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官方没有组织修过，但是明朝人对此很热衷，有一位哥们甚至认为XX只会影响他挥笔的速度，于是举刀自宫（据说），只为重修《宋史》。

一、柯维骐：为专心重修《宋史》而自宫的明朝史学家

柯维骐，嘉靖二年进士，进士五十年，却无一日为官，也可谓奇谈。明前正史，以《宋史》最为芜杂，南渡以前，杂乱无章，南渡以后，又极为荒略。这一点实在可惜，因为宋朝的本朝国史记录是最为完善的，日历、起居注、时政记等等无所不备，可惜未能得到很要的利用，因此元朝末年即有周以立祖孙欲修《宋史》，皆未果而卒。

时光到了明朝嘉靖年间，柯维骐认为当朝时政污浊，如此以往将会重蹈宋朝覆辙，因此希望以史为鉴，重修《宋史》以唤醒朝野人士。可惜，一部《宋史》唤醒朝政只可能是读书人的天真心愿，大明朝还是不可避免的重蹈了宋朝的覆辙，“大好河山，竟使沾染腥膻”（张煌言遗语）

但是以一人之力重修一朝国史谈何容易，柯维骐因此“覃思发愤，远绍博稽，厘复订讹，举偏补漏，凡二十馀寒暑”方才成书《宋史新编》，并且，为了专思虑，柯维骐发愤自宫，可谓人不疯狂不成魔。

《宋史新编》这部书，虽然里面“别华夷、争正统”的主观意味过强，影响了其史学价值，但是其间亦有很多可取可采之处，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宋史》芜杂之病。

并且，这部书，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

在明朝初期，在“元朝未亡人”尚未凋零的时候，对于旧朝的评价一般是五五开，政治上的博大与腐败、军事上的雄豪与凋零、文化上的传承与断裂等，赞扬与批判并存，甚至在文化领域，赞扬是远远高于批判的；

在明朝中后期，以土木堡事件为分水岭，就元朝渐渐于蛮夷画上了等号，因此，评价急转直下；

再到嘉靖朝，胡人的威胁更加直观与残酷之后，明朝人对于元朝基本上已经全盘否定，华夷之辨日渐喧嚣，柯维骐编《宋史新编》以辽、金附于宋，嘉靖移元世祖出帝王庙；

二、修史很难，别乱开嘴炮

《宋史》、《元史》、《明史》这三部史书，都是由后朝编纂，并且特点十分鲜明，《宋史》为蒙古朝廷修汉人史，《元史》为汉人朝廷修蒙古人史，《明史》为满人朝廷修汉人史，这就涉及到一个是否公正的问题，因此，题主有这个疑惑很正常。从清朝开始，人们就喜欢将宋元明三史放在一起比较，例如清朝礼亲王昭琏在《啸亭续录》中评论王鸿绪的《明史稿》（通行本《明史》的底稿）时就说：

至于奏疏多于辞令，奇迹罕于庸行，则二史病处相同，殊有愧于龙门，惟视宋、元二史为差胜也。

你觉得《宋史》很一般，因为一共才修了几年，但是你看到331天就修成的《元史》就会明白，老朱对于这些的实质并不关心。

但是你有一点说对了，那就是重修《宋史》。从《宋史》一出炉，各个知识分子就很不满，纷纷开嘴炮表示：

这修的什么玩意儿，劳资有生之年一定要重修。

可是直到现在，《宋史》依旧还是那个《宋史》。毕竟，开嘴炮说自己“二十四史曾数读过”容易，但是真要动手去修几百年的历史，额……我就过过嘴瘾，你认真就是你的不对了。

《宋史》这部书从成书开始，就面临着相当多的批评。清人赵翼就直接了当的说

宋史草率荒谬，和辽金元史一起为史家最劣也。

因此，从元末周以立到清朝邵二云，都曾希望改修宋史，但皆未成行。原因就像黄云眉在《与夏瞿禅论改修《宋史》诸家书》中所说：

然要可见一代记载，出自官修，则翰苑摇笔，聊充钞胥，但禀虚命，限日程功，无异反掌，出之私家，则采摭必广，裁削必精，殚神疲虑，穷老不休，始可蒇役，而一篑未施，含恨入地，往往有之，是成书之难易既如彼。

私人修一朝之史，实难，实难。

但是也不是没人修成过，王洙修成了《宋史质》，柯维骐修成了《宋史新编》，但是这两部书都不能和《宋史》相比，完备性相差太远，主观性太强，也没有从来学者把这两部书当做可以替代《宋史》的存在。

三、作为中国史学觉醒的朝代，宋史为何如此差？

那么，为什么《宋史》这么让人不满意，导致几百年来不断有学者想对他推到从来呢？

1、行文繁简不当

这一点应当是最大的问题了，也是古往今来最被人诟病的一点。其原因如邵二云先生所述：

当时修《宋史》，大率以宋人所修国史为稿本，匆遽成编。宋人好述东都之事，建炎以后稍略，理度两朝，宋人罕所记载。史传亦不具首尾，遂致《文苑传》只详北宋，而南宋仅载周邦彦等寥寥数人，《循吏传》则南宋无一人。岂竟无可考哉？抑亦姑仍东都书之旧而不为续纂也。

因为《宋史》基本上是以宋朝所修国史为稿本，而宋人对于自己南渡之后的事情，不愿意多谈，从而导致《宋史》对这一块也十分缺失；而对于南渡之前的事，又没有按照修史惯例仔细剪裁编排，从而导致十分繁芜杂乱。大体而言就是：

南渡之前，繁杂；

南渡之后，简略。

这两点就决定了《宋史》不是一部编排仔细的优秀作品。

2、错漏过多

对于《宋史》的错漏，邵二云评论为：

南唐刘仁瞻之死节，欧阳修《五代史记》、司马光《通鉴》俱为之证明，而此书仍作“以城降”。李浣终於辽，未尝入宋，见《辽史》本传，而此书仍附於《李涛传》。是於久列学官之书，共在史局之稿，尚不及互相勘证，则其他抑可知矣。

连“久列学官之书，共在史局之稿”的《五代史记》、《资治通鉴》都没有借鉴来校勘一下，其仓促可知矣。

其实，《宋史》是一部十分可惜的史书，它本来可以做的相当好的。平心而论，最为完备的史官体制实在是在宋朝，其体制是完备且成体系的，按《宋史·汪藻传》的说法，宋朝官方史学体系包括：

书榻前议论之词，则有时政记；录柱下见闻之实，则有起居注；类而次之，谓之日历；修而成之，谓之实录。

由时政记、起居注成日历，再由日历成实录，宋朝的当代史是十分丰富且权威的，因此，元朝在修《宋史》的时候，有大量的官方史料可以利用。只要稍微用点心，元朝就能修出十分精良的《宋史》，就像黄云眉所说

大抵元人修《宋史》，凭籍独厚，而考订之功，亦坐次最疏。盖宋代先帝，皆有日历以先实录，有实录以先国史，历朝本末，不虞放失。使修史者但加整齐，怠于旁求，亦不难蔚为巨帙。

但是就像富二代由于继承了父辈太多遗产，反而无所谓并且不知道怎么用了，元朝修纂《宋史》时，并没有很好的利用好这笔遗产

而元世秉笔诸臣，恃旧乘之繁富，期汗青于俄顷，四百九十六卷之全史，竟于二三年间，匆匆卒业。

如果对《宋史》、《明史》的这几段史学史有兴趣，建议去看看黄云眉在《史学杂稿订存》中的“《明史》编纂考略 ”、“与夏瞿禅论改修《宋史》诸家书”二书，基本梳理得比较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