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认为，西周的史料和春秋战国时期的史料，并不存在特别明显的数量级上的差异。

即题主问的“指数级增长”情况是否存在，我认为是值得商榷的。

关于西周史研究，可以参考的时人史料有：《尚书》、《逸周书》、《诗经》、《周易》、《周语》、《穆天子传》、《世本》、《竹书纪年》。

还有可以作为政治制度的旁证参考的，《周礼》、《仪礼》（当然，这些经过了儒家的加工，今天我们看到的版本成书于两汉）。

*在这些史料中，《世本》和《穆天子传》成书最晚，为战国时期。但是，《穆天子传》作为一种“史诗”形式的作品，应当在民间流传了很多代，最后才被收集整理成文；《世本》也显然并非一朝一代“突击”编纂出来的作品，应当是世代流传，世代编纂，最后在战国时期停止。这和《周语》（《国语》）的情况类似。

至于《竹书纪年》、《尚书》、《逸周书》等，虽然一直有伪作的争议，但是基本都应该是（也只能是）存在古本的。伪作主要是由于后人在抄录传播的过程中，动了一些手脚。

关于春秋战国史，可以参考的时人史料有：《春秋》、《春秋》参考书三本（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吕氏春秋》、《晏子春秋》、《竹书纪年》、《诗经》、《楚辞》、《国语》、《世本》、《易系辞传》。

还有一些是现代出土的，时人史料：云梦《编年纪》、云梦《秦律》。

至于一些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史料，都很明确是汉代及汉代以后的作品：《说苑》（西汉）、《新序》（西汉）、《战国策》/《战国纵横家书》（西汉）、《吴越春秋》（东汉）、《越绝书》（东汉）、《华阳国志》（晋）……等等

而题主所说的，诸子百家的著作，除了《商君书》、儒家三礼等直接描述政治制度的作品，大多只能当作历史事件、人物的参考（比如《列子》等），内容也极不严谨（比如《庄子》中杜撰颇多，《墨子》和《孟子》中的故事也非常可疑），当作史料来看的话，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把这些列举出来（可能存在一些疏漏，欢迎补充）是为了说明什么呢？

我们仔细在里面挑，真正出于记录历史的目的而创作的作品，无非是《尚书》、《逸周书》、《世本》、《竹书纪年》、《国语》、《春秋》（包括三传）、《编年纪》。

这其中，“春秋战国时期的创作”和“自西周开始的创作”，几乎可以说是一半对一半，与其说“一样的多”，不如说“一样的少”。

而我们之所以“感觉”西周的材料好像少些，春秋战国的材料好像多些。主要是由于这其中很多书都是最终成书于战国时期（甚至更晚）。

我拿《尚书》来举例。

我们今天看到的《尚书》是“真伪掺半”的（有兴趣可以了解清华简）。近代以来，有不少学者主张我们今天看到的《尚书》最终成书于战国时期。

但最终成书，不代表书中的内容都是战国时期才“突击”写完的。

我们都知道，孔子和墨子都读过《尚书》，墨子的“先王之道”就是从“先王之书”里读来的，孔子还大概率删改过《尚书》。那么和孔子墨子有关的那个《尚书》，是怎么一回事呢？

按照近代学者的意见，大量过去被认为是周朝的书籍，现存的版本都成书于战国时期（甚至成书于汉初）。那么孔子年轻时奔赴周国的档案馆学习，读的又是些什么书呢？

《尚书》成书于战国是事实，春秋之前就有《尚书》，也是事实。

如果能想明白这一点，这个问题也就解答了。

再说一个更浅显的比方：今天我们看到的先秦儒家经典，要论“版本”的话，几乎全部成书于两汉。这都是汉初之后，或由儒生默写（传经儒）、或从哪里挖出来（壁中书）、或从民间征集来（私藏或伪作）……甚至连《周礼》也是汉朝从民间征集来的。其中当然有儒生们记错、记混甚至是自作主张的修订，造成了版本的不同。

因此，《周礼》成书于两汉是事实，可周初就有《周礼》，也是事实。

如果能想明白这一点，这个问题也就解答了。

此外，关于先秦史料较少，主要还有两个原因：

1.各种意外原因失传。

有大量因为种种意外佚失了的书籍。比如上文中列举的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编年纪》和《秦律》，就是现代以来，才意外发掘出来的秦简。原本秦朝的档案去了哪里呢？这个就要问项羽了……

那么西周有没有这样的书籍被埋在地下呢？我们不知道。不过倒是出土了很多西周时期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的铭文也成为研究西周史的重要材料。

2.由于周王室衰微，贵族、知识分子携书出奔，下落不明。

到了春秋时期，礼坏乐崩、天子失官，“出奔”何其多也。这些出奔（比如王子朝）也极大地影响了周王朝档案的流传和保存。换言之，周王朝的档案馆，大概率被这群出奔的贵族、知识分子搬空了。

不过总体来说，西周的史料和春秋战国的史料确实存在着一些差异，体现在记述内容上。从原始的、“史诗”形式的记录传说，转变到后来比较正规、严肃地记录历史事实，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就发生在这几百年中。

参考资料：

西周史[M]. 上海人民出版社 , 杨宽著,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