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学家年谱中国古代史学家年谱 前言

我国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早的国家之一，有确切文字记载的历史已有四千多年。古往今来，许多历史学家，竭其毕生精力，把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悠久历史载之简册，留下了非常丰富的史学典籍。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以及记载之连续、体裁之多样，都是世界各国所罕见的。我国历史记载的长期延续，与历代当权人物重视修史也有极大的关系。唐初李世民在诏书中说：“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将欲揽前世之得失，为自身之龟镜。”（《册府元龟》卷五五四《国史部•恩奖》）把历史视为治国者的教材。至清代龚自珍更进一步说：“史存而周存，史亡而周亡。”“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灭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先，必先去其史。”（《龚自珍全集•古史钩沉论》）则更认为史学关系到天下兴亡、民族存灭了。

历史学在今天，对于推进社会进步和民族振兴的伟大事业究竟有什么作用？史学界通过学术探索和对二十世纪学术实践的总结，已经获得诸多共识：我们应当自觉地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重视学史、修史、用史，如此才能了解我们民族的由来，百倍珍视先辈们经过艰苦奋斗、流血牺牲得来的胜利成果，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如此才能更好地总结历史上兴衰治乱的教训，掌握历史发展的规律，认清前进的方向；如此才能充分吸取先辈们的智慧，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弘扬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老一辈历史学家对此曾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值得我们仔细品味，从中得到启发。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曾多次讲过发挥历史教育的重大作用，他在《中国史学史》**册“叙篇”中说：“好多年来，经常有人问：学历史有什么用处。我们研究史学的社会影响，可以说，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先从个人说起，史学的用处可以开阔视野，增益智慧。从工作上说，可以从总结经验中得到借鉴。从更为远大的地方说，史学可以从总结过去的基础上，更好地认识现在，观察未来，为人们指引一个理想的历史前途。”直到二○○三年元旦前夕，在先生辞世前两个多月，这位已经九十一岁高龄、生病住院的著名学者所写*后一篇文章《新世纪的展望》，仍然表达了他对发挥历史学社会功能的新思考。

他在文章中语重心长地说：“历史学是一门研究社会发展规律、民族特点以及历代盛衰兴亡之故的学问。在正确的思想指导下，历史知识的传播有利于国家民族的相互了解，增进友谊，有利于国际间的和平，有利于思想建设和文化建设。”今天重读这些话语，我们不能不深深感动！这里强调历史学要总结民族的特点和对促进各个国家民族的相互了解、增进友谊、促进人类和平作出贡献，无疑是将当前世界局势对史学工作提出的要求作了*新的概括，也是对历史学发挥更大社会功用提出新的期待。台湾著名学者杜维运先生也曾深刻论述史学遗产的宝贵价值及其对于发展新史学的意义，他在所著《中国史学史》**册“自序”中曾说：“为挽救现代史学的危机，须自史学史的研究与撰写起。发展两千年以上的史学，是历代史学家竭尽智慧呕心沥血所留下的结晶。其实有真理处，可以超越时间空间的限制，而永远有其价值；其因时代变迁而价值转变者，亦可就时代与史学的关系，测出史学消长的消息。……数千年史官及时记载天下事，是史学上的不朽盛业；优美的辞令，经世的文章，屡见于史册，丰富了历史的内容；《史记》文笔的恢宏，《汉书》措辞的温雅，无损于叙事的真实；《左传》所表现出来的人文主义气氛，《通鉴》所表现出来的磅礴浑厚气象，非用现代极为科学的计算机统计与甚为时髦的结构学者的史学理论所能形成。凡此，足以说明史学不能以现代为绝对，而睥睨千古。史学的进步，是靠累积的，由累积而创出新史学。待新史学出，旧史学仍时时发挥其功能，为新史学作资源。”

为了提供研究中国两千多年史学发展和历代杰出史家生平及学术思想的宝贵史料，为了发挥历史学对推进当代社会进步和学术文化发展的作用，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精心运作，编选出版了《中国古代史学家年谱》一书。年谱实为我国历史著作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是传统文化中富有特色的一项宝贵遗产。在年谱中，被记述的人，称为谱主，一般是政治家、学者或其它知名人物。撰写年谱的人，则大多是知名学者，或是对谱主生平行事很熟悉的弟子或后学。他们根据“知人论世”的原则，为了反映谱主事业成就、思想变迁、师友交往、学术传承等，往往要述及社会背景或各方面有关的资料，如章学诚所说，“以谱证人，则必阅乎一代风教，而后可以为谱。盖学者能读前人之书，不能设身处境，而论前人之得失，则其说未易得当也。”（《章氏遗书》卷二十一《刘忠介公年谱序》）因此阅读和利用年谱，确实对研究古代史家的学术造诣、著述风格，对于研究中国史学的发展并吸取其成功经验，对于研究学术之变迁以至历史之演变，有着多方面的宝贵价值。

《中国古代史学家年谱》共计收入年谱四十种，其撰成年代自宋朝至于现代，资料翔实，体例谨严。谱主二十五人，即司马迁、班固、魏征、刘知几、沈约、欧阳修、司马光、袁枢、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万斯同、查继佐、张廷玉、全祖望、赵翼、钱大昕、毕沅、章学诚、邵晋涵、崔述、徐松、姚莹、黄遵宪、刘师培。有的著名史学家如魏源、梁启超等因已有单独年谱出版，兹不再选入。本书另一特点，是力求所收史学家年谱齐全，一些著名人物，如司马迁的年谱有三种，顾炎武七种，欧阳修三种，因各家所撰年谱各具特色，可以参稽补充，故概行选入。有些年谱的版本较为稀见，特别是其中的抄本、油印本，更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将它们汇为一编，影印行世，这不仅会使众多查阅者、庋藏者颇称其便，而且必将对推进中国古代文史及文献学等领域的研究工作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