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文史明镜说

早在秦汉时期，岭南地区就是中央王朝的领土之一，但是因为中原和岭南地区的文化差异过大，于是中原地区的士族轻视岭南地区，认为那是异域，是不可教化的蛮荒之地，但是又从岭南夺取珍宝，因此中原地区和岭南一直存在着矛盾。

但是宋朝是岭南地区文化转型的重要时期，因为这时宋朝开始推行文化教化，逐步调整当地的风俗习惯，实行和中原地区文化的接轨。对于岭南地区而言，宋朝是极其重要的朝代。在这个朝代，岭南地区开始建设基层社会，形成自己社会形态，为后续文明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宋朝以前，大多数情况下中央朝廷对于岭南地区的管理薄弱，而岭南地区的唯一价值就是其蕴含的奇珍异宝

1.秦汉时期

秦汉时期，中央政府依靠着军事力量成功征服了岭南地区。秦始皇想要夺取岭南地区的象牙、翡翠等奇珍异宝，于是发兵五十万攻打百越，然后在岭南地区设置三个郡县实行管理，但是这个管理是十分薄弱的。

等到汉武帝时，打赢和南越的战争，先是设立了七郡，然后又设立了两郡。但是这后两郡并不是十分的臣服于汉朝，于是汉朝的统治不是十分的稳固，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两个郡县，汉朝在岭南地区的统治区域有所缩小。

攻打百越

秦汉时期对于岭南地区的统治其实就是武力征讨和经济掠夺为主，中央政府的管理粗略而又薄弱。在军事力量胜利之后，王朝会选择在重要水陆交通枢纽建立城市，然后对于岭南的珍宝大肆掠夺，在对于岭南的管理上并没有什么大致的方略和方针。

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王朝从来都把岭南地区看做成一块蛮荒之地，不堪教化，只是一块用来夺取珠宝等奢侈品的土地。比如西汉末年，《汉书》中曾记载贾捐之言：

“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与禽兽无异，本不足郡县置也。又非独珠崖有珠犀玳瑁也，弃之不足惜，不击不损威。其民譬犹鱼鳖，何足贪也。”

这里的珠崖说的是海南岛，贾捐认为其他地方也有珠宝等奢侈品，不单单只有珠崖，但是那里的人们愚昧到就像鱼鳖一样，让人难以忍受。从中可以看出中原士族对于岭南地区的鄙视和怠慢。

2.魏晋时期

哪怕是在魏晋时期，岭南地区仍然是异域，是中原礼乐文化迥然不同，于是在《三国志》中也有对于他们的描写，但是其中也是包含着满满的傲慢。

比如男子和女子在岭南地区情投意合就能结为夫妻，父母亲不可以阻止，但是这就和中原文化讲究礼仪的习俗完全相反。在这一时期，官员的横征暴敛成功挑起了岭南地区人们和中央政府的矛盾，于是动乱频发。

自愿结成婚姻关系

等到南北朝时期，岭南地区开始出现豪族，豪族开始掌权，而中央政府则依靠豪强来实行对于岭南的管理。这中原大陆陷入一片分裂之际，甚至岭南豪族可以成为某一政权的背后支撑。

在这其中，中央政府对于岭南的管理仍然十分薄弱，客观原因还是文化的差异性过大，主观原因是中央政府根本就不想好好管理这块土地，士族们就是觉得岭南是没有开化的土地，也是无法开化的土地。虽然有个别官员想要改变这一情形，但是个人之力无法撼动大趋势，于是岭南地区的社会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3. 隋唐时期

在唐朝，岭南的豪族和中央政权之间的矛盾特别尖锐，于是唐朝统治者多次派遣军队前去对抗豪族。在唐玄宗时期，豪族力量全部被铲除，豪族不再掌控岭南地区。

与之相应的是，唐朝开始实行南选制度，即在岭南地区选取熟悉风土人情的本地人，对岭南地区进行管理，同时将选拔的人才纳入中央的官僚体系中。

这样首先打破了地方豪族对于地方管理官员职务的垄断，有利于维护岭南人们自己的利益，同时选用地方人才，有助于增强岭南人民对于中央政府的认同感，可以化解岭南地区和中央政府的矛盾。同时唐朝也是一个转折点，标志着中央政府对于岭南地区态度的开始转变。

宋朝的文教从艰难发展到“文学彬彬”，岭南地区的学校教育已经颇见成效

在唐朝时期，来到岭南地区的知识分子也想要推行文教，但是当地佛教势力太过强大，人们都信仰佛学，因此好些文学大儒也不得不借助佛学来推动儒家教学。

其中的代表性人物是韩愈，他尊儒而驳斥佛学，但是在来到岭南推行儒学，也需要借助当地的佛家名僧大颠。同样的，在宋初岭南地区的文教也没有什么起色。

到了宋仁宗庆历年间，以范仲淹为代表的的文人们建议修建学校，他建议让本地的学士来教育当地是学生，同时对于学校的规章制度有明确的规定，其中包括如何选取教士，选拔学生，入学时间和对于科举制度的解读。

之后各郡县都开始开设学校，然后是各处州学，然后有些地区已经开始置办学田，以此来支持学士的各式奖励活动以及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行。

到了神宗到徽宗之间，岭南地区的文教已经进入了全面发展的阶段。崇宁初，朝廷曾决定在岭南地区废除科举制度，转而实行乡里选士的制度。

兴办教育

所谓乡里选士制度就是中央朝廷在某一地方实施文明教化，为了促进文教的效果，于是就在当地把乡中驯化、品德才能高的人物推举到中央。宋朝希望借此能让当地人明白教化不过是为了人伦道德，同时人伦道德也是官吏在治国理政的基础和根本。

到了南宋时，岭南地区普遍已经设置有县学，并且在当地人的帮助下，南宋县学在设施和规模上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

在这一过程中，州县学学官制度已经进一步完善，在《宋会要辑稿》中有记载选学官的标准：

“诏两广诸郡，于见任有出身官差兼教授。如无，差特奏名补官人又无，即申提举学士官，与邻州对换兼差。”

学田、贡士库、贡士庄等也普遍建立，为学校运转免除后顾之忧，同时为学子学习提供更多的保障。

这些措施都极大地促进了岭南文教活动的推广。北宋时，苏轼曾写过一首诗来描述当时的岭南学校：“摄衣造两塾，窥户无一人。邦风方杞夷，庙貌犹殷因。先生馔已缺，弟子散莫臻。”从中可以看出早期岭南文教不如意的境况。在过了五六十年，有名士来到岭南地区，都开始称赞“文学彬彬，不异闽浙”。

说明岭南地区的文教水平开始赶上了中原地区。等到庆元年间，琼州即海南已经“有中土风”，岭南地区的学校教育已经颇见成效。

在朝廷的文教活动的开展下，岭南的文人阶层开始形成，为岭南地区发展提供人才基础

随着学校教育和文教活动的开展，岭南的文人阶层开始形成。这一点可以从岭南地区参加科举的人数和科举考试的成绩都可以说明岭南地区逐渐扩大的文人群体。

宋朝中后期，岭南参加科举考试人数大幅增长，中进士科的人数也是急速增长，其中广东进士科登第的人数有近五百人。在嘉佑年间，龙川的罗恺是和苏轼同科的进士，他取得了一甲第三名，这个名次是要远高于苏轼的。

科举考试

再者岭南地区的发解的名额也一直在增长，这个发解名额指的是朝廷给予地方考生参加省试的名额。宋朝初期，因为岭南地区的儒生很少，因此中央给予岭南的名额也很少。但是随着岭南儒生的巨大增长，原先的发解名额已经不能满足儒生数目，因此发解名额也一直在逐步增长。

这两点都说明岭南地区的儒生在不断增长，岭南地区的士人阶级在慢慢的形成，其中的重要标志就是岭南文人开始维护和争取地方利益。

其中一点就是对于发解名额的争取，中央政府察觉地方需求自然是比较慢的，并不能完全直观地体会到地方人民的需求。而随着士族人阶级的形成，文人的力量逐渐扩大，他们作为一个团体可以清晰地表达自己的需求。

士人阶层

因此在绍兴二十三年，静安县的士人就联合上书要求增加发解名额。同样，岭南地区多暴雨和强风，但是在初期因为科举人数较少，于是通常都是几个州县一起举行考试，因此经常考生得冒着风雨前往邻县。于是士人联合上书祈求，最后除了极个别州县，其他岭南州县考生都可以在本县考试。

这样的现象也是许多大儒共同努力的结果，蒋之奇就曾经痛心于岭南地区人们迷信于佛教，想要用伦理教育来教化民众。在他的《广州州学记》中曾经记录下他对于岭南文教的看法：“崇师儒，兴学校，初虽若迂迟阔缓，而其效实见于千百年之后。”同样事实也是如此，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参考历史文献：

《广州州学记》

《汉书》

《三国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