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代的国家机构中，有一个官职非常古老，国家成立之初就存在了，它就是史官。

而说到这个史官，有一个人我们非常熟悉，他是就是撰写《史记》的司马迁。这里还有一个关于史官很有名的故事，春秋时期齐国大夫崔杼杀齐君，史官因为如实写下“崔杼弑其君”而被杀，他的两个弟弟也坚持如实记写，结果还是被杀；第三个弟弟毫不畏惧，依然坚持秉笔直书，崔杼无奈才作罢。令人震惊的是，替补人员也做好准备，另外一个史官也拿着竹简准备去记写，后来知道已经写成，才返回家中。史官们这份执着和视死如归的勇气，着实让我们敬佩，即便是冷血屠刀也为之退避。

根据甲骨文和先秦文献研究发现，史的本意是“使”的意思，史官是神的使者，它最早的职责是占卜和祭祀。在那个神权至上的时代，史官是上帝和君主之间沟通的中间人，凡是军国大事都要请示上帝，就占卜一卦；而为了向上帝表达敬意，就祭祀一番。而为了占卜和祭祀，就需要记事和保管典籍，因此史官也承担了文化的职能。

在夏商时期，史官的权力很大的，连君主都对史官毕恭毕敬，国家的大小事务都要通过他们向神请示才能决断。他们通常都充当君主的老师，或军队的首领，商代的伊尹、甘盘、傅说等人就是其中的代表。史官们把记载国事看得非常神圣，他们认为这是对神的意志检验和治国得失的总结，是国家的法宝。当国家改朝换代，史官们是抱着珍藏的典册投奔新王朝的。

到了西周时期，生产力有了提高，神权受到冲击，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史官地位的下降。史官只是文化宗教首脑，不再参与国家军政大事的决策，这个任务交由公卿、士大夫来完成。

春秋时期，史官有了明确的分工，太史负责历法和记载国事，太祝负责祭祀，太卜负责占卜，内史掌管策命和记载周王的言论，御史负责保管档案。值得一提的是，史官们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也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君主的善恶是非，都直书不讳，他们视此为天职，甚至愿意为之献出生命，可以看文章开头那个故事。

因为世代相袭的秉笔直书的史官，对神圣的皇权是一种威胁，所以秦汉时期，为了加强皇权的需要，对神权进一步打压，史官的地位更是一落千丈，汉武帝举行盛大的封禅仪式，居然不允许太史令司马谈（司马迁的父亲）参加，这让司马谈发愤而死；而司马迁因为替李陵辩解而惨遭宫刑。而且史官们身上的神职光环被剥离干净，太史令也成为太常的属官，职责也仅剩掌管天文历法一项。

隋唐时期实行立三省六部制，史官们职责并入到了礼部，六部里面礼部是最没有存在感的闲署，礼部下面的掌管祭祀的祠部，被称为“冰厅”。而且自秦汉之后，史官们发挥的空间也越来越小，《史记》曾一度被作为“谤书”，而且自《史记》之后，朝廷对写史越来越严格，不允许私人写史，班固在写《汉书》的过程中就被举报，立即被抓起来，后查明对皇家没有丝毫损害才放出的。

综上所述，史官是一个很古老的官职，在神权政治时代，史官不仅是文化宗教的首领，而且还掌握着军政司法外事大权，后面许多职务也是从史官中分化出来的。从文化角度来看，史官对文化发展做出很大贡献，从最初的记事，到最初的典籍撰写，再到文化典籍的整理保藏，史官们都具有不可磨灭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