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寿作《三国志·魏书》，主要参考的就是王沈《魏书》和鱼豢《魏略》。

《魏书》是官修，是前后集众人之力，成书于王沈之手，它的特点是官方意识浓厚。这代表它拥有最全面的国家文献记载，以及官方意识形态下对敏感人事的避讳。《魏略》是鱼豢私撰，它的特点是深入社会更接地气。这代表它搜集大量的社会素材，以及力不从心的混入各种荒诞之说。

前者注重描绘的是社会上层，后者更加深入社会下层。前者展现官方尺度，后者提供避讳的内情。这对于陈寿撰史的帮助无疑是巨大的，让他既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又明白官方的尺度要求。但陈寿作《三国志》以简略为主，这必然要“埋没”掉大量的历史事实才能做到。

因此，若想了解魏国政权和社会整体，《魏书》与《魏略》是比陈寿《三国志》更适合的史书。遗憾在于，我们能看到的二者篇幅已经非常有限。

讲道理，刘知几没批评过的史家有谁？但凡史书著述，他都能找到毛病，当然也有褒扬。要明白，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没有避讳，没有史家视角，体例合乎规范又只直笔阐述事实的史书。

陈寿读《魏略》和《魏书》能撰写出《三国志·魏书》，而我们读《魏略》只能当段子集读，不说史学素养向陈寿看齐，但这是不是有些忒有眼无珠，不辨龙蛇呢。倘若《魏略》是段子集，那么评价更在其下，或是相仿的《魏书》岂非也是段子集。如此，集《魏略》《魏书》之精华的《三国志·魏书》岂不是段子集精选？

不可否认，史书中会有荒诞不经，啼笑皆非的不实记载，若因如此便以段子集视之，无疑是典型的以偏概全。以论史而言，便是古人真·段子集中的史料，也需要考辨的过程去伪存真，而无论真伪它都可以体现作者创作年代的社会一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