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历史演史小说的历史衍变情况，前人已作过大量研究，收获颇丰：专著类的有欧阳健的《历史小说史》、齐裕尡的《中国历史小说通史》、纪德君的《中国历史小说的艺术流变》等；单篇论文有纪德君的《明清历史演义小说的艺术流变》、李忠昌的《论历史演义小说的历史流变》、皋于厚的《明代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倾向与发展演进》等。此外，各种小说史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此问题。笔者想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对此问题作进一步阐述。

根据历史演义小说的实际创作情况及每个时段历史演义小说所呈现出的风貌特征，将从元末明初到清中叶乾隆、嘉庆年间历史演义小说的演变情况分成开辟方向的示范期、萧条沉寂期、重新起步与复苏期、繁荣因革期、走向衰落期五个时期。现将这五个时期具体分述如下：

一、开辟方向的示范期

纪德君认为“探讨历史演义之兴起及其演变之迹，目前似不妨从《三国志通俗演义》正式问世，并逐渐产生审美效应和社会反响的弘治初年开始”（1），其理由是，虽然《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它在明代前期的未能付梓，故鲜为当时人所知；就目前的研究来看，也并未见它对前期的通俗文学创作产生过什么影响”（1）。此观点抹杀了《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问世对历史演义小说这一创作流派形成的召唤意义和示范作用，忽视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对历史演义小说衍变发展的影响；况且在《三国志通俗演义》未正式发行之前，其抄本形式已经开始流传，且在一定的区域和相当的文人范围内产生了一定影响。因此，探讨历史演义小说的发展衍变情况，应从元末明初《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之时开始为佳。

从元明易代之际即《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起，至明宣宗元年为历史演义小说的开辟方向的示范期。这一时期的上线很难确定，因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具体成书年月已经很难考证清楚。其下线划为明宣宗元年，是因为从宣德朝开始，明王朝的统治进入相对稳定时期。成书于这一时期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当然还有《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标志着历史演义小说创作流派的诞生，对后代历史演义小说的发展与创作做了形式与内容的示范性规定，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三国志通俗演义》以其自身的典范性，改变了宋元之际“讲史”话本的粗俗鄙野，实现了“讲史”由“讲——听”到“写——看”的转变，标志着“讲史”完成了从诉诸听觉到供案头阅读的飞跃，宣告了历史演义小说创作流派的诞生。

第二，在内容上，《三国志通俗演义》“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三国之盛衰治乱，人物之出处臧否，一开卷，于百载之事豁然于胸矣”。“其他得失，章彰可考”（2）。《三国志演义》的虚实结合，按蒋大器的说法是既“考诸国史”，又“留心损益”（3）。再如《残唐五代史演义》，它的“主要人物形象都有原型，主要事件也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但作者并未拘泥于史实，而在史实的基础上加以虚构和取舍”（4）。这为后世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在内容题材取舍上提供了“事纪其实”、“真幻相混”、“虚实相生”的可鉴之法。后世优秀的历史演义小说大多都依据正史、携取逸闻野史、民间传说等来安排内容。

第三，在形式上，《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不甚误，言不甚俗”（2），“以俗近语，櫽括成编”（5），具有通俗化的特点，后世的历史演义小说都不由自主地在形式上追求通俗易懂，以赢得更多的读者。

第四，罗贯中“有志图王者”，他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通过描写三国的兴衰废败，寄托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情感愿望。他十分强调儒家正统观念，着重渲染诸葛亮之忠、关羽之义、刘备之仁，并不遗余力地斥责董卓、曹操、司马懿等人的不臣之心，这对后世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产生了极大影响。后世的历史演义小说家在创作时，或自觉地借古事以“立言”，寄托自己的理想；或注重作品的“教化为先”、“于世有补”的教化功能。

《三国志通俗演义》首次刊印时，人们就已注意到它的“教化功能”和“风化作用”：

“故好事者以俗近语，櫽括成编，欲天下之人，入耳而通其事，因事而悟其义，因义而兴乎感，不待研精覃思，知正统必当扶，窃位必当诛，忠孝节义必当师，好贪谀佞必当去，是是非非，了然於心目之下，裨益风教，广且大焉。”（5）

成书于明末清初的《平虏传》，作者吟啸主人，在书房中就非常重视作品的“于世有补”的作用：

传成，或曰：风闻得真假参半乎？予曰：苟有补于人心世道者，即微讹何妨。有坏于人心世道者，虽真亦置。（6）

因此，从元明之际到明宣宗时期的开辟示范期，对后来历史演义小说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仅让历史演义小说逐渐变成案头读物，更在形式上、内容上对后世历史演义小说做了示范性规定。

二、萧条沉寂期

元末明初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堪称历史演义小说的典范之作。在它的影响下，历史演义创作理应呈现出兴旺繁荣之景象，可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进入了一个长达一百年左右的萧条沉寂期（从明宣宗元年至明世宗元年《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刊刻为止），这期间几乎无一部历史演义流传于世。

研究历史演义小说的学者，常常忽略了这个创作“空白期”。以为没有作品问世的时期，不值得研究。纵观整个历史演义小说的发展衍变状况，这段“空白期”是值得研究的，因为忽略它就造成了历史演义小说发展衍变的断代，从而也就忽略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对于历史演义小说衍变发展的影响与制约。

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为何在这一时期出现了“空白”？我们必须拓宽研究视野，将目光从以前的关注作品、作家转移到关注社会文化氛围、经济政治环境、作品流传和读者群等其他因素上来。

首先，自明初以前，封建统治者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高压控制，使得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在这一阶段出现“空白”。明朝建立以来，朱氏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加强了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他们大力推行“程朱理学”、采取八股取士、杀戮功臣、处决监禁放逐大批文士。洪武二十三年和永乐九年，朝廷先后颁布榜文警告：“但有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驾头、杂剧，非律所该载者，敢有收藏、传诵、印卖一时拿送法司究治。”（6）《大明律》也曾做出这样的规定：“不许装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7）当时阴冷萧条的氛围和森严恐怖的气氛笼罩全国，文士们动辄得咎、噤若寒蝉，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就自然而然进入了低谷。

其次，明初确立的“重农抑商”政策，抑制了历史演义小说的传播，使得历史演义小说呈现出“死寂”局面。“重农抑商”政策的实施，使得历史演义小说的读者群无法出现，导致了历史演义小说传播时不可或缺的区域性的销售网络无法形成，更重要的是这一政策阻碍了出版印刷业的发展，刊刻出版像《三国志通俗演义》这样一部大部头的小说，历时长、成本高，而且销路还无法保证，这些原因使得历史演义小说从“作者——读者”这一重要环节裂断，已出现的作品不会以其典范性给后世创作者提供示范，不会在社会上产生广泛而强烈的影响，这就必然导致历史演义小说创作的“空白”。

最后，当时的社会上层和文化名流不屑长篇历史演义通俗小说，认为其“固非博弈技艺之比”。主张“勿第以稗官野乘目之”（7），这就使得许多名士不愿阅读，更不愿投身于长篇历史演义通俗小说的创作。当人们对长篇通俗小说的鄙夷，也使得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裹足不前”。

总之，诸多不利因素影响和制约历史演义小说的衍变发展，使历史演义小说在从明宣宗元年至明世宗元年的大约一百年间进入了萧条沉寂期。但是，这并不代表着这个时期可以忽略不计，从历史演义小说的沉寂，可以管窥到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的发展。

三、重新起步与复苏期

大约从明世宗元年至明神宗三十年为历史演义小说的重新起步与复苏期。明代社会发展到这个时期，印刷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出现了福建建阳这一全国性的出版中心。明初时遭到封建统治者有意抑制的商业也有了较为迅速的发展。商业经济繁荣，商贾力量的扩大，市民阶层的崛起，历史演义小说的读者群形成了；在追求利润的刺激下，商人们不辞辛劳地来往于全国各地买书卖书，大量的书坊主们也投身于历史演义小说的刊刻、出版，形成了全国性的小说流通销售网络；统治阶级文化思想领域内控制的松动，使得刊刻、销售、阅读历史演义小说不再受到限制。这一系列综合因素导致了历史演义小说在停滞了近一百年后到嘉庆朝开始复苏。

这一时期出现的作品有七部，代表作品是熊大木的《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唐书志传》《全汉志传》《南北宋志传》和余邵鱼的《列国志传》等。这些作品呈现出一些共同特点：

第一，采用对已有作品进行缀联辑补、简单改编的编纂手法。这一时期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者熊大木、余邵鱼的身份是书坊主。他们本身文学修养不高，但是受牟利动机驱使，所以在编纂历史演义小说时，只能对已有作品进行简单的改写。熊大木在《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的序中写道“武穆王《精忠录》原有小说，未及全文。今得渐之刊本，著述王之事实，甚得其悉”（8）。当时的书坊主“杨子素号涌泉者，挟是书编于愚，（指熊大木）曰：‘敢劳代吾演出辞话’”（8），熊大木“自以不逮班马之万一”（8），但因杨的“恳致再三”便“义弗获辞”“不各臆见，以王本传行状之实迹”（8），最终写成了《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原有“金陵薛居士的本”，熊大木据以重编。其他的像《列国志传》据评话《武王伐纣书》《七国春秋》《吴越春秋连相评话》等而编，《全汉志传》袭自《前汉书评话续集》，《南北宋志传》则有许多地方直抄《五代史评话》书。

第二，“羽翼信史”的创作理念。熊大木在《新刊大宋演义中兴应列传序》中声称自己在创作这部小说是“以王本传行状之实迹，按通鉴纲目而取义”（8）。陈继儒在为余邵鱼的《列国志传》作的序中认为“是书乃世宙间一大帐薄”（9）。余邵鱼不愿意承认自己的作品是一部将己有平话、史籍等做简单改写而成的作品，他在序中写道：

编年取法麟纪，记事依据实录。凡英君良将，七雄五霸，平生履历，莫不谨按《五经》并《左传》《二十七史纲目》《通鉴》《战国策》《吴越春秋》等书，而逐类分纪。（10）

所以，负责作品刊印、传播的书坊主越位，成为创作的主体，由于他们的两重身份及编纂方法，决定了这一时期的历史演义小说整体水平不高，粗糙鄙俗，缺乏独创精神。

四、繁荣因革期

历史演义小说在经过了嘉靖、隆庆两朝和万历前三十年的发展，从万历朝三十年开始进入了繁荣期，这一繁荣局面一直持续到清朝康熙元年，共约六十年间。这一时期出现了大约四十多部作品，其中《杨家府通俗演义》《隋炀帝艳史》《隋史遗文》《新列国志》堪称其代表之作。

这一时期的作品在因袭传统的基础上推陈出新，表现出了可贵的开拓创新精神，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作家不再像以前大部分作家那样执著于演义前朝的兴废战争，而是将目光转向了本朝的现实政治。作品的题材内容距离作家所处时代愈来愈近，作品的成书时期与所叙之事的时间相距越来越短，甚至有些作品所叙之事还正在发生中。因此，此时的作品大多具有明显的时代气息，出现了大批所谓的“时事小说”。这一转变原因有二：一是客观的创作原因。至明万历中后期，历史上较易出故事的分裂时代几乎全部被演义完毕，前代那条按鉴演义历朝争战兴乱，借以传播史实、诩扬教化的路子到此时期已行不通了，这使得小说家们不得不把目光转回到本朝；二是社会政治原因。自万历朝中后期开始，明王朝的繁荣之下潜藏着危机，到天启崇祯王朝，关外金兵势力膨胀，不断南侵，边患危机四伏，民族矛盾空前尖锐；国内阉党权势熏天，农民起义蜂拥而起，阶级矛盾空前激化。作家们发现自己曾经津津乐道的过去朝代的争战兴乱就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出现了，于是他们将自己的眼光回收到了本朝的现实社会。《云奇奇踪》演朱元璋与诸臣开基建业事，《于少保萃忠全传》叙天顺年间于谦的“精神德业”，《警世阴阳梦》《魏忠贤小说斥奸书》《梼杌闲评》《剿闯通俗小说》等“动关政务，事系章疏”（11）极具时代之气息。

第二，作家的主体性明显增强。他们开始关注并反思历史现实，作品抒愤寄志的成分明显增强，尤其是那些“时事小说”作品中流泻出强烈的思想感情。他们时发激切之议论，时发无奈之感慨，时常对时事大发评论述判，在相当程度上揭示了身逢乱世之时下层知识分子忧时伤世的普遍心态。他们或斥责阉党专政，或咒骂农民起义，或控诉清军暴行，或总结明亡教训。表现出了这一时期历史小说家们悲怀悯世的情怀。

第三，一些历史演义小说家开始注意从其他类型的小说中汲取创作养料，使得这一时期的历史演义小说呈现出同神魔小说、世情小说、才子佳人相互交叉的特点。明万历年间神魔小说、历史演义小说和人情小说兴起并繁荣，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也异军突起，在这些小说流派的影响下，历史演义小说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一些同神魔小说相互交融，以求神奇。如七曜平妖传在描写时事时就羼入了不少神怪成分，正如文光斗在序中分析的“设宿以灭祟，用术以平妖，此又以幻易幻，藉假发真之义的手法”，类似的还有《孙庞斗志演义》。一些渗入大量的世情描写，呈现出与世情小说相交叉的特点。像《隋炀帝艳史》，它叙述了风流天子隋炀帝的一生“引用故实，悉遵正史，并不巧借一事，妄设一语”（12），是一部历史演义小说，“而在其世态人情的描写的细腻上来说，足堪与《金瓶梅》匹敌”（12），不同的是前者写“一个放荡皇帝的一生”，后者写“一个破落户”。《梼杌闲评》主要写了魏忠贤一生的行迹。前二十回写他入官前的境遇。“描摹世情，颇为细腻，带有明显的人情小说色彩”（13）。在写魏忠贤与客印月的《明珠缘》时，明显受到才子佳人小说的影响。

第四，这一时期的历史演义小说虽大都强调“记实”，如草弃臣即自称“阅过邸报，自万历四十八年至崇祯元年，不下丈许”（11），且朝野之史亦多曾寓目，故其作“斥奸书”，一本之见闻，非敢妄意点缀”（11）（《凡例》），但大多数作家更加强调虚构，使作品呈现出较强的独创精神和新奇之貌。这一方面《隋炀帝艳史》《隋史遗文》《梼杌闲评》堪称代表。《隋炀帝艳史》虽云所记之事“有源有委，可征可据”，“并不巧借一事，妄设一语”（12），但同时也从其他笔记野史诸如《迷楼记》《海山记》《开河记》中吸取材料，且在取舍材料时以“奇”、“艳”为标准，正如《凡例》云：“炀帝繁华佳丽之事甚多，然必有幽情雅韵者方采入。如三幸辽东，避暑汾阳等事，平平无奇，故略而不载。”（12）《隋史遗文》作者在自序中道：“传奇者贵幻，忽焉怒发，忽焉嘻笑，英雄本色，如阳羡书生，恍惚不可方物。”（14）积极强调艺术创作中的虚构性。他还指出，创作这种历史演义小说时主要不依据史书，所谓“什之七皆史所未备者”而主要“凭己”，“可仍则仍，可削则削，宜增者大为增之”（14）。“如此写来，小说自然传奇味颇浓，世俗气亦颇重”（1）。这使得历史演义小说跳出了“按鉴演义”的窠臼。

总之，这一时期的历史演义小说如雨后春笋般逐渐繁盛起来，其作品数目之多，题材之广，创作手法之多以及作者的主体性都比过去有了极大的改观。这一时期创作的小说为后来的作品起到了一个开拓创新的作用，对后世的作品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五、走向衰落期

历史演义小说在经历了繁荣之后，于清中叶乾隆朝走到了尽头。这一时期前后大约共一百三十三年，共出现了十五部作品，其中影响较大的是褚人获的《隋唐演义》、蔡元放的《评定本东周列国志》、毛纶、毛宗岗修评的《三国演义》、吕抚的《二十四史通俗演义》、杜岗的《南北史演义》、吕熊的《女仙外史》等。这一时期，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态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回归“按鉴演义”、“羽翼信史”的创作老路，重拾修改、编定原作的旧手法，作品的独创性微弱模糊，艺术水准极差，读起来索然无味。

历史演义小说在上一阶段已经跳出“按鉴演义”的窠臼，但从清康乾年间开始，坚持使用实录、崇尚传信的作家和批评家，又陆续多了起来。康熙初年，毛宗岗自云得《三国志通俗演义》“古本”，对罗贯中的原作作了修改评点。“凡所改定，就其序例可见，约举大端，则一曰改，二曰增，三曰削，其余小节，则一者整顿回目，二者修正文辞，三者削除论赞，四者增删琐事，五者改换诗文”（15），并做了一篇《读三国志法》风行于世。在委托金人瑞的《三国志演义序》中，作者认为“奇又莫奇于”《三国》是因其“拒实指陈，非属臆造，堪与经史相表里”（16）。在此作者明确提出评判历史演义的标准，即信实。在“读法”里，作者以为“读《三国》胜读《西游》”，因为“《西游》捏造妖魔之事，诞而不经，不若《三国》实叙帝王之事，真而可考”，“读《三国》胜读《水浒传》”，因为“《水浒传》文字之真，虽较胜《西游记》之幻，然无中生有，任意起灭，其匠心不难，终不若《三国》叙一定之事，无容改易，而卒能匠心之为难也”（17）。明确提出历史演义小说只有“信史实录”才能获得“奇而又奇”的艺术效果。

至于蔡元放，更是强调“《列国志》与别本小说不同，别本都是假话，如《封神》《水浒》《西游》等书，全是劈空撰出，即如《三国志》最为近实，亦复有许多做造在内。《列国志》却不然，有一件说一件，有一句说一句，连记实事也记不了，哪里还有功夫去添造。故读《列国志》全要把作正史看，莫作小说一例看了”（18）。至此，作者将历史小说看作正史的通俗读物罢了。其他的如《二十四史通俗演义》主要以司马光《资治通鉴》和朱熹《通鉴纲目》为依据，参照二十四史演义而成，实是按鉴演义的再度重现，艺术水平不高。

第二，历史演义小说进一步同其他的小说派流相交融，使得自身的内容日趋杂糅，自身的文体特征也日渐不明，与其他类型小说的界限就越来越模糊，导致一些作品很难归类，如有人就将清人《海公大红袍全传》和《海公小红袍全传》归为公案小说和英雄传奇小说类。

这一时期杂采《隋唐两朝志传》《隋炀帝艳史》《隋史遗文》等汇编而成的《隋唐演义》就明显表现出历史演义小说同世情小说、才子佳人小说、英雄传奇相交杂的特点（19）。书中写隋炀帝和朱贵儿的奇迷艳情，唐玄宗和杨贵妃的风流韵事，少年英雄罗成与才貌无比的窦线娘的“双美奇缘”，呈现出才子佳人小说的文笔特征；叙演乱世英雄秦叔宝、单雄信、程咬金的英雄事迹，多传奇色彩，颇有《水浒传》之遗风；当然从这些乱世英雄的经历之中，也让人们感受到了世情的荒凉、淡漠，显现出人情小说之特征。其他作品如《女仙外史》在叙写唐赛儿“起兵勤王”的故事中“多记神仙道术之事”（13），“杂以仙灵幻化之情，海市楼台之景”，使得作品带有神魔小说的特色。

历史演义小说发展到这一时期，或重回“按鉴演义”、“羽翼信使”的老路，缺乏艺术创新；或同其他类型小说相交融，失去自身风貌，这似乎表明历史演义小说已走到了尽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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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修髯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引[M]//黄霖，韩同文.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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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毛宗岗.读三国志法[M]//黄霖，韩同文.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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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刘欣丽，秦跃宁.《醒世姻缘传》中的梦现象分析[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