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因为游学、科举、仕宦的需要，北宋士人长期远离家人及乡里，从而无法履行他们神圣的家庭职责：对父母尽孝。《家庭·乡里·朝堂：北宋士人与孝道》一书将北宋士大夫群体追求世俗抱负与履行家庭责任之间的紧张关系置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核心，在考察了2000多部墓志铭和大量其他官方或私人写作后，作者认为北宋士人面临的上述困境，既未减少他们尽孝，也没有妨碍他们应举和奉公。相反，北宋朝廷及士人自身努力调和这一矛盾，进而促成了“禄养”模式在北宋的发扬光大。本文摘编自该书第四章，澎湃新闻经上海古籍出版社授权发布。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讨论集中在死者儿子们使用墓志铭来表达孝道的各种方式，以及墓志铭作者们在拔高求铭之人方面所起的作用。但墓志铭的书写过程往往比上文呈现的要复杂曲折得多。我最近对范仲淹墓志铭书写的研究，揭示了士人政治如何影响了这位中国历史上最杰出人物之一的形象与记忆。范仲淹的传记作者和范仲淹的儿子们在他的政治遗产问题上的分歧及干预，使这一过程更加复杂化。对大多数北宋士大夫家庭而言，政治在墓志铭的书写过程中并没有占据突出的位置。本节因此集中讨论死者儿子和墓志铭作者所面临的几个普遍的、比较“世俗”的挑战。

范仲淹石像

人子面临的困境之一：面对百般拖延的墓志铭作者

大多数北宋墓志铭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明确的时间轴来衡量为父母求得墓志铭所需的时间。考虑到大多数求铭的情况都涉及信件往来或长途旅行，这一过程可能轻易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例如，庆历四年（1044），曾巩从江西写信给在京城的欧阳修，要求他为自己已故的祖父写墓志铭。欧阳修直到庆历五年（1045）秋天才把写好的墓志铭交给曾巩。庆历六年（1046），曾巩回信表示感谢。这意味着该墓志铭仅写作过程就至少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许多作者在回答求铭信件时反应迟缓，引起了人子极大的焦虑。无论是杰出的文学之士还是普通作家，都会出现拖延情况。举例为证，陈舜俞向欧阳修去信求取父亲的墓志铭之后很长时间音信皆无，无奈之下，陈于两年后再次致信，提醒欧阳修此事。在信的开头陈舜俞回忆了两人上次会面和欧阳修应允写铭的情况：“先生哀其诚，而报曰可。”陈舜俞接着说，如果欧阳修不履行诺言，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则虽连山为坟，销金为椁，执绋千人，备物百瓮，不足谓之葬，愧乎人间而无以报于地下，终亦不苟葬耳。先生其卒与之乎，某获负土垄上，使先人之善永于陵谷，小子无愧于乡人，赎十五年不葬之罪，生死骨肉，论报无有已也。

从这封信中我们得知，陈舜俞在父亲去世十三年内并未筹划父亲的安葬事宜，而等待欧阳修的答复又耗费了两年时间。然而，陈舜俞却愿意再等待一段时间，因为他相信欧阳修的墓志铭不仅能让已故的父亲不朽，而且能让他“无愧”自己的族人和乡亲。在陈舜俞看来，在把父亲的葬礼拖延了这么久之后，请欧阳修撰写墓志铭成了唯一不让他感到不孝或显得不孝的方法。

还有许多人发现自己“陷入”了类似的困境。在写给一位傅侍郎的信中，毛滂讲述了前往京城向傅侍郎求写父母墓志铭的故事。毛滂说，从那时起算起，七年过去了，其间他多次寄信催告，但一直没有收到傅侍郎的回音。或许毛滂在早些时候曾表现得谦逊温和，但他的态度在现存的信中已经发生了变化，他特别提到了关于唐代学者韩愈（768—824）的轶事，韩愈为不知名的官员写过墓志铭，仅仅是因为死者的“妻俾奴抱婴儿从退之乞铭，遂得铭”。毛滂暗示，傅侍郎不信守诺言，在为人方面远逊韩愈，可能是个势利小人。最重要的是，傅侍郎的不守诺言，会让毛滂背负“不孝之名”。

为墓志铭等待漫长的七年，无疑很是过分，丧家的不耐烦也算合情合理。毛滂猜测，傅侍郎多年的拖延是因为自己默默无闻，所以才遭慢待，这一解释看似合理，然而现实是，即使是名望贵重之人也同样遭受过作者拖延的痛苦。欧阳修族人的墓志铭被同僚一再延误，曾使他非常恼火，即使如此，他也不过指示死者的儿子委婉地提醒墓志铭作者。与此同时，作为作者的欧阳修不紧不慢，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才完成了范仲淹的神道碑，而他迟迟未能完稿，大大考验了范仲淹儿子们的耐心。

人子的困境之二：墓志铭作家拒绝撰文

考虑到欧阳修和范仲淹在政界、文人社会和文学界的地位，他们自己和家人尚且要容忍墓志铭作者们的拖沓，那么，墓志铭撰写者在与背景更普通的人打交道时拖拖拉拉，也就不足为奇了。从死者儿子行孝的角度来看，更糟糕的情况是墓志铭作者的婉拒。

在私人书信中，不少北宋墓志铭作者解释了他们不愿意或不能同意某些求铭者的要求的原因。蔡襄说他正在服丧，所以不方便为他人撰写墓志铭。年老多病是李昭玘提供的不再写墓志铭的理由。在几乎所有其他文学体裁中，苏轼都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但他只写过十二方墓志铭。在不止一封信中，苏轼解释道，由于之前写铭造成的复杂情况，他已决定不再撰写墓志铭，希望求铭者理解，不要把他的拒绝视为针对他们个人的行为。

无论是婉拒还是直白地拒绝，都让我们感受到死者儿子所面临的挑战。有些人继续“纠缠”，就像毛滂对傅侍郎那样，可能最终也未能得偿所愿，而另一些人则因为他们的坚持修成正果。在得知杨畏（1044—1112）已经不再给人写墓志铭后，尹某自己完成了母亲的墓志铭，然后把铭文交给杨畏。尹某的愿望很简单，他只是要求杨畏在墓志铭的末尾加上几行字，这样他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把杨畏的名字刻在石碑上。令人意外的是，杨畏并没有被这个要求冒犯到，而是欣然答应了这一请求。值得注意的是，杨畏的文字根本没有提到尹某的母亲。相反，杨畏评论道：“尹君为人谨且信，其事母孝既力矣，来者当自信，则余之言不足以当重轻。”虽然只有寥寥数行字，尹某应该已心满意足：他可以在母亲的墓志铭中使用杨畏的名字，并为杨畏认可他是孝子而感到自豪。

杨畏的同侪大多没有那么随和。在所有的宋代作家中，司马光可能是最直言不讳拒绝写墓志铭的人。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在写给赵抃之子赵㞦的信中，司马光提到他已经十多年没有写过墓志铭了。

司马光之所以能够在频繁的墓志铭撰写请求前毫不动摇，是因为他相信，如果一个人的名声不足以打动天下所有人，或者他的作品不足以传世，即使是为此人写下墓志铭，后人也一定会弃如敝屣。

司马明确表示，令他忧心忡忡的是孝子和墓志铭作者为拔高墓主的德行过于认真而徒劳的努力。司马光认为，既然赵㞦的父亲“清节直道，著于海内，皎如列星，决不沉没”，即使没有墓志铭，他肯定也会被载入国史，永垂不朽：

岂待光鄙陋之文，然后彰彰乎？方今群公，文章高出于众，议论为人所信者，何可悉数。足下不求于彼，顾遣使者，自衢至洛，走数千里，专以相委，荷雅意期待如此之重，乃敢仰违尊命。

司马光的信足以证明他确实无意再写墓志铭。这封信也使我们能够理解死者儿子在获得墓志铭方面所处的困境。尽管通过各种艰苦的努力，包括长途跋涉、公开表达悲痛之情和坚持不懈地百般恳求，许多人成功为父母求得了墓志铭，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如此幸运。以下数字应该可以进一步说明死者儿子们所面临的重重阻碍。如前文所述，《全宋文》所载的两千方左右的北宋墓志铭约出自370名作者之手。其中的75人（即20%），撰写了大约80%的志文。这一组数字揭示一个几乎是不言自明的事实：对于成千上万准备为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员求取墓志铭的北宋士人们来说，他们能成功接近这些作家之一的机会微乎其微。

墓志作者的困境之一：满足孝子要求与秉笔直书之间的矛盾

上述问题之外，其他因素也使墓志铭写作更加复杂化。一个必须面对的实际情况是，尽管墓志作者往往着意在墓志铭中拔高求铭的孝子，但双方的出发点却大相径庭。孝子及其家人最关心的是尊崇祖先。这意味着他们会倾向于隐去祖先一些“不肖”之举或有碍其名声的真相。这一趋势引起了许多墓志铭作者的注意。而墓志铭作者的立场大相径庭。一方面，他有义务褒赞死者及其儿子的德行，毕竟，这是他接受润笔的条件和需要完成的任务。另一方面，北宋作家也认为，他们有责任秉笔直书。归根到底，这种紧张关系体现了墓志铭作者试图控制其作品和声誉与死者家庭致力于塑造祖先形象和家庭记忆之间的内在冲突。

在所有北宋墓志铭作者中，曾巩最为系统地论述了墓志铭作者的困境。庆历六年（1046），曾巩在致欧阳修的一封长信中，比较了墓志铭与历史写作之间的区别。曾巩写道，一方面，两者有相通之处，墓志铭和史书的首要目标之一都是让古人的言行不朽，以启迪后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墓志铭就像是历史著作。然而，曾巩论述的重点是这两类作品之间的差异。历史记录囊括所有的客观信息，包括一个人的恶行，但并不是每个人在死后都应该有一方墓志铭。对曾巩来说，“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存于墓”，如此，“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而善人喜于见传，则勇于自立；恶人无有所纪，则以愧而惧”。

在某种程度上，曾巩把墓志铭看作是一种遏制恶人的机制，如果自己不配拥有墓志铭，就会遭到后人遗忘。这种想法会让恶人们都又羞又怕。曾巩在对墓志铭和历史写作进行一般性比较之后，又批评了当时的墓志铭书写中的不正常现象：子孙，甚至是恶人的子孙们，都不遗余力地吹嘘和夸大祖先的功绩。曾巩写道：“及世之衰，为人之子孙者，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故虽恶人，皆务勒铭以夸后世。”

在曾巩看来，这个问题并非仅仅是由孝子们造成的，墓志铭作者同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要考虑墓主后人的感受，墓志铭作者经常会犹豫是否应该拒绝他们撰写墓志铭的请求或是否应该在墓志铭中包含有关死者的负面内容，“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为，又以其子孙之所请也，书其恶焉，则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铭始不实”。因此，曾巩称：“故千百年来，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铭，而传者盖少。”鉴于上述事实，曾巩敦促道德名望之家在挑选墓志铭作者时要格外小心，此人应该品行端正、有高超的写作技巧。如果一个人在这些方面有所欠缺，不管他的墓志铭写得多么天花乱坠，都无助于维护死者的声望。

虽然曾巩声称只有好人才配得上德才兼备的作家撰写的墓志铭，但他也承认儿孙们不惜一切代价拔高祖先这个古已有之的现象。正如曾巩所说，“为人之子孙者，孰不欲宠荣其父祖？”面对不惜工本的家庭和随声附和的墓志铭作者们，曾巩并没有找到切实可行的好办法。他能做的也只限于指出，时间会筛选所有的记录。最终，只有由贤达之人撰写的墓志铭或为贤达之士所写的极少数墓志铭才会得以留存下来。

曾巩的许多同时代人都同意他的观点。苏轼曾经指出：

近日士大夫皆有僭侈无涯之心，动辄欲人以周、孔誉己，自孟轲以下者，皆怃然不满也。此风殆不可长也。又仆细思所以得患祸者，皆由名过其实……独所谓未得名世之士为志文则未葬者，恐于礼未安。

在为自己和祖宗追名逐利的过程中，苏轼感到士大夫同侪们忘记了礼仪的真正精神。为了阐明他的观点，苏轼接着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有关司徒文子和子思，另一个涉及晋朝的温峤（288—329）。

古之君子，有故不得已而未葬，则服不变，官不调。今足下未葬，岂有不得已之事乎？他日有名世者，既葬而表其墓，何患焉。

这段文字应该与曾巩对死者儿孙子们千方百计求墓志铭以拔高自己的祖先，获得个人声誉的批评结合起来阅读。更具体地说，苏轼指出了墓志铭写作中的两个问题：首先是墓志铭往往夸大死者的美德；其次是丧家过分热衷于寻找名人来写作墓志铭。这个倾向进一步解释了久不克葬盛行的原因。对于苏轼来说，这种倾向造成了一个更大的问题：为求得或等待墓志铭的完成，人子们不惜拖延安葬父母；结果是，父母尚未入葬，而人子却已经完成守丧，脱下了孝服，把葬事留待日后解决。苏轼在发表上述看法时正为一个具体事例烦恼：有人要求他为一个尚未安葬的人撰写墓碑。对苏轼来说，这种只重形式（拔高父母人子的声誉）而不重实质（严格遵守丧葬礼仪）的做法尤其令他感到不安，而这恰是曾巩描绘的“衰世”之兆。

墓志铭作者的困境之二：纪念陌生人

北宋作家在其墓志传记作品中，经常强调对墓主人的深入了解是创作高质量墓志铭的前提条件。许多作家明确表示，因为他们熟识或多年以来敬仰死者或其家人，他们因此感到既是荣幸又有义务来承担撰写死者墓志铭的任务。这种强调墓志铭作者与死者两者之间密切关系的倾向，对那些在纪念祖先时缺乏必要社交关系的人子来说，无疑增加了又一重障碍。苏洵（1009—1066）为杨美球父亲准备墓志铭的过程，最直接地说明了这一点。

苏洵写给杨美球的信首先点明了他在这件事中所处的困境：苏洵不认识杨美球的父亲。尽管如此，他还是勉力答应并完成了杨美球交给的任务。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理解杨的要求并钦佩他的孝心。苏洵这封信更重要的目的是指出他对杨美球父亲行状的困扰。苏洵之所以批评这份行状，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它含有“虚浮不实”的信息。虽然苏洵并没有用具体的例子来证明这一点，但我们可以想象，行状中可能夸大死者的德行，称其为乡里受人爱戴的人物，这本就是北宋墓志铭对地方士绅的标准比喻，因此倒也无伤大雅。相较之下，苏洵指出的第二点问题性质更加严重，他认为行状中有些旨在赞美死者的信息实际上可能会损害死者及其家人的声誉。苏洵举了两个例子为证：一是行状称死者因丧子伤心亡故；二是死者曾告诫儿子们不要跟随大众潮流在父母在世时分家。就苏洵而言，这两件事可能都实有其事，但却不应该纳入行状或墓志铭中。在墓志铭中，明确将父亲的去世归咎于痛惜儿子夭折，或暗示乡闾之人大多无视同居共财的原则，罔顾父母的幸福，这些都不会拔高死者，反而会产生负面影响。苏洵绝对不会在原则上妥协，也不愿意成为这种可能性的“帮凶”。

苏洵的这封信主要是为了说明，尽管他可能得到了一份详细的死者行状，但为何他写的墓志铭如此简短。因为没有一份可靠且有用的行状，他只能勉为其难。苏洵为杨美球之父的墓志铭全文如下：

杨君讳某，字某，世家眉之丹棱。曾大父讳某，大父某，父某，皆不仕。君娶某氏女，生子四人：长曰美琪，次曰美琳，次曰美珣，其幼美球。美球尝从事安靖军，余游巴东，因以识余。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君卒，享年若干。四年十一月某日，葬于某乡某里。将葬，从事来请余铭，以求不泯于后，余不忍逆。盖美琳先君之丧一月而卒，美琪、美珣皆志于学，而美球既仕于朝。

这方墓志铭给我们留下内容简短且缺乏具体信息的印象。苏洵只记载了死者最基本的资料：家世、子嗣、婚姻和埋葬地点。死者妻子和祖先名字的缺失说明墓志铭作者对杨家并不熟悉。还要注意的是，在整方墓志铭中，苏洵没有以任何方式赞扬杨美球的父亲，但却没有忘记说明，死者的墓志铭是谁安排的，以及他与求铭者的关系。

苏洵为杨美球父亲写的墓志铭并非独一无二。我们姑且称之为“敷衍了事”的墓志铭作品。用“敷衍了事”描述这类作品并不是说作者态度不认真，而是因其他的因素，例如时间限制、地理阻隔、行状记载不足以及作者对死者及其家人的不熟悉，造成了这些超短的“象征性”墓志铭。

最重要的是，苏洵为杨美球父亲书写的墓志铭揭示了缺乏社会和文学关系的人子在为父母获取墓志铭方面所面临的重重困难。苏洵很可能是杨美球认识的最有名望的作家，是杨美球拔高父亲和自己的唯一希望。在苏洵一方，即使丧家提供的行状无法使用，他还是信守诺言撰写了杨父的墓志铭。我们不清楚杨美球对苏洵的作品是否满意，他当然希望苏洵对自己的父亲和自己着墨更多，然而，鉴于他本人在士人社会中无足轻重的地位，杨美球很可能认为自己已经很幸运了。毕竟，在父亲的四个儿子中，是他确保了父亲在身后得到追思，而且，虽然苏洵的墓志铭内容简短，但足以证实他是个孝子。

《家庭·乡里·朝堂：北宋士人与孝道》，[美]张聪著，刘云军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