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代，去今未远，给我们遗留下极其丰富的史料。这些史料不仅数量多，而且所反映的历史现象，无论在深度或广度上，均非前代所能比拟。如何分别不同情况，进行整理选编，使它能够充分发挥作用，为史学工作者参考利用，这是明清史研究者应负的责任，也是关系到促进研究工作发展提高的重要问题。任何研究工作，都必须首先详细占有资料，然后才谈得上进行科学分析，因此史料整理也正是研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建国以来，在明清史料整理方面，完成了不少前人不曾做过的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同时也应该看到，整理编纂工作的现状与研究工作的要求很不适应。本文拟对明初至清代1840年以前的史料整理情况略作回顾。囿于见闻，挂漏恐多，同时也不能巨细不遗地对每个项目加以评介，仅仅是大致勾画一个轮廓。做这样的回顾，可以看出，需要做而没有做的工作还很多，应当引起明清史研究工作者的注意。

赵守俨先生（1926-1994）

一、各体断代史籍和史料

清修的《明史》三百三十二卷，尽管出于政治原因，对于史事的记载有所回护和歪曲，在编撰方面也不无疏略，然而它在编撰过程中曾集中大量原始资料，先后经过万斯同、王鸿绪等熟悉明代史事的学者以数十年的精力，编写修改成书。在“正史”中，它是编写时间较长的一种，其迟迟不能定稿刊行的原因，虽不是完全由于为了“精益求精”，但是这部书在漫长的修撰过程中，多次推敲修改，于史料的剪裁整理，各篇卷之间的照应方面，确是略胜于以前的官修诸史。清代学者认为，“执笔者不知几经审订而后成篇，此《明史》一书，实为近代诸史所不及。非细心默观，不知其精审也”（注：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1）。此种评论，虽难免夸大，却尚非无根之谈。因此，它不失为研究明代历史的基本史料。《明史》的整理工作最初是在著名史学家郑天挺主持下，由南开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的同志共同进行的，1966年以前完成了点校初稿，本纪部分并已定稿若干卷。1971年以后，又在初稿的基础上作了修改补充，这一阶段的工作以王毓铨、周振甫用力较多，点校本于1974年春出版。《明史》的校点工作与前代诸史的校点比起来具有这样两个特点：其一，它的祖本尚存，我们今天要校正的不是辗转翻刻中造成的错误，而是修撰或初刻的疏失。其二，由于它是清朝皇帝钦定的官书，而且清初又有不少人以私修明史而获罪，所以精于考据的清代学者不敢公然对它进行正误、纠谬，因而没有前人的考订成果可以凭借。上述特点增加了整理工作的难度，就只能采取“本校”和“他校”方法以解决校勘上的问题。“他校”工作，除采用了《明史》所据的《明实录》和《明史稿》外，还参考了《国榷》《明会典》《大政记》《寰宇通志》《明一统志》《读史方舆纪要》《明经世文编》《绥寇纪略》《怀陵流寇始终录》等多种有关史籍和专着。这是自《明史》乾隆四年(1739年)刊行以来二百多年间，唯一的一次全面整理，这项工作为今天的史学工作者提供了方便。

对于《明史》的研究整理作出重要贡献的，还应当谈到黄云眉的《明史考证》。此书第一册已由中华书局出版。作者参阅了千种以上的有关史籍、笔记、专着、文集、方志，按照《明史》原书次第，逐卷作了考证。包括探溯史源，比较详略，拾遗补缺，考订异同和订正讹误，为读《明史》的人提供了较丰富的值得参考的资料。读此书者可能会感到，它征引的大量资料冲淡或淹没了作者自己的精确考证，以《明实录》与《明史》相参验诸条，尤其可能给人这样的印象。不过这种做法可以省去读者翻检之劳，使人对于史事原委一目了然。在明代资料浩繁、不易爬梳的情况下，它给读者带来的方便就更为明显。《明史》点校本中校勘记的任务是校正史文，而此书重点则在于考证史实，它和《明史》点校本恰好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谈迁的名著——编年体明史《国榷》一百零四卷的点校出版，也深受治明史者的欢迎。此书过去只有抄本，流传极少。张宗祥据蒋氏衍芬草堂抄本和卢氏抱经楼藏抄本相互校补，重新厘定为一百零四卷，由古籍出版社(该社后并入中华书局)出版。吴晗曾经指出，“谈迁编撰《国榷》，主要根据是列朝实录和邸报，参以诸家编年，但又不偏信实录，也不侧重于私家著述”，“他对史事的记述是十分慎重的，……建州史料，万历以后最关紧要，《国榷》于万历后尤详。特别是崇祯朝没有实录，谈迁根据邸报编述了这十七年的事迹，由于当时并未刊行，因而也没有经过四库馆臣的乱改。……对研究建州和明朝后期历史是有积极贡献的”(吴晗《谈迁与国榷》，光明日报1959年7月23日)。本书的史料价值和对于研究明史的作用，于此可见。

1959年初，中华书局还整理出版了另一部明代的编年史，即清末夏燮编著的《明通鉴》一百卷。夏燮认为，《明史》一书于明代史事多有缺略，且存在不少错误，亟须另写一部编年体的断代史，对它加以补正。于是他以《明史》和《御撰资治通鉴纲目三编》两书的资料为主，旁采野史数百种，写成这部百卷的历史著作。作者写史，比较注意总结历史经验，探求“治乱之源”。但是他并不强调书法上的褒贬，而是主张把“得失劝惩”贯穿于叙事之中。他还继承了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的传统，另写了《考异》，折衷史料记载之异同，为读史的人增广了异闻。

清初谷应泰主编的《明史纪事本末》八十卷，亦经赖家度点校出版。此书编撰于《明史》成书之前几十年，乃参考多种明代史料写成，并非仅仅抄撮某一种编年史或纪传史。它用八十个专题，分述明朝一代大事的始末，起于“太祖起兵”，止于“甲申殉难”。其中史实，间与其它明代史籍有些出入，可以相互参证。整理本还增附《补遗》六卷（《明史记事补遗》6卷，都记明清之际的史事。傅以礼跋认为，这六卷书原为谷书的一部分，由于“事关昭代龙兴，恐有嫌讳”，因而在刻书时删去）、彭孙贻《补编》五卷，使本书的内容更为丰富。北京图书馆藏有南陵徐氏旧藏本，校注颇多，可以补正谷书（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卷1），但点校本未能采用，这是美中不足之处。

晚明史籍在明代史籍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数量也相当可观。它从各个方面反映出我国封建社会晚期的社会形态和阶级状况，为研究封建社会史和明末农民战争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史料。

中华书局于1957—58年间，先后出版了王崇武点校的徐鼒《小腆纪年附考》二十卷及《小腆纪传》六十五卷、补遗五卷。《纪年》用编年体记载了福、唐、桂、鲁四王和台湾郑氏的史事。此书以清朝为正统，附记南明年号，史事的异同，用“附考”形式予以折衷，系以论断。《纪传》是其姊妹篇，只是体例不同。徐鼒撰《纪传》时，已届暮年，未能竟功。后来其子承礼为之补订，增加“微者”“戮辱”两篇，补入“贰臣”“义师”两卷之中，篇目亦有修改。原书有目无文的列传，承礼又据《南疆逸史》等书补作，汇为五卷，附刻书末。这两部书在南明史中，是比较有系统，有条理的著作。此外，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还编印过一套《晚明史料丛书》，已出张岱《石匮书后集》六十三卷，温睿临《南疆逸史》五十六卷，查继佐《国寿录》五卷(另有“便记”及“附录”)，赵士锦《甲申纪事》一卷，缺名《纪事略》一卷，史惇《恸馀杂记》一卷，钱肃润《南忠记》一卷(以上四种合一册)，郑达《野史无文》二十卷(卷十六以下缺)，共为八种，均由上海图书馆整理。这些书过去都没有刻本，流传甚少，对研究南明史足资参考，其中以张岱、温睿临两书史料价值较高。但自1961年以后，这套书的编印工作即中辍，是为憾事。

晚明野史，种类繁多(全祖望说“不下千家”)，不仅董理非易，即使要掌握这些史料的目录和版本情况，也是非常困难的。谢国桢的《增订晚明史籍考》却给我们基本上解决了这一问题。此书对晚明史籍的内容、史料价值、编撰得失、作者生平、成书始末、版本情况都有考证和评价，并征引了重要的序跋。其卷一“通记”部分，还介绍了明代前期的要籍。谢书确为晚明史料的指南，是史学工作者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书。朱希祖《明季史料题跋》(中华书局1960年出版)考订亦精，但涉及的书很少，故不作重点介绍。

对于综述清朝一代史事的史籍和史料，主要做了以下的整理：

(1)《清代起居注册》，正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进行点校，康熙朝部分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清代起居注馆设立于康熙九年(1670)。现存起居注册，记事起于康熙十年(1671)九月，迄于宣统二年(1910)十二月，共装成一万二千零七十六本，其中包括满汉两种文本，汉文本中又有正本与稿本之分，分藏于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两处藏本如能相互补配，除康雍乾嘉四朝中还略有残缺外，其馀可以基本上补齐。起居注是实录的史料来源之一种，经初步查对，它的记事虽不及实录全面，但关于皇帝言行、朝廷政事、宫闱中的活动等记录却详于实录，而且文字殊少润饰，更接近当时的实际情况。参单士元《清代起居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

(2)《清史列传》八十卷，王锺翰正在进行标点和校误。此书在1928年由中华书局刊行，出版以来颇受史学界重视。其稿本来源现已不能详知，但一般认为，它的大部分列传系从清代国史馆列传中抄出，现据王锺翰核对，乾隆以前列传，多据满汉名臣传；乾嘉以后的，多采自国史馆撰写的大臣列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三千馀篇列传中，可据以和《清史列传》比勘的，约六百人左右。

(3)《清史稿》五三六卷，已由罗尔纲、孙毓棠、启功、王锺翰等人加以点校，由中华书局出版。此书自1927年刊行以来，即先后有人对它的立场观点和编撰上的问题多所指责，一向毁多誉少。但是它毕竟是汇集了大量资料经过系统地整理编撰而成的，用纪传史旧体比较系统地记述了有清一代的史事、人物、制度，志表的门目，也根据清朝历史的特点作了增减。金毓黻认为，“是书积十馀年之岁月，经数十学者之用心，又有国史原本可据，而历朝所修之实录、圣训及《宣统政纪》，并蒋王朱三氏之《东华录》，采摭甚富”（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第六章）。作为对于本书史料的评价，还是比较持平之论。

此外，蒋良骐的《东华录》三十二卷(叙事自清初至雍正十三年〔1735〕)，亦由林树惠、傅贵九点校完毕，即将出版。此书记事虽不及王先谦《东华录》详备，却保存了一些《清实录》、王录以外的史料。孟森先生于《读清实录商榷》一文中，曾举证多条，以说明“蒋录虽简，而出于王录以外者甚多”。实际上本书除实录外，还参考了不少其它原始资料。如其中若干处，明言出自第一手的记录“红本”。又如顺治元年(1644)史可法答多尔衮书，录自原札，实录不载；康熙二十七年(1688)郭琇劾明珠一疏，乃录自郭琇《华野集》。作者在全书中所附数十条按语，往往揭出史事、制度中的关键问题，多有可取。

以上各项，都属于史料整理中的基本建设，一般在整理工作上又都下了较大功夫，对于明清史的研究确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二、专题史籍和野史笔记

几种专门记载明清军事行动的史籍、史料，已先后重刻、影印，或正在整理。其一，为明人赵文华的《嘉靖平倭祇役纪略》六卷，1959年由扬州古旧书店据嘉靖本重行刊刻。作者为严嵩之党，曾驻节扬州，指挥这次战争，本书收录了有关这一事件的敕谕、疏表、咨文、书简。书中并没有赵文华撰写的记述史事的材料，仅为文件汇编性质。惟此书四库未收，流传甚少。另一种是明代瞿九思撰《万历武功录》十四卷，中华书局1962年据天津人民图书馆藏万历刻本影印。此书完成于万历四十年(1612)，用纪传体写成，包括列传一七六篇。资料来源为六科纪事、实录、邸报和作者搜访所得的其它有关文件。卷一至卷六，是关于北直隶、山东、山西、宣大镇、河南、陕西、宁夏、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等地的农民、矿徒、叛卒、白莲教和少数民族起义的记载；卷七至卷十四，为鞑靼、瓦剌等北方民族之事迹。茅瑞征写《万历三大征考》、谈迁撰《国榷》，均曾取资于是书。这部书万历以后即未重刻，清代又列入禁书，因而颇为难得。虽文字很不高明，又好用古代官名，却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又，魏源的名著记载道光以前重要战争的《圣武记》十四卷，也正由中华书局组织点校。

明代与海外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因而记载海外情况的书和有关航海的资料也逐渐多起来。向达先生在生前编选的《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中，先后整理校注了三种明代对外关系和航海的史料，196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向达先生（1900-1966）

其一，《西洋番国志》，不分卷，明巩珍撰。作者曾随郑和下西洋，归来后记录了他足迹所至的西洋二十馀国的生活习俗，以及这些国家与明朝的经济交流。本书为记载郑和下西洋的三种原始资料之一，但它不如《瀛涯胜览》和《星槎胜览》知名，见到过此书的人不多，藏书家亦鲜有着录，四库未收，仅见存目。整理本系以北京图书馆所藏知圣道斋抄本为底本，对于事实、地名作了简明扼要的注释。

其二，《郑和航海图》，原图共二十四页，包括序一页，地图二十页，《过洋牵星图》二页，空白一页。本名《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国图》，以不便记忆，人们习惯省称为《郑和航海图》。茅元仪《武备志》卷二四〇所收。中外学者对此图都作过不少研究。据向达推断，此图或得于兵部档案，或来自胡宗宪的衙署，总之它是渊源有自的。图中标出的郑和下西洋的航行路线，与祝允明《前闻记》所述这次航行情况吻合，如这一推论不误，则此图应为我国现存最早的海图。

其三，《两种海道针经》，撰人不详。此书包括《指南正法》《顺风相送》二种，都是旧抄本，原藏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两书内容大致可分三部分：一、气象观察；二、各州府山形水势；三、各处往回针路。《顺风相送》多记当时西洋及一部分东洋情况，涉及日本者不多。《指南正法》则于日本记载较详。此书对于研究地理学史、航海史、中外关系史都提供了可贵资料。书中提到的大小地名甚多，整理本另编制了地名索引，并附注今地。

关于明清野史及史料笔记，也陆续整理出版过若干种，但数量不多。北京中华书局编印的《元明史料笔记丛刊》，属于明代的笔记出版了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三十卷、《补遗》四卷，叶子奇《草木子》四卷，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三十八卷。沈书所记万历一朝的史事、制度、宫廷掌故、社会风俗，许多是不见于它书的，因此一向为治明史者所重视。叶书于红巾军起义事迹记载颇详。何书则记事、论学兼而有之，并不纯粹是史料笔记。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亦曾辑印《明清笔记丛刊》，出版过郎瑛《七修类稿》五十一卷、《续稿》七卷，朱国祯《涌幢小品》三十二卷，都是明人笔记中比较好的。此外又以《中国文学参考资料丛书》名义出版了谢肇淛《五杂俎》十六卷。实际上此书并不是专谈文学的，也保存了不少社会经济资料，与以上各书的性质并没有多少区别。

北京中华书局还组织过一套《清代史料笔记丛刊》，曾印行萧奭《永宪录》四卷(又《继编》，不分卷)、福格《听雨丛谈》十二卷、谈迁《北游录》九卷、法式善《陶庐杂录》六卷、李斗《扬州画舫录》十八卷。共为五种。中华书局另出刘献庭《广阳杂记》五卷，初版单行，未用丛书名义。此书多记明末佚事和清初官制，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批评它“糅杂无序，偶一考古，大率浅谬”，是仅就此书体例和作者的考据之学而发。至于本书所记明清之际的史事、人物诸条，并非一无可取。

《永宪录》取材于邸抄、朝报、诏谕，奏折等原始资料，用编年体记述了康熙六十一年(1722)至雍正六年(1728)的重要史事。对于胤禛夺嫡，年羹尧、隆科多等大狱，汪景祺、查嗣庭等文字狱，以及青海战役，都记载较详。此书实为编年史之一种，不属于笔记性质。《北游录》记载了顺治十年(1653)至十三年(1656)期间，谈迁旅居北京的见闻和他所写诗文。其中反映了作者为了编写《国榷》搜集史料的艰苦过程和他当时的思想状况，为研究史学家谈迁的行事和他的名著《国榷》，提供了真实确切的资料。《听雨丛谈》详于八旗风俗及官制、科举。《陶庐杂录》则侧重于财政及西北水利，兼及明清图书文献。所记明修《永乐大典》事，清内府藏书、刻书，以至明清丛书刊刻情况，宋代以来的诗文选集，均足资参考。《扬州画舫录》系统地记载了扬州城市和社会风俗，并保存了不少地方文献和戏剧史的资料。对于当地的工程建筑、民间工艺，也都有详尽的阐述。上述各书，除《陶庐杂录》《扬州画舫录》外，其馀几种均无刻本，因而更为清史研究者所欢迎。

遗憾的是，这些野史笔记从1960年以后的二十年中未再印行，直到最近才恢复出版。即可刊行的有叶盛《水东日记》、昭槤《啸亭杂录》和钱泳《履园丛话》等若干种。中华书局正在有计划地组织出版明清史料笔记丛刊，希望把史料价值较高的笔记陆续刊印，以广流传。

谢国桢在明清笔记的整理评价方面，也是作出了贡献的。他从大量的明清笔记中辑录了关于政治、经济、文化以及风土人物的资料，分类抄存，注明出处，编成《明清笔记资料汇编》，为研究工作者提供了极大便利，即将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在此之前，谢国桢还编写《明清笔记谈丛》，其中选择四十馀种重要笔记加以评介，对于每种书的史料价值、作者生平、版本情况都作了介绍考订，为初学指引了门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