看看记录内容，以去掉那些不雅致的话。”

郑朗见皇上当作众宰臣们的面把话说到这个份上，“遂进之”，于是只好将记录呈给皇上审阅。

从此以后，唐文宗对郑朗更加重用，提拔他为“考功郎中”，过了四年，又提拔他为谏议大夫，专门负责向皇帝进谏提意见。郑朗后官至御史大夫、礼部尚书、加中书侍郞、集贤殿大学士，在唐宣宗大中十年（856年），进加检校右仆射兼太子少师、上柱国。

我们再看一则宋太祖赵匡胤惧怕史官的事例。

有一次，赵匡胤在皇宫后花园拿弹弓打鸟雀，玩得兴致大发的时候，有一个臣子突然跑过来说有急事求见。赵匡胤只好放下手中的弹弓，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赶快让那位大臣到后花园中的茶房再详细禀报。君臣坐定后，赵匡胤问有什么要紧事。那位大臣一本正经地把事情说了一遍，原来只是宫庭中的一件日常小事。赵匡胤一听，气得脸色铁青，心想你这狗奴才纯粹是来捣蛋的，把我的雅兴全给破坏了，厉声责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谁知那位臣子不知死活，还是不紧不慢地回答说：“臣以为尚急于弹雀。”意思是说，我觉得这件事比用弹弓打鸟更急更重要。

赵匡胤本来就窝着火，发现这狗奴才竟然还敢顶撞解释，愈发愤怒，拿起身边用水晶制作的一只小斧头，用斧头柄去撞掴那位臣子的嘴巴。瞬间，那臣子两颗牙齿被打落了，满嘴是血。只见那个臣子忍着痛，慢慢低下头，捡起了落在地的两颗牙齿，小心地揣到自己怀中。赵匡胤见状，又骂道：“你把牙齿放到怀里，是不是想告我的状啊？”那位臣子满口流血地回答说：“臣不能讼陛下，然自有史官书之”。意思是说，我没有资格状告陛下，然而自有负责记录皇上一言一行的史官会记录下这件事。

赵匡胤一听“史官”二字，像唐僧念紧箍咒一样灵，头脑一下子冷静多了，立马对那位臣子和颜悦色起来，令人拿来黄金和丝织品来安慰犒劳他。这场皇帝打人的风波虽然平息了，但还是让史官给记录传载了下来。

这就是史官的威力，更是史官“书法不隐”的魔力所在。史官“书法不隐”及其传统，犹如悬挂在封建王朝上空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令封建统治者们不得不谨言慎行，去力争多做有利于国家、民族和人民大众的事。

束有春

2022年7月19日于金陵四合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