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公元1644年，天干地支纪年是为甲申年。此年，是为大明崇祯十七年，又为大清顺治元年，又为大顺永昌元年。

上图为20世纪初太和殿皇帝御座

这一年，大明崇祯皇帝被他自己的臣民逼上万岁山，自绝于人民，自挂于树枝。

至此，明朝作为统一政权结束了对全国的统治，享国276年。她的灭亡证明了封建王朝在东亚有限的区域内受困于时代、受困于地理、受困于认知水平因内卷而灭亡的必然结果与历史逻辑，顽强成熟的社会制度使她的崩溃拖延了太久，以至于即使她崩溃了，社会文明仍是按照她原有的模式原地踏步，无力前进。

取代明朝的大顺朝曾经试图把明朝的统治根基连根拔起，他们挥动大镰刀，不留余地的收割积累了二百余年的明朝士大夫缙绅集团——虽然仅仅局限于北京一带，收割的成果是非常可观的，但却因此彻底得罪了整个士绅阶层。最终，士绅们用膝盖投票，选择了来自东北的八旗大军和他们可爱的小皇帝——大清世祖章皇帝：爱新觉罗·福临。

八旗合满洲、蒙古、辽东，三大人群而成，与人心离散，得过且过而且内讧不止的大明不同——八旗虽然由三大族群组成，却团结紧密。世世代代以狩猎、放牧，和行军打仗为业的他们，习惯于各种合作关系。而在屡屡见证过清朝崛起进程中的“军事奇迹”后，他们建立起了坚定的“天佑大清”的信念。而与中原所有势力最大的区别是：大清有议政会制度，议政会由贵族组成，他们不仅制定法令、审判裁决，甚至有权监督最高君主。由于议政会的存在，入关之前的大清君臣，真正做得到“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不仅当官的，甚至为君的，都被法律严格的限制住，不仅百姓的日子好过得多，整个国家的力量也很自然的强大。

八旗人因此以弓马围猎中原，奉天命鞭挞华夏。南明，李闯，明郑以各种武器、方式妄图阻止由大清帝国完成整个中华世界统一的历史进程，其间甚至有南明永历帝皈依罗马天主教，请求教廷发援兵的举动，如此艰难抵挡凡三十八年，终有永历受缚，延平束手。

上图永历帝求援稿件，实物现藏于梵蒂冈

其实，永历的皈依或许对其个人来说是灵魂的得救，但对于整个大明帝国来说，只是一次迟到的改革——一切都来得太迟了。

早在永历的祖父——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在位的万历四十四年，即公元1616，明朝就发动过“南京教案”，在皇帝的旨意之下，大明的衙门开始毫无理由的将耶稣会的传教士定罪、逮捕、动刑，甚至杀害。教堂均被拆毁，教会一律解散。虽然，由于明朝的各级官吏一如既往的“办事不力”，使得教会仍有活动存在，但那终究是非法的暗中行为。

非常巧合的是，就是在那一年，羽翼丰满的建州女真建立了大清帝国的前身——后金政权。曾经世代效命于明朝的建州女真都指挥使 爱新觉罗·努尔哈赤，正式称汗，定都赫图阿拉，定年号天命。

直到崇祯即位之后，由于明朝自己原有的历法测算团队水平太差，多次多处出现错误，甚至算错日蚀、月蚀的日期，已经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和国家祭祀；而耶稣会的传教士们采用西方历法和仪器计算精准，这才重新获得新皇恩准，恢复合法地位。

然而，比历法更让崇祯感兴趣的，则是西洋火器——红夷大炮。

正是因为获得了红夷大炮，明朝才牢牢的守住了山海关，甚至在山海关下重伤了数十年来所向无敌的天命汗努尔哈赤！

不久，努尔哈赤病故，其子皇太极即位，改年号天聪，后又改为崇德。之所以要改年号，是因为皇太极得到了两件宝贝——蒙古人的“元传玉玺”和辽东人的“红夷大炮”——蒙古末代可汗呼图可图可汗林丹巴图尔的儿子额则孔果尔，率余部归顺皇太极，奉上“元传玉玺”；而被调往关内的辽东将领孔有德、耿仲明等因遭到当地人的歧视、虐待和来自朝廷的不公正打击，最终背叛明朝，率众万余逃回辽东归降皇太极，而他们献上的礼物，就是红夷大炮。

得了这两大人群，以及两件神器，皇太极便在女真、蒙古、辽东汉人的佣戴下，登基称帝，并改族称女真为满洲，改国号大金为大清，改年号天聪为崇德。

但即使到了这个地步，清朝仍没有取代明朝的意思。

皇太极只是想割据东北，并取得明朝的承认而已。为此，他屡次写信给袁崇焕，表示只要大明承认其割据的事实，不再与自己为敌，那么他不仅愿意恢复向明朝称臣、朝贡，甚至可以去掉刚刚获得的皇帝称号。

皇太极，不愧是大政治家，谈判诚意有没有另说，开出来的条件，不可谓不令对手心动。

然而，他只与袁崇焕谈，却不与明朝的朝廷和皇帝谈。

究其原因，明朝朝廷已经发出了拒绝一切形式的和谈的原则，有人提议和，就会被扣上“投降派”的大帽子。

最终，谈判失败。至于“私下”与清朝谈判的袁崇焕，则被皇太极施以“反间计”，最终被崇祯皇帝亲自下令凌迟处死。

明朝因此必须坚持两线作战。

其实，不管是拒绝议和，还是排斥洋人，归根结底，都是明朝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留下的“遗害”。明朝发展了二百多年，但是最核心的思维逻辑，仍然是淮西老家那一套。

然而这一套，生命力太顽强，甚至明亡清兴的结果也终究回到了清承明制的路线上来。皇帝固然换了姓氏，但新瓶装的却是旧酒。清朝对包括中原汉地在内，都奉行“因俗而治”只是加入了游牧渔猎的添加剂，从而起到了延缓衰亡的作用。

为了统治的稳定，在经历了初期的几次“震痛”（剃发易服）后，务实的清朝统治者们放弃了对社会的进一步改造。除了发型和服饰之外，清朝几乎保留了明朝社会所有的文化和传统。相反，入关的旗人社会却渐渐被中原化或者说汉化了。

八旗渐渐失去了原有的政治上的先进性——议政会渐渐弃用，外来文化被盲目排斥，甚至满洲和蒙古的文字了也渐渐退出——蒙古文在康熙年间就退出了宫廷，而满洲文字到清末则渐渐退出了入关旗人的日常生活。

满洲人这样“”后来的事也证明了在政府中枢较为稳定不变的情况下，国家实力提升，人口快速增长，骄傲的马上民族在东亚和内亚地区意气风发，宰割山河：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朝版图达到1316万平方公里，嘉庆年间人口达到四万万，统治着全球近一半的人口。旗人们靠着祖先的技艺，在享受着太平澄一的日子，也自然对奇技淫巧心怀不屑。

上图为19世纪70年代，戎装的将军

东亚地理相对闭塞，地大物博，自给自足在此时变成了瓶颈，局限着科技的进一步发展。小民被地主以生产资料笼络，知识分子被皇帝以功名笼络，使得封建制度异常稳固。作为统治人群，八旗子弟特有的勤奋、专注、顽强都被发挥到了极致，千百年来白山黑水的自然操练，使清朝君臣成为历史上统治中原者中体力、精力，最旺盛的一族。

并且，清朝作为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继承了以往统治者的各种经验，则显得更为成熟老辣。同时又因“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原不籍夷以通有无”的华夷思想限制了外交的发展，中外的沟通。帝国开始“内循环”。

这样，到了乾嘉之交，东亚的历史逻辑又来到清朝面前，各地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冲击着老朽的大清，其中又以太平天国为最。

上图为正在整饬武备的清军

只是几个世纪以来世界形势风起云涌,到了十九世纪中国已不得不卷入浪潮之中去,东亚的封闭性被打破了,逻辑也就不再奏效。虽然晚清统治者们也曾尝试过自救或者复兴(天朝体系),但二次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战争如同冷雨般把中国近代化的小苗淋至败死。

上图为孙中山和革命家代表

1911年,天干地支纪年是为辛亥年。此年,为大清宣统三年,又为民国元年的前夜。清朝以比清世祖更可爱的小皇帝——清废帝，爱新觉罗·溥仪，及其名义上的母亲——其伯父光绪皇帝的遗孀隆裕太后叶赫那拉·静芬的名义宣布逊位。注意，是逊位，而不是退位，诏书也很明显的强调了这一点。而且通过逊位诏书，清朝发出了自己的遗嘱，主要为以下三点：

一、为了尊重民意，为了天下太平，为了避免中国人打中国人，大清皇室主动选择结束帝制并推行共和；

二、原有清朝的国家权力转移给袁世凯，并责成袁世凯组建中华民国；

三、大清皇帝原有尊号、待遇、礼仪，一律保持不变。

这样一份诏书，里里外外，好像清朝退出根本不是衰落失败，而是一次伟大的升华，就连英国历史上的“光荣革命”也比不上呢。

其实，这都隆裕太后为了给清朝保留一个“最后的体面”，而做的努力，而这个诏书，不仅袁世凯接受了，南方的革命党也在权衡利弊之后选择了承认。

承认归承认，心里还是不情愿的。不只对清室的待遇不情愿，对于跟袁世凯的合作，也极不情愿。及至袁世凯死掉，其部下的北洋军阀们继承其权位，则南北战事又起。甚至后来，民国给清室的待遇也被停掉了。再后来，甚至清室的祖坟也被挖了。于是，已经长大成人的溥仪先生，一怒之下选择了跟日本人合作，回东北老家参与成立伪满洲国，以此反击民国对自己家族的污辱。

当汉奸，固然是不会有出路的。

但是一个溥仪的作用，绝对不容轻视，伪满给中国人造成的伤痛有多大，简直没有人能够计算清楚。

何苦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