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廷以（1904—1975）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先驱人物，早年与罗家伦、蒋廷黻诸先生相过从，由垂手从教而至相与论学，交谊久长。自1928年起，已创拟《近代中国史》19册的宏大写作计划，并有意与罗、蒋合撰近代史以供一般阅读。30年代以降，又陆续推出一系列“史事日志”类编年巨著。更为人知的是，他作为台湾中研院近史所首任所长，擘画创建，养成人才，使得一个新兴学术机构成长为近代史研究重镇，乃至卓然而立,孕育出享誉学界的“南港学派”。他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著作《近代中国史纲》在香港出版后，即受到学术界和读者重视与欢迎，先后3版13次印刷，继又在台湾刊行，目前在大陆也已有两个版本。今人论及郭氏史学贡献，常列举其多种以“史学日志”命名的著述。综计相关作品有《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二册、《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二册、《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四册。此外《太平天国历法考订》、《郭嵩焘先生年谱》等书同属编年系事性质，也在所谓“年代学著作”范畴内。王尔敏归纳乃师史学功力所在，“基本上是春秋家正宗学养，研治史事，重视年代学”。（王尔敏：《郭廷以先生与中国近代史之学术建树》，《20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第14页）可以说，史志体裁的写作几乎贯穿郭廷以学术生涯始终，堪谓其史学著述中最具特色的一种。

郭廷以出生在河南舞阳一个小康的地主家庭，初小而高小，是最早一批新式学堂的试验者。1918年考入开封二中，后转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中，1923年被保送入东南大学历史系。柳诒徵主讲中国文化史，因材料不好解决，鸦片战争以降一段几乎无从讲起，授课只好参考日文著述，并要求学生对照《东华录》比读。这实际成为郭廷以接触近代史料的初步。他说，“初看茫无头绪，后来越看越有兴趣，从道光朝看到咸丰朝，再往前看看到乾隆朝，我另编出一套章节，很得柳先生赞许。”约自大学二年级，郭开始做读书笔记，并渐将札记范围扩充至记录时事。北洋时期军事繁兴，郭据能接触到的资料，随时记录内阁变迁、各省军队番号、驻防区变更、军官出身等等，并列出表格，这些工作为“后来研究现代史的准备”，可见其已有保存当代史料的自觉。

在东大最初两年渐摸到研究门径，但真正引领郭廷以进入近代史研究天地的还是罗家伦。他大三时，罗聘入东大历史系，郭回忆当时课堂情形：“由于罗先生名气大，讲话风趣，最初上课轰动一时，以风雨操场做教室，文科学生固然要听，其他科系学生也挤去听。”罗家伦犀利的谈锋、崭新的观念，给他极大震撼，由此结下学术之缘。1927年郭大学毕业，经罗家伦推荐，进入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工作。时值北伐，战争一发动后，郭就以史家的敏感意识到这是一件“大事”，据报刊逐日记“大事志”。他所在的政治部下属编史局，专门收集国民革命军史料，因此有条件写作“日志”，为将来撰写军史做预备。郭廷以有过史料学训练，在搜集资料方面非常用心，据他自述：“当时我收集资料的范围很广，标语也加以收藏，并记载了某年某月在某地某个机构贴出来的标语，由此可发现军政方面变化的迹象。”

不久后，郭廷以转入中央党务学校编译部，一面担任编译，一面撰写民国大事志，范围渐渐前推，“把清末至最近的近代史大事写出一个大概，对研究近代史有了一个骨架了”。至1928年春，完成《清季史事日志初稿》，由中央政治学校印行。当年郭应清华大学新任校长罗家伦之邀北上协助行政，并以历史系教员名义与罗合授“中国近代史”。1930年离开清华，相继执教于河南大学、中央政治学校，至1932年赴中央大学历史系任教，直至1949年。在中大郭廷以开设了近代史课程，并编写多部讲义，课余还常去各图书馆查阅资料。金陵大学是教会学校，英文书多，地方志也有七八百种，这里成为他读书的“福地”。郭晚年忆及在图书馆狭小阁楼上查书的情形：“我把所有地方志都看过，善本书也全看过，相当下功夫，当时为了防蚊子叮，穿好衣服，但逢暑天温度一高，汗流浃背，非常之苦。”利用北京、南京等地资料，“近代中国史长编”得以不断充实内容，覆盖时段上自16世纪，下迄至民国20年代。他选出其中相对成熟的部分，以《太平天国历法考订》、《太平天国大事日志》独立成书。后者原名《太平天国大事日志》，据中大学生王聿均言，“改名可能是出于罗家伦先生的建议，史事日志是指与历史有密切关系的事件，而非一般事件”。两书出版后轰动一时，郭也由此奠立与简又文、罗尔纲鼎足而三的“太平天国史先驱大师”地位。

至迟不晚于1939年，《近代中国史事日志》写作已基本完成，但郭廷以精益求精，不愿匆忙定稿，加之抗战军兴，辗转耽搁，一直到60年代，即台湾近史所时期才正式出版。当时《中华民国史事日志》也已初具规模，郭的多位弟子张朋园、吕实强、陆宝千、陈存恭等人对内容增补均有所贡献，而最终定稿是他晚年在纽约完成的。在生命最后一段时光，郭廷以仍旧保持着数十年前初操史觚时的工作热情，在美国各大图书馆搜集资料，逐日逐条加以增订，“到死还是没放弃”。该书出版经历了波折，张朋园后回忆说：“郭先生去世十年后，近史所才在所长吕实强的主持下，出版郭先生的《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在此之前，我们几乎都认为郭先生这套书没希望出版了，因为那个时代，没有人敢批评政治，不像现在，就算你不喜欢总统也可以批评他，但在当时，你只有生闷气的份。”无论如何，多种史志终得以汇齐出版，总算是对郭先生身后的告慰。

今日流传最广的郭著《近代中国史纲》完成于上世纪70年代，而往前再推30年，郭廷以还出版过两大册以《近代中国史》为标题的著作。这两册各达600多页的大书非一般意义上的近代通史，而是各以早期中外关系、鸦片战争为主题，按时序做“史料之整辑排比”的文献集，其性质不完全同于“史事日志”，但方法或内容均多近似。郭本人自承，在史学方面“比较影响我最大的是罗家伦先生，……影响我最大有二，其一是注意外国资料，其二是研究近代史”。1931年罗发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一文，就“科学的近代史”研究宗旨、方法及范围提纲挈领，直言“现在动手写中国近代史还不到时候”，“要有科学的中国近代史，非先有中国近代史料丛书的编订不可”。此文作为“引论”收入《近代中国史》第一册，同书“例言”说：“历史研究应自史料入手。以近代中国史论，现在尚为史料整理编订时期，而非史书写著时期”。史料取舍也严格按照罗所论以“原料”为尚，必不得已，始一用“副料”。

这类带有干燥的、实证气味的史学体裁，易造成一种刻板形象，让人以为郭廷以只是一个会写史事编年的“史匠”。其实撰写《近代中国史》时，除了排比史料，他还特别注意使分立不同的记载“互相联通”，各主题附以简要解说，以使读者获得“一贯明了之认识”。张朋园以今日眼光视两册《近代中国史》，认为其中“不只是史料，还有郭先生对史料的独特见解，并非没有解释”，并进而指出，解释历史的观念是由蒋廷黻所种下的。郭廷以在清华只待了短短两年，有一个重大收获，就是结识了蒋廷黻。上世纪30年代的北平学术界充斥“非考据不足以言学术”的空气，各大学史学课程日趋专门化，而主持清华历史系的蒋廷黻却对此学术风气有自觉反拨，偏向为综合史学鸣锣开道。郭、蒋有过一同工作的经验，无论重实证的研究路数，或历史理解的宏观方面，皆多所共鸣。按郭的理解，“将史事按史时顺序排次，则全局悉入眼中，分条来看，容有支离破碎之感，综合参证，自有其脉络系统可寻”，理论上待史料工作告一段落，再行深入研究，两者间并无截然分界。之所以视史事编年如此重要，在于他特强调历史连续性。郭常以李白诗句“前水非后水，古今相续流”作喻，将史实视为前水、后水，为一种不能中断的永恒连续，“历史研究首须认清史事，方能了解它的意义；史事须以史时来联贯，史时失去正确，史事即因而紊乱”。郭还重视中西“交通”的因素，认为历史不可分，不仅时间有连续性，空间亦有交互性，所谓“六合为一国，四海为一家”，此种现象“以近代为尤著”。

对编写史志的工作本身，郭廷以倒看得相当平易。他视史志为“一部近代中国的综合记录”，认为是一种“极平凡而相当繁琐的工作”，并归纳“有兴趣”、“肯耐烦”、“广涉猎”、“勤动笔”、“慎选择”数项标准，在实践中身体力行。郭常向学生灌输“勤动笔”的观念，“看到什么东西，觉得有意思，应该马上动笔把它记下来”，鼓励学生从档案中找专题进行研究，如果不是经过相当时期的史料训练，他是不放心让学生直接从事专题研究的。这一观念对近史所治学风格有着深刻影响。

李恩涵总结说：“当时凡是遵照量宇师指示，肯下功夫的，如李国祁、王树槐、王尔敏、张玉法等人就有很好的专书著作；没有照他的方法去做的，在近史所待了三四十年也写不出一本好书的大有人在。”刘敬坤出自郭在中央大学历史系所教的最后一班，也是他为数不多的留在大陆从事史学工作的学生之一。对于应在史料方面下的功夫，他在多年后有所反思：“很后悔没有照郭先生所说的去做，一直到后来我自己做研究，才发觉郭先生的路子是对的。”他承认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圈子里，郭廷以是一个“奠基者”，不过遗憾地表示：“目前在大陆，有几个人走郭廷以的学术路线，但却不是郭先生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