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引言
《旧唐书》和《新唐书》是反映同一时代内容的纪传体史书。由于两《唐书》的产生时间和主编者文学修养的不同使得两《唐书》具有一定的差异。
文章从《旧唐书·文苑传》和《新唐书·文艺传》比较入手通过传主归属位置的变化来探究《新唐书》的尚德倾向以及造成此种倾向的原因。
一、从“文苑”到“隐逸”
贺知章在《旧唐书》入《文苑传》而在《新唐书》入《隐逸传》与包融、张旭、张若虚并称为“吴中四士”。
四士以浪漫的人格风神、脱俗的言行举动为人瞩目。《隐逸》本传一开始就介绍了贺知章的风流性格“性旷夷善谭说与族姑子陆象先善。
象先尝谓人曰：季真清谭风流吾一日不见则鄙吝生矣”。又写了晚年之放旷“知章晚节犹诞放遨嘻里巷自号‘四明狂客’及‘秘书外监’每醉辄属辞笔不停书咸有可观”。
最后写他归乡“天宝初病梦游帝居数日寤乃请为道士”。同时代的人和后人赞颂了贺知章的放达。
皇帝李隆基有《送贺知章归四明》诗云：“遗荣期入道辞老竟抽簪。”杜甫《遣兴五首之四》说：“爽气不可致斯人今则亡。”
杜甫又称之为“酒中仙人”。朱放认为他是“逍遥一外臣。”温庭筠的“荣路脱身终自得福庭回首莫相忘”叶梦得的“一笑陶彭泽千载贺知章”也表达了对贺知章的仰慕之情。
有两则故事同样体现了贺知章的淡泊名利。一是“金龟换酒”。李白在《对酒忆贺监二首并序》提起此事：“太子宾客贺公于长安紫极宫一见余呼余为谪仙人因解金龟换酒为乐”。
另一则见于《太平广记》“神仙四十二”引《原化记》记述贺知章如何“入道还乡”的经过虽荒诞不经但有助于了解他人生情趣与价值观念之变化。
隐士作诗、吟咏的目的并非为了传世不朽而是“适性怡情”从日常生活中提炼诗意用诗意塑造超凡脱俗的高雅人生。
贺知章的写景、咏物、赠别、抒情的诗篇感情真挚笔致洒脱最能体现个性。
如“主人不相识偶坐为林泉。莫谩愁沽酒曩中自有钱”（《题袁氏别业》）描写他和主人林泉邂逅、买酒畅饮的生活片段诗人热情坦荡的形象跃然纸上。
总之《新唐书》作者正是从贺知章超凡脱俗、淡泊名利的品性才将之归入《隐逸》。
二、由“文苑”到“卓行”
《新唐书·卓行列传》共一卷仅记7人事迹都是“不污贼、据忠自完、而乱臣为沮计”。
司空图和元德秀在《旧唐书》中入《文苑传》《新唐书》中被改入《卓行传》表明史书作者对二人道德节谊的宣扬。
对于司空图的人品后人给予高度评价。《五代诗话》云：“唐末人品以司空表圣为第一。”宋祁亦称司空图为贤者：“噫！表圣贤者也。”
总体来看司空图为人称道的人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淡泊名利。两《唐书》都记载了司空图辞官不拜的经历。
然而两《唐书》表述上有异。柳璨诏图入朝《旧唐书》说“图懼见诛……堕笏失仪”《新唐书》说是“柳璨……诏图入朝图陽堕笏”前者表现的是人物的惧怕心理后者则突出的是人物勇敢的行为。
在记录王重荣父子兄弟馈遗之事时《旧唐书》说“伏臘馈遗不绝于途”《新唐书》说“数馈遗弗受”后者因点明对待“馈遗”的态度而使得人物不为金钱所动的行操更加鲜明。
其二是“忠”忠于国君忠于唐王朝。《唐书》对司空图的死亡原因表述上有较大的不同。
听说唐帝遇轼的消息《旧唐书》说他“不怿而疾”《新唐书》则云“不食而卒”。“不食而卒”“不怿而疾”一字褒贬二者相去甚远前者更突出他的一片忠心。
修撰史书旨在以古鉴今决非仅止于去伪存真、敷陈史实而已。宋王朝又是直接承传五代而建立的褒贬之间稍有不慎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司空图果真是“不食而卒”吗？王鸣盛指出《新唐书》这样说缺乏根据这只不过是“成人之美”。
《新唐书》之所以不顾史实用意十分明显就是凸显像司空图这类文人的凛凛之志。
其实司空图避乱晦迹并且一些诗句如“时取一壶闲日月长歌深入武陵溪”、“侬家自有麒麟阁第一功名只赏诗”等写出了他的隐居心态本可以置于《隐逸》。
《隐逸》的择录对象就是那些“身藏而德不晦”、“持峭行不可屈于俗”、“使人常高其风”的隐士比如孙思邈在《旧唐书》入《方伎》《新唐书》改入《隐逸》以其人品高不仅是因医术高明。
所以赵翼指责道：“司空图避乱晦迹入之‘隐逸’可矣乃又创立‘卓行’一门以位置之。”
不管是创立“卓行”还是“美化”司空图史书作者就是在标榜文人中的品行佼佼者以督促士人效仿。
三、由“文苑”到“叛臣”
《新唐书》把文人中的道德典范司空图和元德秀置之《卓行传》相反把文人中的败类－－－李巨川放入《叛臣传》。
李巨川曾是韩建的部下。韩建担心皇帝的卫兵强大于己不利就和巨川密谋“即上飞变告八王欲胁帝幸河中因请囚十六宅选严师傅督教尽散麾下兵”。
一次不成“书再上帝不得已诏可”并且又废掉殿后军只留三十人为控鹤排马官“自是天子爪牙尽矣”。
怕皇帝不听从韩建在宫殿周围以军队要挟直到皇帝答应诛杀定州行营将李筠这才解兵。
《唐摭言》卷十也说巨川“失身于人”巨川跟随韩建这样的人而且与之密谋削弱皇帝势力确实是背叛了唐王朝这样的人放入《文苑传》有些不妥正如王鸣盛所说：“李巨川旧入文苑非也新改叛臣是也
四、《新唐书》尚德倾向的成因
通过上文论述可知《文艺传》评判人物时比《文苑传》更加严厉和谨慎，这样使得它在选录某些人物的时候也从道德价值取向出发根据他们品德的高低来安排他们的位置。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些评价的差异呢？首先是和当时士风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唐帝国经历了安史之乱不仅经济萧条世风也与日俱下。尤其到了五代社会的道德遭到惨烈破坏。
当时流行的风尚首先是贪得无厌追名逐利。“至于儒者以仁义忠信为学享人之禄任人之国者不顾其存亡皆恬然以苟生为得非徒不知愧而反以其得为荣者可胜数哉！”
其次首鼠两端叛服无常。欧阳修指出五代是“置君犹易吏变过若传舍”。最典型的是冯道。他奉事四姓十君还自称“长乐老”一点忠信节义观念都没有。
对于这样的行径时人不但不批评还津津乐道。再有就是人伦灭绝不顾天理。兄弟相残、骨肉争斗的事司空见惯。世风必然影响到士风。
随着皇权的衰败“士人与皇权的关系从此无可挽回的走向疏离”“有一些作家冷眼旁观不再关心唐廷的存亡注意力转向自我图存和明哲保身的狭小天地”
欧阳修与宋祁是在上述士风的熏染下成长、并且是这种风气的提倡推动者。二公也把人品与文品联系起来欧公尤其显著。
欧阳修的文学成就和他崇高的人格无法分割。他曾提出“三不朽”可以说人格、政绩、文章正是欧阳修致力追求、以求人生不朽的三个方面。
他的人格在当时就受到高度评价时人称赞他“见义敢为”“奖进人物乐善不倦”“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
关于文行关系欧阳修提出“中实文辉”的看法这是欧阳修对古文创作与作家思想修养关系的看法与韩愈的“气盛言宜”十分接近。
他在《与乐秀才第一书》和《答祖择之书》中强调只有加强作者思想修养才能增强文章的感染力才能更好的发挥文章的社会作用。
他的大量针砭时弊的作品即是他高尚人格的表现。《与高司谏书》是一篇代范仲淹抱不平的文章。
《论台谏官言事未蒙听书》对仁宗“好疑自用”不肯革弊纳谏提出直截了当的谏诤。
《非非堂记》是针对当时阿谀之风而发的愤慨之词。《论杜衍、范仲淹等墨政事状》比《朋党论》辨析忠奸更为淋漓尽致。
欧阳修在评论他人时也多把文行联系起来。《与韩忠献王》说梅尧臣“以文行知名”。
《荐王安石吕公著札子》赞誉王安石“德行文学为众所推”《论李疏奸邪札子》说“自古有文无行之人多为明主所弃”认为李淑奸邪阴险不宜任词臣。来宋祁没有沉湎于酒色而是高度关注着现实。
结语
欧、宋二公都是深受儒学浸润、关心社会现实、崇尚德艺融合之人。他们提出的“道纯”则“中实”、“中实”则“文辉”及“强君威别邪正”等等主张。
是尊儒尚德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对“文道”关系中“道”的最好阐释（只是以“德”代替了“道”）。
这种强调士人品行及道德修养的理念不能不影响到对史书中人物的评价。
《文艺传》（包括整部《新唐书》）中对人品的谨慎评判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欧、宋的思想观念。
参考文献
《新唐书》
《旧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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