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社会，我们可以用很多方式学习历史，从史料记载到考古发现，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还原古代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在考古技术还没有成熟的过去，人们了解历史的手段非常有限，只能通过书籍进行了解，至于史书中所记载的是否与事实相符，就很难考证了。

通常情况下，大多数人物与事件都是史官集团记述的。然而这个记录职业确实中国古代朝廷中最高危的职业，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性命风险。那么，中国古代的史官是如何发展的？为什么这是一个步步惊心的职业呢？

1.史官的起源：巫术祭祀的从属官

要想了解史官，首先我们就要了解为什么历史叫做“历史”。“史”这个字来源于中国原始社会，在原始社会中有着许多古老的祭祀仪式，这些仪式起源于部落，到了夏王朝规模逐渐变大。然而对于君主而言，重要节日的祭祀活动其实是非常繁琐的，除了主持祭祀的巫术人员外，还要有将祭品端到台上的牺牲者，还有陪同人员若干。而其中就有一个官职叫做“史”。

史官的工作大致可以分为两项，第一项是将祭祀时巫师说的话翻译成人话，巫师在祭祀是会揭示天意，然而天意的话语人是听不懂的，所以巫师经常在嘴里说一些奇怪的话，这些话就需要有一个懂天意的人来翻译，由此可见史官在整场祭祀中起到最关键的作用，是君王获得信息的直接来源，往往史官翻译的话很大程度上能影响高层的决策。在科技并不发达的古代，生产与战争甚至是家庭琐事都需要听从天意的安排，如果占卜结果是“顺”，那么做事也就更加心安理得，反之就可能影响君主的心情。

所以史官在封建王朝开始之初就掌握着极大的话语权，他的话可以直接代表天意，有时就可以用这种方法从而操控人们的心情与想法。比如史官认为不应该发生战争，那么就会在祭祀占卜活动中说现在还不是时候，这样就可以放肆地操控政治了。

但是有的史官在这方面做的太明显了，就会引起君主的注意，结果惹怒君主被杀的史官不计其数，其中还有呗冤枉的，因此史官到后来就开始有一套占卜标准，按照标准参考资料上的解释就可以不引起君主的怀疑。最早的史官参考书就是《易经》，史官们可以根据里面的参考对占卜进行解释，也就不会有什么风险了。

史官的第二个任务就是在祭祀时用石板和龟壳将祭祀结果完整记录上去，这第二个工作就是后来史官发展的主要方向。从中国目前已发现的甲骨文中可以发现，大部分甲骨文描绘的都是祭祀现象，往往都是祭祀的原因与占卜结果，这是一个需要和巫师紧密配合的工作。

2.从君王的手中刀，到制衡君王的利刃

在春秋之前，史官就已经存在很久了，但是史官所记录的历史个人色彩都非常浓重，往往走一种魔幻现实主义的风格，比如商汤灭夏就把桀写成一个无恶不作的暴君。而到了牧野之战时，更是将各种神仙加入到战争当中，让周武王姬发的“偷袭”变得合情合理，更有趣的是，商纣王帝辛也被史官记录成终日花天酒地、无恶不作的昏君，就连纣王的女人苏妲己也被妖化成狐狸精，直接影响中国接下来几千年对待美丽女性的态度。

当然我们现在都知道，人是不可能被妖化与神化的，但是史官们却乐此不疲，因为这样渲染一是方便传播，对前朝可以给予严重的否定态度，二是更加方便巩固新王朝的政权，从而在权力过渡中占尽优势，至于纣王是否真的是残暴且昏庸无能，目前史学界还留有争议，但如果单看西周时期的史料记载，可能纣王的负面标签就永远洗不下去了。

纣王的历史记载为后来的史官提供了一个万能模版，每到王朝更替的时候，就可以将前朝最后一位君主写的跟纣王一样，一般都离不开暴脾气和美色，太注重与君王个人的表现而忽略王朝内部的其他覆灭原因是早起史官的通病。

虽然我们现在仍然说“历史是由胜利者所书写的”，但是我们经过五千年的洗礼后都能发现，一个王朝的覆灭虽然和君主有关系，但也没那么大的关系，但是史官却将其看成几乎唯一的决定性因素，这种单因单果的叙事逻辑让史官成为了君主的手中刀，想怎么污蔑前朝的人都可以，在道德体系没有完全建立的上古时期，这样的情况格外明显，但后来的历史记录中都或多或少有这样的倾向。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地的文化都得到了充分所发展，农业的发达导致多余的人口可以安心学习知识，史官也就越来越多。到了春秋时期，周王朝对地方的管控力越来越弱，各地方诸侯的崛起让史官越来越多。

有趣的是，在这纷纷扰扰的乱世之中，史官所记载的历史再也不会轻易地让人们信服了，尤其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外交活动，两国史官对同一件事情的记载都有许多不同，这对后来的史学研究有了批判性参考，会不会只听一家之辞来对一件事进行价值判断了。

最明显的是战国时期秦国与赵国的外交，秦王让赵王击缶，然后秦王便让史官记录这一瞬间，意图在于留给后人了解历史时，可以显得这么秦国更加强大，但是后来蔺相如的外交计谋让秦国没占到什么便宜。

从这个时候开始，史官的权力就没那么大了，由于“内卷”的竞争，史官也会被他国史官所制衡，由此史官就开始发展客观的叙事态度，很少加有主观价值判断，如果做的太过分了，就会让其他人所抨击。而后来的史学家们也可以从一个众说纷纭的罗生门事件中还原出一个相对更客观一点的历史。但是君王们仍然对自己国家的史官拥有极强的控制欲，仍然会用史官当作自己的武器，企图把握道德制高点，不会被他国所占便宜。

而到了秦汉时期，中国的封建势力步入了新的时代，经过数百年的分裂终于形成了更大的统一，然而其他国家史官的归顺也让新朝代的史官集团变得混乱，各种价值观的融合导致面对这个从未服侍过的皇帝会抱有更强的批判性。

从前史官们都记录自己国家的好事，对其他国家的坏事冷嘲热讽，如今进入一个新的体系中，自然也少不了对秦汉的成见。于是到了秦汉时期，皇帝的一言一行与文武百官的举手投足就会被史官们一一记录。这导致皇帝也惧怕史官，在公共场合有些事情不能做的太过分，否则旗下的史官就会一丝不苟地记录下来。史官们的“风骨”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

3.两晋与五胡乱华，史官的短期没落

虽然我们至今对两晋与五胡乱华时期对历史不是那么耳熟能详，但是史官们对于这个时期的历史记载仍然没有停下来。五胡乱华是中国古代历史中第一次大规模的外族入侵，面对其他少数民族的强势，早期的文官都是抱持着不屑的态度，对他们的价值判断更加趋向负面。这也许是第一次大规模的汉文化与胡文化的较量。

那时的中国对少数民族的态度抱有极大的蔑视，从词汇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史官们将东方的少数民族称之为夷，西方为羌，南方为蛮，北方为狄，到了后来统一称之为胡人，这种蔑视的直接原因就是少数民族在当时并没有发展出汉文化中成熟的文官体系，对于所以领袖们的言行举止也没有太大的拘束，这在北方的史官集团中是非常瞧不起的。于是结果也可想而之，早期的胡人对史官们的行为是抱有敌意的，加上史官对他们的添油加醋，酿成了北方大规模的史官屠杀。

最有意思的是北魏期间，有史官为拓跋焘修建个人传记碑文，遍布在北方各地，在当时的历史记述中，皇帝的来历上非常高贵的，而史官们将拓跋氏的鲜卑生活记录得清清楚楚，让拓跋焘成为“名不正言不顺”的皇帝，拓跋焘的贵族人设在百姓面前彻底崩塌，大家都知道了拓跋氏以前是野蛮人。艺术拓跋焘一怒之下将刻历史碑文的史官们都杀了，这次事件以后，北方的史官集团发展进入了短暂的低谷期，知道杨坚代周之后北方才回到正轨。

到了南方，虽然南方的政治集团多为汉人，但是经过曹丕篡汉、司马昭弑君以及八王之乱的混乱局面下，史官的日子也不好过，其根本原因在于权力更迭得太快了，一个人设还没等立起来，下一个人就把当今君主给篡了，今天他可能还是史官笔下的奸臣反贼，明天可能就是皇帝与忠臣了，这样来回变化的人设也让史官们得罪了不少政治集团。但凡之前有人对他说三道四的，在造反成功后都没好果子吃。

所以从五胡乱华到南北朝期间，史官的生存环境是非常困难的，稍有不慎就可能带来杀身之祸。北方人还没有接受史官，南方史官又得罪了一批又一批人，这实在是太苦了。

当然，这些史官对于现在的功绩还是有的，他们的努力让我们了解到真正的五胡乱华到底是什么样，同时北方的不断汉化也逐渐开始接受史官，这些少数民族开始越来越了解汉族的治理体系，对于史官的包容度在后期也越来越高，只不过史官们喜欢骂祖宗这一毛病让少数民族政权有点受不了，在北魏与北周、北齐时期，史官们的生存环境动荡不定，但总体上依然是越来越好的。尤其是北方皇帝们开始认识到史官的重要性时，就更加看重史官了。

4.隋唐之后，史官集团的成熟。

而到了隋唐时期，中国又一次回到汉人的手中，史官的生存环境开始回到正轨，然而经历了一个乱世的洗礼，史官的责任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大，在史学中，除了要客观记录任务的一言一行，对于皇帝和重要人物死后的评价也逐渐成为史官们的本职工作。评价这件事最令史官们头疼，太负面了容易被杀头，太正面了又显得不是那么太真实。于是隋朝时期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更是混乱不堪，尤其是对于杨坚而言，有些人是自己篡夺权力的朋友，到最后却背离自己，有些人最开始视杨坚为逆贼，可最后又归顺于他，宇文家的皇帝有英明的有昏庸的，到底应该怎么评价？

但不可否认的是，到了一代贤帝诞生时，皇帝往往会更加客观地记录历史，这一优良传统也让史官更敢说话。史官逐渐进入一个微妙的地位，他受制于皇帝，但皇帝也被其所制约，文武百官可以为了利益选择自己的取向，但史官却可以不用。某种程度上来说，史官更像是帝王的朋友，他让明君知道应该做什么，也知道该怎么设立人设。而史官也在混乱中越来越磨练出自己的意志与态度。

所以到南宋时期，史学的发展突飞猛进，人们开始知道历史事件并不仅仅是一个个短小的故事，经历了高速的权力迭代，历史开始出现了一个又一个规律，可供后人们去总结经验，活着发现更多的奥秘。在世界的历史研究当中，正因为有这些史官的努力，才得以让中国文明延续了五千多年。

其他任何文明都有历史间断的时候，比如埃及两次几百年的真空期以及欧洲的中世纪时代，正是因为有史官们在，我们才能发现中国的历史是延续的，是最长久的。所以，当我们面对辉煌灿烂的中国历史时，请不要忘了，有多少史官为了还原真相甚至不惜失去自己的生命。自古以来史官都是高危职业，他在于人性做对抗，与理性做斗争，所以历史是沉重的，更是富有生命的。

参考文献：《资治通鉴》、《史记》、《周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