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顾颉刚说：“许多伪材料，置之于所伪的时代固不合，但置之于伪作的时代则仍是绝好的史料。我们得到了这些史料，便可了解那个时代的思想和学术。”

“伪托之书”，是古代文人以“托古传道”为旨而编辑撰写的书籍，其绝大部分属史书，因而伪书大多是伪史。伪史一词最早出自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史通》：“当晋宅江淮，实膺正朔，嫉彼群雄，称为僭盗。故阮氏《七录》以田、范、裴、段诸记，刘、石、苻、姚等书，别剏一名，题为‘伪史’。”刘知几笔下的伪史就是在古代“尊古卑今、贵远贱近”的风气下，一些文人“假借他人之名以传其书”而伪造的史书。

据《汉书·艺文志》载，早在先秦时期托古伪书就已有“儒家托于周公，农家托于神农，道家托于黄帝”的说法。纪昀在主持编修《四库提要》时，对伪书现象感慨道：“夫古书日亡而日少，淳风之书独愈远而愈增，其为术家依托，大概可见矣！”那些“托古传道”的伪书编撰者，大多是依托他人之名来传播自身思想，推介个人作品。

既然很多史书在彼时已经被厘定为伪史，为何又存留下来并加以研究？今日看来原因似乎非常简单，即伪书还有一定价值，很多伪书的学术思想价值、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还很高。仅以东晋元帝时期的豫章内史梅赜所献孔安国的《古文尚书》为例，明末清初考据学大师阎若璩沉潜三十余年，从篇数、篇名、历法、典章制度、文字句读、地理沿革等方面《古文尚书》进行了精细考证，得出此书乃后世假托古人而作的定论，使悬置学术史一千多年的疑案得以破解。但其后三百多年来，该书依旧在《尚书》中占据着重要位置。究其原委，就是伪造的《古文尚书》中的很多文字，辑录于东晋以前的一些史书典籍，而这些史书典籍到了阎若璩所处的明末清初时期，大多已经散逸失传了，所以伪造的《古文尚书》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再比如《四库全书总目》经过缜密详尽的考辨，认为《海内十洲记》乃托名东方朔而撰，是一部不折不扣的伪书，但同时又指出该书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一定地位。再比如《四库全书总目》编者认为《神异经》乃托名东方朔，《汉武故事》《汉武帝内传》系托名班固，这些伪书的文学价值一方面在于“词条丰蔚”“字句妍华”，足供采摭，增广见闻，另一方面它们是六朝小说重要组成部分，对后来唐传奇、宋话本以及明清小说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事实上，我国历史上诸多伪书之所以是赝品，绝不是因为其所记述的内容是假的，而是由于作者或著作成书年代不真实。诸如此类的伪书，如果厘清作者的真实情况或者成书的具体年代，那么是可以有选择地加以利用的。伪书的作者几乎都是饱读诗书的文人士子。如伪造《孔子家语》《孔丛子》和参与伪造《古文尚书》的三国魏人王肃，就是被当时朝野所公认的饱学之士和知名经学家。王肃自幼颖悟绝人、博览群书，成年后孜孜探求、遍注众经。他特别服膺东汉的贾逵和马融，而不屑于与贾马同时期的郑玄，鉴于自身学术地位比较卑微，而郑玄之学又比较兴盛，于是王肃不惜假借孔子后裔名义伪造经书。而实践表明，无论是《孔子家语》《孔丛子》，还是《古文尚书》，这三部书均有较高的学术品位和史料价值，对于研究我国古代儒学发展历程具有很大的参考意义。

我们还需指出，唐代中期至近代，我国文史学界弥漫一股疑古惑经之风，史学界对先秦经学一疑再疑，竟然指出有上千部伪书。这股愈演愈烈的疑古之风造成了严重后果，以致很多货真价实的真史也被打入伪书的另册。好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过我国文史学者的悉心研读和精心鉴别，一些所谓的伪书陆续被正名，如曾被朱熹、章学诚等人判定为伪书的《管子》，前些年被当代学者以大量确凿的证据确认为系管仲本人所作；再如一向被看作伪书的《神农本草经》，经过当代学者的反复抉发和仔细辨别，肯定它是一部成书于汉代的中医经典著作，是我国目前已知最早的中药学著作。

我们应该认识到，伪书的意义和价值体现在诸多方面，按照章学诚的观点，一旦确定了伪书作伪的历史背景和具体年代，其思想价值、学术价值、文学价值、语言学价值、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等也就逐渐显露出来。

（作者：刘金祥，系黑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哈尔滨工业大学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