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鉴赏是雅事韵事，以鉴赏为目的的收藏过程也充满着他人难以领略的情趣。爱之愈甚，藏之愈殷。

历来藏书家无不好古敏求，多在自己的藏书上钤盖精致古雅的藏书印，朱墨辉映，使藏书增色，更具垂绪源流、印鉴作证之功能。藏书印勃兴于两宋，至明清两代图书日富，藏书日繁，更替日频。一些较知名的藏书家每得好书，把玩珍赏之余，必钤印书上，开卷一乐。其或相与流传，及至朱痕累累，藏者因此可以播名垂远，日后书亦身价百倍。

皇室藏书印的渊源，大概可以追溯到唐太宗的“贞观”印。到了宋太祖，已起用“秘阁图书”这枚专门的收藏印鉴。宋徽宗有印“御书”，这表明是皇家收藏的书籍。唐宋及以后的藏书印成为文人寄托情怀与理想的一种形式，藏书印的艺术欣赏价值大大超越实用价值。明清以来，藏书家辈出，藏书印更是异彩纷呈，蔚为大观。有人作过统计，仅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古籍上钤盖的印章数量已达万枚以上。

藏书印大体上分为机构藏书印和私人藏书印两种。机构藏书印如五代南唐的“集贤院御书印”，元代的“翰林国史院官书”，当代的“北京图书馆藏”等。私人藏书印如元代赵孟頫的“天水郡国书印”“赵氏子昂”；明代项元汴的“墨林山房史籍印”，文徵明的“玉兰堂图书记”，毛晋的“毛氏藏书”“汲古阁藏书记”；清代钱曾的“虞山钱遵王藏书”“述古堂藏书记”，黄丕烈的“士礼居藏书”“百宋一廛”，汪士钟的“曾藏汪阆源家”“汪士钟藏”，杨以增的“宋存书室”“东郡杨氏海源阁藏”，瞿启甲的“铁琴铜剑楼”“良士珍藏”，刘承斡的“吴兴刘氏嘉业堂藏书记”，郑振铎的“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等。

藏书家尤重视藏书印的应用，一方朱印钤于书端，既为藏书者标志，又可表露藏书者的心曲，读来意趣盎然。闲章不闲，是藏书印的一大特色。藏书印文内容十分丰富，包括姓名字号、生年行第、乡里籍贯、家世门第、仕途经历、爱好志趣、警语箴言等，甚至还有诗文及警示子孙爱书守书的家训。

有的藏书印能够表明藏书者的身份地位。清末四大藏书家之一的海源阁第二代主人杨绍和有一方印“道光秀才，咸丰举人，同治进士”，堪称一份履历表。

教导子孙爱惜藏书的藏书印最能体现藏书家“嗜书如命”的情结。例如，明代文学家黄宗羲(号梨洲)的藏书印上刻着“忠端(梨洲之父)是始，梨洲是续，贫不忘买，难不忘携，老不忘读，子子孙孙，鉴此心曲”，爱书之情，尽在其中。明代藏书家、澹生堂主人祁承蝾的藏书印文是一首诗：“澹生堂中储经籍，主人手校无朝夕。读之欣然忘饮食，典衣市书恒不给。后人但念阿翁癖，子孙益之守弗失。”诗中教导子孙爱惜书籍，守之勿失。

明代钱叔宝有一印日：“百计寻书志亦迂，爱护不异隋侯珠。有假不返遭神诛，子孙鬻之何其愚。”诗中对借书不还者表示痛恨，予以警告，旗帜鲜明。明代“汲古阁”主人毛晋藏书之丰举世皆知。此公有一方56字的大藏书印，印文为：“赵文敏于书卷末云，吾家业儒，辛勤置书，以遗子孙，其志如何。后人不读，将至于鬻，颓其家声，不如禽犊。若归他屋，当念斯言，耻非其有，无宁合旃。”他希望子孙读其藏书，从中受益，警告子孙如果把书卖掉，则禽兽不如。

倡导读书、珍惜藏书也是藏书印的主题之一。清代藏书家吴骞的藏书印上刻着：“寒无衣，饥无食，至于书不可一日失。此昔人治学之名言，是拜经楼藏书之雅则。”正因为有如此精神，吴骞一生专于学问，成为杰出的版本目录学家。清代藏书家顾锡麒的箴言印日：“昔司马温公藏书甚富，所读之书，终身如新。今人读书，恒随手抛置，甚非古人遗意也。夫佳书难得，易失消，一残缺，修补甚难。每见一书或有损坏，辄愤惋浩叹不已。数年以来，搜罗略备，卷帙颇精，伏望观是书者，倍宜珍护，即后之藏是书者，亦当谅愚意之拳拳也。闻斋主人记。”清藏书家马太龙由于藏书甚多，书常被人盗走，他一气之下刻了“警印”钤于书之扉页“窃书非雅贼”!

有的藏书家还利用藏书印来分类保管书籍，如明末著名藏书楼汲古阁主人毛晋所藏宋元善本，都钤有“宋本”“元本”印记。这些藏书印直观地告诉后人这些书的重要价值，有益于强化图书保护意识。

篆刻艺术是藏书印艺术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文人的意境正是通过刻者的“刀法、章法、篆法”表达出来的。名家篆刻令藏书印艺术价值倍增。如明代毛晋汲古阁用印大多出自汪关之手，清代潘祖荫滂喜斋藏印即出于赵之谦之手。这些篆刻名手所治之印，匠心独运，或凝重古朴，或温雅秀逸，显示了深厚的人文功底，堪称藏书印的代表作。质地上乘的印材和雕工精致、意趣高雅的印钮也为藏书印增添不少艺术价值。

藏书印历来受到版本学家、目录学家和藏书家的重视。不少古籍版本目录学专著都将藏书印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来著录。因为借此可以查考一部书的流传源流；可以与版式、行款、字体、纸张一起，用来判断一部书的版本；可以用来补充书史资料的不足。

傅增湘是民国时期著名的藏书家，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进士，做过翰林院编修，曾任直隶提学使，创办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学堂、京师女子师范学堂，民国6年(1917年)出任教育总长。其藏书楼名为“双鉴楼”，因为他藏有两部珍贵的《资治通鉴》，一部是他祖父传下来的元刊本《资治通鉴音注》，一部是他搜购的端方旧藏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刊本《资治通鉴》。他把这两部宋元刊本并称“双鉴”，作为藏书楼的名字。

一个偶然的机会，傅增湘见到了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年)宫廷写本《洪范政鉴》，能把这部书收藏在“双鉴楼”成了他的一个梦想，十多年耿耿于怀。后来他终于等到书商出售这部书，不禁喜出望外。可是书商索价极高，傅增湘不得已卖掉了自己珍藏的日本古刻本三大筐，换钱买下这部从宋到清历时700多年，上面朱印累累的古籍珍宝。此后他以《洪范政鉴》与宋本《资治通鉴》相配，合称“双鉴”。这对“新双鉴”更为珍贵且名重一时，传为书坛佳话。

宋代内府写本《洪范政鉴》是宋仁宗根据《尚书·洪范》编纂的一部书，书上钤有十几方藏书印。当时就是凭借书上钤有“辑熙殿书籍印”，确定这本《洪范政鉴》属宋代内府写本。辑熙殿是南宋时的皇家藏书楼，有了这枚皇家藏书印，就可断定这部书是从辑熙殿流传下来的。这部书上的另外几枚皇家藏书印进一步佐证了这个判断。宋亡之后，《洪范政鉴》被收入元朝宫廷，于是书上多了一枚“翰林国史院官书”的印记。

1949年傅增湘去世，他的后人遵照遗嘱，把“双鉴楼”的藏书捐献出来，普通书籍捐给了故乡的四川大学，《洪范政鉴》等善本捐赠给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

近代文化名人的藏书印，同样体现着藏书者的个性与文化情怀。著名藏书家缪荃孙的藏书印“艺风审定”“艺风堂藏书”“江阴缪荃孙藏书印”“缪荃孙藏”“小珊三十年精力所聚”等，透着儒雅的书卷气。瞿秋白、杨之华夫妇常合用一枚书印钤于藏书，印文为“秋之白华”，含二人名字在内，构思巧妙。国画大师张大千的藏书印章大都自撰自刻，“大干掌握”“藏之大千”“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等藏书印，耐人寻味。当代藏书家韦力先生有藏书印多枚，间有两方颇具意味，一曰“求书甚苦”，藏书甘苦多少，寂寞自知；另一日“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典出《道德经》，聚书一途多不易，艰辛无奈，心境炎凉，此印喻理深长，皆因爱书而为。

袁世凯次子袁克文，一字抱存，后因得宋王晋卿《蜀道寒云图》画卷，得物志喜，因署“寒云”。他与傅增湘、徐森玉、周叔驶等交往密切，研究古书版本，藏书极精。凡遇宋元古刻善本，必大力购得，先收有宋版书百种，乃名书楼日“百宋书藏”。后其宋版书增至200部，又改书楼名为“醑宋书藏”，所藏善本钤印累累，以示珍爱。他收藏了8种宋刻巾箱本，有《周易》《尚书》《论语》《孟子》等，爱若至宝，又设书斋‘八经阁”，秘藏于内。困顿时袁氏藏书大多转卖，以济窘日。袁克文嗜古收藏乃贵公子的一种消遣而已，兴尽则视若浮云，转瞬散尽，成为来去匆匆的书林过客，只有累累朱记，标记着过眼云烟。

在版本方面，藏书印是鉴定版本的重要依据之_；在藏书史方面，借助藏书印可以了解一部书的传承关系和收藏历程；在艺术欣赏方面，—方篆刻精致的藏书印堪称一件艺术品，极具美感，可以充分体会其给藏书者带来的闲情逸致和精神享受。

古籍版本学者林申清先生在《明清著名藏书家·藏书印》一书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自来藏书家印记，大都请名家篆刻，有的凝重古朴，有的温雅秀逸，其艺术价值，实不亚于书画家印记，亦足资今日爱书君子楷模。买一本心爱的书，晴窗展读，虽非价值连城的古刻珍秘，然纸自如玉，墨润如脂，书香阵阵，取出印章，在扉页上钤一方朱红印记，替这本书增些色泽，也替自己的心头添些喜悦，诸君以为如何?

好书堪读不堪藏，沧海难寻旧寸方。

当我们看到古书上一枚枚丹砂未褪的印款时，也能用心感受到几代爱书人留下的一缕耐人深思的文化痕迹，它们的有绪流传，给我们清晰地提供了寻找前贤的线索，为日后的藏书之事多存一些惊喜和感动。中国传统藏书印属文人书斋雅玩，表现的又是藏家的儒雅风范，体现出一种审美取向和人生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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