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之发轫。车的启程叫做“发轫”，也就是开端的意思。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呢？因为《左传》《战国策》是史书，中国是个历史意识非常强的国家，所以应该把史学意识的开始给大家做一点介绍。这就牵涉到“史”的含义，还有史官与史官文化传统这么一些问题。但是有几个问题，要跟大家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史”字的本意是什么呢?我这里做一个解释，当然也有不同的解释。我这里先举的一个，是根据《说文解字》的说法：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又”，实际上就是手。《说文解字》的意思是什么呢？“史”就是右手持“中”的人。

“中”的意思是什么？“中”的意思，《说文解字》说：“中，正也。”按照章太炎的解释：“中”，就是典册之类的东西。所以“中”就是指“典册”。传说中皇帝的史官，一个名叫沮诵，一个名叫仓颉。而且按照《晋书》里面的记载，这两个人，“始作书契，以代结绳”，说这两个人开始做书契，就是文字记载，代替过去的结绳记事。黄帝也好、沮诵也好、仓颉也好，都是传说中的人物，沮诵、仓颉则可能是最早的史官。《左传》里面也有这样的记载：《左传·昭公十五年》记周景王的话说：“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晋，于是乎有董史。”有一个史官叫“辛有”，他的儿子叫做“董”的，到晋国去，那么就有“董史”。辛有是周平王时代的人，所以后人认为董史就是后来晋国的著名史官董狐的先祖——“董狐精神”，孔子很推崇的董狐精神——这个董狐，后面我还要谈到。

从辛有到董狐，其间经过几百年的时间，可见晋国史官的设置历史之悠久。史官之设立，史官文化也就形成。再一个方面，我们要注意：从《尚书》《国语》《左传》等史籍中可以知道，周代就设有史官，而且史官的种类还很多：有太史，有外史，有左史、右史等，分得很细。按照这样的说法，内朝女史专门记载什么呢？专记床第之私、夫妻之间的话——房中之事。所以我们看到，大家读《左传》的时候，中间不是有个著名的晋献公，有个骊姬吗？结果发生了骊姬之乱，重耳就逃亡了。骊姬要发难陷害太子申生的时候，她就半夜向晋献公告黑状。

那么，夫妻两个之间的对话，谁记下来的？按照刘知几的说法，恐怕就是女史所记。女史就专记这类家庭小事。所以我们说，像晋献惑乱、骊姬夜泣之事，它也能够记在史书里头，传之后世。不管他是太史、外史、左史、右史，或者是国史、女史，这就告诉我们，古代史官的分工是非常细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古代史官的地位并不高，所以司马迁也叹息：虽然他是祖传的太史令，但是地位并不高，甚至“倡优畜之”——“皇上倡优畜之”，说明地位是不高的。但其作用却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另外，周代的史官设置非常周全，那么“君举必书”当然也就可能了。

因为君王的身边，随时都有史官在侧。我举几个例子，大家看一看是不是这样：《史记·晋世家》曾记载一个故事，就是写晋国的始封君唐叔虞的故事。说是周成王小时候，恐怕还是年纪比较小的时候，与晋始封君叔虞一起玩，成王将一片梧桐树叶剪成玉珪的样子送给叔虞，随口说，我就拿这封你吧。这就是很著名的“剪桐封弟”的故事。旁边的史官叫史佚，马上就把它记下来，并且请求成王封叔虞。成王说，我是说着玩的啊，不过开个玩笑，随便说说而已。但是史佚说：天子无戏言。也就是天子说话是不能开玩笑的。天子说过的话，史官要记下来，后面你们大家去读《史记》，他有一段话，就是说：你天子说的话，我史官要把它记下来，还要通过礼乐的形式把它完成。成王只好实现他的诺言，封叔虞于唐这个地方，就在现在的山西。

这是晋国的始封君唐叔虞的受封的故事。还有大家比较熟悉的：大家读过《史记》的《廉颇蔺相如列传》吗？蔺相如跟着赵王去参加渑池之会，秦王令赵王鼓瑟，实际上就是要侮辱赵王。蔺相如看到赵王受侮辱，就挺身而出，逼着秦王为赵王击缶。赵王鼓瑟也好，蔺相如逼着秦王击缶也好，完了以后，马上有各自旁边的御史，实际上也就是记载国家大事的史官来加以记录，当成一个大事，把它记下来了。就是说：古代史官虽然地位不高，但却是个非常重要的职位。

他的功能，他的职责，就是我刚才所讲的：国之大事、小事，甚至疑难，都靠他们来想办法，或者出主意，加以解决，同时他把这些新闻、旧闻通通给记录下来，形成了一个知识阶级、学问阶级，所以我们中国的史籍是最完备的，其他国家是难以跟我们比肩的。梁启超的这段话，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古代史官的作用。中国古代的史官，非常善于捕捉历史发展中的每一个细节，而历史学家却更注重于总结历史经验，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

历史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哪怕是在科学和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时代也是如此。正因为这种“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巨大的变化，而这个变化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是常见的，人们从古代开始就非常重视总结与探索历史发展变化的规律，以此来了解和把握历史与现实、历史与未来的联系。这一点司马迁是非常明确的。司马迁作《史记》的目的，除了我们知道的很著名的那三句话之外，他后面还有一句话，就是“述往事，思来者”，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随着阶级社会的发展，由总结历史经验发展到以此为现实社会政治服务，为后代提供充分的历史借鉴，也就必然成为史学家的传统目的。

《左传》记载曹刿谏鲁庄公曰：“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国君有举动，都要记载下来。那记载下来干吗呢？给后世做一个借鉴。你如果不记载下来，后世要借鉴看什么呢?就没东西可看。以后我们还要接触这段话。他说的虽是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其实乃是对古代史学和史著传统的一个非常深刻的总结。这个意识非常鲜明，而且是越来越强烈。到了宋代的司马光，提出“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也就体现在他做的那部《资治通鉴》当中，以一种更加恢宏的历史视野和鲜明的时代精神审视历史，“通鉴”历史，来达到“资治”的目的。这说明这种历史意识已成为不可移易的传统意识。

当然，这里也有个神话历史化的问题。所谓“神话历史化”，就是指本来是神话中的内容，却被解释为人间社会的现象和事件，解释为人类历史上实际存在的人物。古希腊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认为，诸神是神化了的历史人物，而神话则是历史事件的反映。神话与历史，存在着严重的“互渗现象”，呈现着双向运动，即“神话——历史，历史——神话”的渗透轨迹。这样，在神话历史化的同时，历史本身也就被涂上了神秘的色彩。这个现象西方历史上有，中国历史上也有。比如大家比较熟悉的殷商人的始祖契——大家读《诗经》的《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人的始祖契，他是简狄吞了玄鸟蛋然后怀孕而生的。这是大家熟悉的，实际上它是一个“感生神话”。

周人的始祖弃是姜嫄踩了巨人足迹怀孕而生，还有孔子对“皇帝四面”的解释，“皇帝四面”本是天神的怪异形象，就是神话中的人物，所以他不是一个面孔，他有四个面孔。但是孔子解释的时候，却用“四面”这个双关语意，把它解释成是皇帝派了四个人到四面——四个方向去治理，这就变成“治理四方”了。他这样来解释！所以你看：“皇帝四面”本来是一个神怪的面孔，可他变成了历史人物，神话被纳入了历史的轨道，这就是神话历史化。过去我们一直责怪说：中国神话的历史化，使得中国古代神话过早地中断而不能像西方神话那样自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一个像西方神话体系那样的家族的完整系统，这似乎是中国神话文学的不幸。

当然，是“幸”还是“不幸”，这个都还是可以讨论的。但是我们可以就我们今天所要说的，它实际上就是史官文化传统深刻影响于神话文学的必然结果。我们来看看大家熟悉的《诗经》。《风》《雅》《颂》中的许多诗歌，都可以看作史官文化影响下产生的文学作品。还有《国风》中的一些婚恋诗歌，它们不单单是情诗，也是可以当作历史来看的，是研究周代社会的重要史料。所以，这实际上给文学作品的研究，或者说给文学和史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双向互动的启发。就是通过诗歌，借诗咏史，以史入诗，形成了具有史诗性质的，或者虽然不能说都是史诗，但是它记载了历史事件或者说具有历史价值的诗歌。一些杰出的学者，就是通过历史记载去笺证诗文，反过来又用诗文来研究历史，这就是双向互动的一个方式。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像大家知道的陈寅恪先生，“以诗证史”--他提出了这个方式，作为学术研究的一种方法。

为什么能采用这种方法呢?就是因为我们中国史官文化形成的深刻的历史意识跟历史内容，经常是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融汇在古代的诗文当中。中国古代有所谓“六经皆史”的说法。其实，何止是儒家，先秦诸子之中，《汉书·艺文志》里说到“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儒家者流，盖出于礼官”。道家文化盖出于史官，说明跟史官文化也是有密切关系的。你再看法家，像《韩非子》，甚至庞杂如《吕氏春秋》，这些诸子著作，都是史官文化的产物。我们且就不说后来的，包括像小说、戏剧，尤其是历史演义小说了，还有戏剧也积淀着很深刻的历史内容。有人认为，中国的整个文化，应该说在根本上是从史官文化中衍生出来的，史官文化为一切文化的渊薮。

所以中国古代史官文化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历史著作一个突出的优良传统就是文史结合，使历史著作具备生动性、可读性的特色，使之富于文学色彩。我们看《尚书》和《春秋》，其记言记事虽然较简单，但是《尚书》典雅的文风、生动的比喻，已有相当浓的文学意味。《春秋》叙事语言的简练严谨，亦常为后代散文家所津津乐道。到了《左传》《国语》和《战国策》，其中的叙事写人、铺张描绘，处处都体现出文学家的手法。所以这些著作，既是史学的杰作，也是文学的佳构。因此，我们在介绍《左传》与《战国策》这两部著作时就不能不将视野扩大到史学与文学这两个并存的领域之中，来理解这两部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