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很多内容节选自《》和《》

（一）明代数学和天文学的“中断”

在《数理精蕴·提要》、《同文算指》、李俨、梁宗巨、项观捷、赵擎寰、蔡天新等对中国古代数学的叙述中，明朝数学“中断”之说便绵绵不绝，如：

“古人天元一之术，唐宋诸算家咸用之，至眀而失传，是以顾应祥唐顺之於元李冶《测圆海镜》一书所立天元一，皆茫然不解。”（《数理精蕴·提要》）

“然中土算书自元以来散失尤甚，未有能起而搜辑之者。”（《同文算指·提要》）

“算术之学，特废于近代数百年间耳。”（《刻同文算指序》）

“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数学的先进国家。汉、唐以后直到13世纪，数学研究从未间断。特别是宋和元朝的前半期，发展盛况更是空前。秦九韶（1247)、李冶（1248）前后，名家辈出，著述如林。但是朱世杰（1303）之后，我国数学突然出现中断的现象。

“从朱世杰到明程大位（1592）的三个世纪，没有重要的创作。14世纪虽然也有《丁巨算法》(1355)，严恭《通原算法》(1372）之类的算书，但是数量和质量都远远不能和前期相比。1400-1500年这一百年间，连这一类书也是凤毛麟角。也许有的书没有流传下来，如果是这样，正好说明数学不受重视。明朝甚至号称专家的唐顺之、顾应样也根本不懂‘立天元一’（设未知数×)，先辈们辛勤创造的天元术，竟完全失传了。我国数学史家李俨（1892一1963.1.14）描述这时期的情况时说：‘考试制度久已废止，民间算学大师又继起无人，是谓中算沉寂时期。’

“元朝自1279年起到1368年，共89年。按数学的发展情况，可以分为两期。1279-1314年（共35年）称为前期，13141368年（共54年）称为后期。前期还有郭守敬、朱世杰等名家，后期就出现后继无人的现象。1314年可以作为中断的分界线。”（梁宗巨，《世界数学史简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第455-456页）

“我国数学自产生之日起，就一直持续发展着……而在朱世杰之后，我国古代数学的发展突然发生了严重的中断。从朱世杰到明朝程大位将近三百年光景，没有出现一位重要的数学家，也没有出现一部重要的数学著作。而且不仅仅是没有什么新的发展，就是宋元数学所留下的那份宝贵遗产也没有保住。”（项观捷1998年出版《中国古代数学成就》）

“遗憾的是，《四元玉鉴》之后，元朝再无高深的数学著作出现。到了明朝，虽然农、工、商业仍在发展，《几何原本》等西方典籍也传入了中国，却由于理学统治、八股取士、大兴文字狱，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扼杀了自由创造。明朝的数学水平远低于宋元，数学家看不懂祖先发明的增乘开方法、天元术、四元术。汉唐宋元的数学著作不仅没有新的刻本，反而大多失传。”（蔡天新，《数学简史》，中信出版，2017，第94页）

这种论调还有很多，如：“近史期算学，自明初至清初约当公元1367年迄1750年，前后约400年……民间算学大师又继起无人，是称中算沉寂时期”，“明代中叶以后，出版了很多商人所写的珠算读本，对比较高深的宋元数学只能付之阙如，中国古代传统数学到明代几乎失传”，“十四世纪……先辈们辛勤创造的天元术竟完全失传了。在西方学术输入之前，最重要的也是流传最广的数学书是程大位的《算法统宗》（1592年），这书除了算盘和歌诀之外，没有新的创造。它基本是整理前人作品的书，并且漏掉高次方程和多元高次方程等重要部分”等。（赵擎寰《世界上首次使用导数的明朝数学大师王文素》）

“为什么我国古代数学发展到十四世纪突然发生了中断？这个问题历来受到中外史家的注意。”（项观捷）

“中断的原因，是数学史上一个重大问，历来受到中外史家的重视。”（梁宗巨，《世界数学史简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第456页）

数学如此，天文学也如此。

“明初把元《授时历》稍加改编而成《大统历》，直到十六世纪已经二百多年，没有进行重大改革。《授时历》虽是一部好历法，但因时间长了，误差越来越大。 在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正月辛卵，卯正三刻月食，司天监误推为‘辰初初刻’。成化十五年（公元1479年）十一月戊戌望，‘月食，监推又误’,本来是由于历法本身的不精确造成的，但‘帝（成化帝）以天象微渺，不之罪也’。与此相反，主张改革历法的人却被囚禁，如成化十七年（公元1481年）真定教谕俞正己由于提出改革历法的建议，结果以所谓‘轻率狂妄’之名被投入监狱。成化十九年，司天监天生张陛又提出改历的建议，司天监又以‘祖制不可变’为由拒不采 。之后，天监所预报的日月食，一直是屡屡不准，但改历的倡议，均遭排斥。”（李迪，《中国数学史简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第222-223页）

“在明朝末期，大统历和回回历的误差越来越大，修改历法已成当务之急，但偌大的明朝居然找不出一个能主持修改历法的人了。这说明经过一个明朝，我国古代天文学和数学水平已经下降到多么可怜的水平。”（项观捷）

“据《明史》记载，《大统历》同徐光启主持编修的新法前后进行了8场实测较量，涉及天象包括日食、月食和行星运动等方面，具体则包括1629年、1637年和1643年的日食，1631年和1636年的月食，以及1634年木星运动、1635年水星和木星运动，1635年木星、水星和月亮位置的比较。结果是八比零，中国传统天文学方法‘全军覆没’。”（李亮《被“遗漏"的交食》）

同样，我也想问，为什么我国古代天文发展到十四世纪突然发生了中断？

（二）“中断”的真相

“清兵入关，扬州、江阴、嘉定等江南城市被屠，许多手工业基地成为一片废墟，受祸不太严重的山西潞安，明末有织机三千余张，到顺治十七年(1660年)仅剩二三百张，减少90%多，江南的受祸可推想而知。”（某百科）

我们知道，现在几乎所有古书都是经过清朝《四库全书》的编撰（1772 - 1778年），至于乾隆编撰《四库全书》的目的，“并不是对中国文化进行全面整理，而是寓禁于修，包藏祸心的……修书是手段，禁书是目的。”（王彬，《清代禁书总述》，中国书店，1999，第15页）

鉴于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沉痛教训，“至清以前将近两千年的历史长河里，再也没有发生过可与秦皇相比的禁书运动。随着清人入关，在长达一百五十年的时间里，在中国历史上，从顺治到乾隆，又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禁书狂潮，尤其乾隆年间的禁书运动也真可以用不绝如缕来形容。这一点，在中国的禁书史上可以说绍承秦皇而又空前绝后，无人可以相比的。禁书、笔祸、文字狱，紧紧相连，是清代禁书的最大特色。”（王彬，《清代禁书总述》，中国书店，1999，第4页）

“总结清人的禁书历史，就是这样。可以说，以禁书始，以禁书终。无论从理论、策略、方法而言，都可以说是集中国古代禁书之大成。……清人的禁书，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进行研究，都达到中国古代禁书史上的高峰。”（王彬，《清代禁书总述》，中国书店，1999，第34页）

乾隆“对全国书籍作一次全面、彻底的审查、评论和总结，把所谓‘悖逆’、‘违碍’的书籍或全部销毁，或部分‘删改抽撤’。其目的就是通过对进呈图书的筛选和‘净化’，形成‘钦定’的范本《四库全书》，以此作为思想武器，‘正人心而厚风俗’，维系封建统治的秩序。《四库全书》中，凡被认为对金、元及清人有诋毁处（如称虏、贼、夷狄、犬戎等），多加改窜或删除。”（宋木文，《从〈四库全书〉到〈续修四库全书〉》，《中国图书评论》，2002年06期）

根据相关研究，“乾隆编纂四库全书时销毁了对大清不利的书籍总数，据统计为一万三千六百卷。焚书总数，15万册。销毁版片总数170余种、8万余块。”

“除了焚毁书籍，大清还系统性地对明代档案进行了销毁。明代档案仅三千余件，主要是天启、崇祯朝兵部档案，也有少量洪武、永乐、宣德、成化、正德、嘉靖、隆庆、万历、泰昌朝的官方文书（其中很多已经被清人修改过）。其余估计不少于1000万份明代档案，已经全部被销毁了。除了销毁书籍和档案外，大清还系统的对残存书籍和档案，进行篡改。”

几乎带“明”字头、“皇明”字头、“军”字头、“经”字头的史料都被销毁了。

也就是说，明代档案仅万分之三（3‱）流传下来，就是仅存的这3‱也是经过系统性删改的。因为清朝编撰的《明史》是残缺不全的，是被人为“阉割”的！

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对于明朝的认知源于满清编撰的《明史》和《四库全书》，正是因为满清刻意抹杀贬低明朝，培植提拔重用传教士，胡乱书写明史，诋毁明朝，才使得明代数学和天文学显得发生了“中断”，从关于明朝科学的文献叙述看，整个明朝各方面发展水平黯淡无光，一片漆黑。而事实上，明朝之辉煌灿烂远超我们现有认知，辉煌灿烂到满清做不到、理解不了，不敢相信，才会/只能痛下杀手，彻底抹黑明朝，或归功于洋人，以获得改朝换代的合法性，而传教士“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甚至煽风点火、趁火打劫，窃取劫掠知识产权，赚了个盆满钵满。

（三）勾勒真实明朝

虽然满清以国家之力联合传教士抹黑明朝，但是，还是有不少证据挣脱黑暗的笼罩，还历史以真相。

1.王文素的《算学宝鉴》因逃过了《四库全书》的编撰而得以幸存——“四百年间未见各收藏家及公私书目著录，民国年间由北京图书馆于旧书肆中发现一兰格抄本而得以入藏”，使我们得以一窥明代数学的辉煌，得以还原被颠倒的历史。

《算学宝鉴》系“民国年间由北京图书馆于旧书肆中发现一兰格抄本而得以入藏”，虽然“抗战前，中算史家李俨曾看过此书，《中算史论丛》中有文提及。六十年代，数学史家钱宝琮主编《中国数学史》也提到此书”，但是当时谁也没有见过或真正了解此书。王文素的《算学宝鉴》真正得到重视和研究是1992年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赵擎寰教授推介之后。

从目前研究来看，《算学宝鉴》代表着中国历代数学的最高水准，也是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

“《算学宝鉴》研究了一元高次方程的数值解法，内容详实可贵，这充分说明一元高次方程数值解法及天元术、四元术在明朝并未完全失传。王文素在解法中所用名词术语、演算程序，基本上与宋元数学一致，并有所发展和创新。王文素的数学成就是中国数学史连续性的有力证据。”

“王文素解高次方程的方法，较英国的霍纳（Hirner，1786－1837）、意大利的鲁非尼（Ruffini，l765－1822）早近300年；在解代数方程上，他走在17世纪牛顿（I．Newton，1642—1727）、拉夫森（J． Raphson，1648－1715）的前面140多年，率先用导数逐步迭代求解，为中国数学史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对于17世纪微积分创立时期出现的导数，王文素在16世纪已率先发现并使用，因而，只从微积分的角度探索导数的起源是不够的，由此看来王文素对世界数学的贡献还应更深入的研究。”

这里，王文素不是“早”、“率先”，而是欧洲的近代数学完全系中国数学通过传教士西传的产物——欧洲的“中国热”，是“中学西渐”，包括牛顿和莱布尼茨的微积分思想系源自明朝的导数思想，根本不是欧洲的发明。当然，发生了“南橘北枳”的效应了——用阿拉伯数学的瓶子装中国数学的酒。

褚可宝提出在《畴人传》（三编）指出：“西人窃取乘除而为比例，窃取勾股而为八线，良非虚语。愚又谓西人窃取四元而为代数，窃取招差堆垜而为微分积分。”

2.根据拙文《》，根据李亮先生的《被“遗漏”的交食》，通过韩国奎章阁藏明刻本《崇祯历书》中的《古今交食考》和 《治历缘起》等资料，发现此次日食的记载在入清后曾遭到传教士的人为删除，其背后隐藏了新法在此次日食推算中不及传统历法这一事实，其目的是为了掩饰西法曾经的过失，显示其一贯的优长。并且此次交食记录的删改不是独立的个案，类似现象曾多次发生，结果使得我们误以为中国传统历法越来越差劲，发生了“中断”。而且，《崇祯历书》也被顺治改名为《西洋新法历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吕凌峰、石云里指出：

“从耶稣会士寄回欧洲发表的部分交食报告来看，在康熙五十八到乾隆十六年（1719——1751年）之间的三十多年里，他们对日食三个食相时刻观测的平均误差依次只有0.035 、0.023和0.04小时（即2.1、1.38和2. 64分钟），远远小于上述预报的平均误差 。”（《礼制、传教与交食测验——清钦天监档案中的交食记录透视》，《自然辩证法通讯》2002年06期）

因此，传教士们一方面把虚假数据上报给满清朝廷，另一方面却把大量真实的天文观测数据源源不断地寄回了欧洲。

3.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是中国古代一部综合性的科学技术著作，有人也称它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外国学者称它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

全书收录了农业、手工业，诸如机械、砖瓦、陶瓷、硫磺、烛、纸、兵器、火药、纺织、染色、制盐、采煤、榨油等生产技术。

《天工开物》一书在崇祯十年初版发行后，福建书商杨素卿于清初刊行第二版。第二版《天工开物》因书中出现“北虏”“夷狄”一词，被清朝禁毁，遂在中国失传。但译本很快传遍亚欧大陆。直到民国初年，宋应星的著作，首先是他的科学著作《天工开物》,才被中国学者所关注，但他们是通过东邻日本国才看到原著。（以上内容摘自百科）

4.李兆良先生2016-2017年连续在《测绘科学》发表五篇论文，通过对详细的地理地名考析，结论是《坤舆万国全图》并非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根据欧洲世界地图翻译绘制，该地图的地理测绘不是1602年完成,而是1430年左右,即郑和第六次大航海之后。该地图的欧洲部分是1400年以前的地理，中国部分为1430年左右,部分美洲却是1800年以后欧洲人才知道的，与西方公认的地理大发现历史严重冲突。卫匡国的《中国新地图集》不可能是他在中国9年内完成,证明经纬度、球形投影等技术是明代中国人发明的地图绘制技术,不是"西学东渐"。此外,其他明代文化文物在美洲遗存等旁证有力支持地图论据，证明明代中国人比哥伦布先抵美洲,《坤舆万国全图》是中国文献，用现代地图学技术测绘，明代中国人是15世纪世界地理大发现和现代地图学的真正先驱。

《坤舆万国全图》跟现在的世界地图非常相近，其科技含量之高，工程难度之大，动员能量之巨，数学要求之精，堪比曼哈顿工程和北斗导航工程，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就是现代国家也没有几个能够独立完成测绘，而它竟然在明朝初期（1428年）就绘制完成了，由此可以想象明朝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水平之高精尖，其文明之辉煌灿烂！

因此，明史是伪史，明朝之辉煌灿烂远超我们现有认知。

（四）结论

明朝的发展并没有停滞和中断，而是全面性的大发展、大繁荣，其文明辉煌灿烂之程度远远超出我们现有认知和所能想象的范围。

之所以现在显得发展停滞和“中断”，纯系满清基于统治需要和政治需求，利用国家机器，长达150年以上，不遗余力抹黑诋毁明朝，这些都体现在《明史》和《四库全书》之中。

既然我们把西方近代“历史”称之为伪史，那么，明史是构成世界近代伪史的“一体两面”，当然也是伪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