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顾颉刚在古史研究领域的成就与他对史料的深刻认识有着重要关系。他把考辨史料作为古史研究的基础工作，认为实物材料、文献记载和传说都是古史研究的史料，提出实物材料与文献记载材料可以互证，应合理地运用伪材料等。正是运用了传说史料，他敢于对旧古史系统提出大胆质疑。他还强调指出史料的整理和考辨是运用唯物史观从事研究的基础性工作。

关键词：顾颉刚；史料学思想；考辨史料

作为一代著名史家，顾颉刚有着丰富的史学思想和颇具新意的研究方法和思路。他的具有深刻见解的史料学思想更是他在古史研究领域取得突出成绩的重要保证。本文试对顾颉刚的史料学思想做一些梳理分析，以便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和认识他古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大胆质疑古史，小心考辨史料

1923年顾颉刚首次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向旧的古史系统和传统的古史研究提出了挑战，成为中国现代史学领域中以“疑古辨伪”为特点的“古史辨派”的领军人物。社会和学界都对他寄托了很大期望，希望他能在古史研究中更进一步，深入梳理，建立起真正的古史系统。

出人意料的是，顾颉刚没有直接去做这项工作。在“考古学的成绩一日千里，唯物史观又像怒潮一样奔腾而入”的情况下，他却“缩短阵线，把精力集中在几部古书”的考辨上。他说，考古学和唯物史观都是很宏大的工作，不是一举手一投足就可以成就的；他“只望做一个中古期的上古史说的专门家”，尽“一生的力量把某几篇古书考出一个结果”。“我决不敢说，也决不敢想：中国的上古史可由我一手包办......我以为各人有各人的道路可走，而我所走的路是审查书本上的史料”。[1]

顾颉刚的选择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古代史料的考辨和整理是古史研究能否真实可靠的关键。关于这一点，他在与胡适、钱玄同等人最初论学的书信中就明确地提了出来。他说要推翻伪古史，首先当做的就是辨伪书、辨伪事。[2]“因为想做史学，所以要搜集史料，审定史料”[3]；“古书是古史材料的一部分，必须把古书的本身问题弄明白，始可把这一部分的材料供古史的采用而无谬误”；“这是研究古史的初步工作”。[4]

顾颉刚的这种看法是由他在新的历史观念影响下形成的对历史研究，特别是对史料工作的新认识所决定的，与当时学术界出现的重视史料考辨和整理的风气有直接关系。1919年初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的《导言》中就曾专门论述史料对历史研究的重要，他说：“中国人作史，最不讲究史料。神话、官书都可作史料，全不问这些史料是否可靠。却不知道史料若不可靠，所作的历史便无信史的价值。”[5]对前人做史的态度如此评论是否得当暂且不论，重要的是胡适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古史特别是上古史中掺杂着神话、传说，直接影响了它的真实可靠性，由此强调了运用科学态度和方法严格考辨史料与确保历史研究客观真实之间的关系。继胡适之后，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也辟“说史料”和“史料之搜集和鉴别”两章专门论述史料。这表明，注重史料考证辨伪以加强历史研究的科学性成为当时一些学者共同关注的话题。

顾颉刚从胡适那里受到很大启发，感到“研究历史，第一步工作是审查史料。有了正确的史料做基础，方可希望有正确的历史著作出现”[6]。他感慨地写道:“现在许多人都在研究中国史，而中国的史料不可信的甚多，尤其是古史，又不曾经过整部的严密的审查，其中待我们努力解决的问题不知有多少。”[7]在他看来，在许多古书、古文献还未经严格考证的情况下，建立新古史系统的条件当然还不成熟，那么，最重要的也是最急切的工作自然是对古史料进行考辨。

史料考辨和运用一直是中国史学研究，也是世界史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西方朗克为代表的客观主义史学就把史料的搜集和考订作为确保史实无误，寻求史学科学化的一个重要途径。20世纪初期这一学派传入中国后，对中国史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产生了积极影响。身处这一时代的顾颉刚显然接受了史学界盛行的认真求实的科学研究精神，而把史料的考证与辨伪作为保证古史研究接近真实的重要工作来看待。不仅如此，顾颉刚看待古史角度之新还在于他不但将史料与古史的可靠与否加以联系，而且将对史料的运用与历史进化的观念联系起来。这表明他对史料的认识是深刻的，也使得他对旧古史系统和古史研究的客观性提出大胆质疑具有更值得探究的价值。

历史进化的观念，以及把史料考辨提高到史学科学化高度的认识，使顾颉刚有了从史料角度重新审视以往古史及其研究成果的新眼光。他认为，“古人缺乏了历史的观念，所以最不爱惜史料”，也不知保存史料，以至于失去很多史料；并且“喜欢用古文字来作文，引出许多伪书”，“弄得中国的古书和古史”中存在的问题随处可见。[8]依据不尽可靠的古书、文献而来的古史自然可疑。他确信，没有经过严格审查的史料，便“写不成一部可靠的历史”。“凡没有史料做基础的历史，当然只得收容许多传说。这种传说有真的，也有假的；会自由流行，也会自由改变。改变的缘故，有无意的，也有有意的。中国的历史，就结集于这样的交互错综的状态中。”[9]这是他敢于对旧的古史系统提出质疑，对以往的古史研究发起挑战的重要思想基础。

重视史料使顾颉刚研究古史更加谨慎，对史料的考辨更加自觉，而在根据古书的研究考辨质疑旧古史系统的同时，他也发现史料缺乏和不尽可靠给古史研究造成的困难是相当大的。正因如此，他敢于大胆怀疑旧古史系统，却不敢承诺尽快搞清古史真相，建起一个新的古史系统。他以为，在没有可靠史料证明的情况下声言建立新古史系统不是一种科学态度。

同时代和后世一些学者认为顾颉刚质疑古史系统的价值更多表现在社会意义方面。的确，顾颉刚的古史研究是顺应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封建的需要，受新文化运动之惠，成为新文化精神深入学术领域的一个重要表现，反过来又配合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但如果考虑到严格的科学创新通常伴随“试错”因而对顾氏最初疑古难免有些大胆假设过头之处给予谅解的话，就应当承认顾颉刚在古史研究中力求符合科学原则，特别是他对史料运用的重视和审慎，体现了严谨的学术态度，带有浓厚的学术特点，而不仅仅是应社会时势需要的应景之作。他敢于大胆怀疑和“破坏”旧古史而不敢“大胆”建立新的古史系统。这一敢与不敢都缘于对史料的重视和科学态度。在顾颉刚看来，中国古史研究在史料方面所遇到的问题是十分重大的，对古代史料“作严密的审查，不使它僭冒，也不使它冤枉，这便是我们研究历史学的人的任务”[10]，且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所以，当人们责备他的研究仅停留于古史料的辨伪，批评他“破坏”多于“建设”[11]时，他也不为所动。他认为史料工作是“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破坏”只是“建设”的基础性工作。要打破一种旧学说是容易的，只要能找到错误所在就行了，而“要建立新的解释则大难”，需要可靠的史料证据，要从最基本的史料考辨工作做起，只有在扎实可靠史料的基础上进行研究，才谈得上真正的“建设”。

顾颉刚认识到，古史研究的范围很大，社会科学的领域更大，需要许多人从不同侧面做长期扎实的工作：“我岂不知古书之外古史的种类正多着，范围正大着；又岂不知建设真史的事比打倒伪史为重要。我何尝不想研究人类学、社会学、唯物史观等等，走在建设的路上”，但一个人的精力和能力是有限的，“决不能把这一科学问内的事项一手包办。我不但自己只能束身在一个小范围里做深入的工作，而且希望许多人也都能束身在一个小范围里做深入的工作。有了许多的专门研究，再有几个人出来承受其结论而会通之，自然可以补偏救蔽，把后来的人引上一条大道”。[12]他相信扎实的史料考辨工作不仅能为建设可信的古史做准备，“从消极方面说，是希望替考古学家做扫除的工作，使得他们的新系统不致受旧系统的纠缠；在积极方面说，是希望替文籍考订学家恢复许多旧产业，替民俗学家辟出许多新园地。”[13]

也正是由于这一认识，顾颉刚反对任何不以充足史料作基础的古史研究。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他对30年代初学术界有关社会性质和社会史的大论战只注重理论阐述不注意史料审查的状况提出质疑。他指出要研究和讨论社会性质，首先要注意使用可靠的史料，“因古代史的材料从来不曾好好整理过，......如果不经过一番彻底的整理，这种材料是不能随便使用的。不幸近年研究社会史的人们太性急了，一心要把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在自己的著作的一部书或一篇文章里完全决定，而他们写作的时间又是那么短促，那就不得不跳脱了审查史料一个必经的阶段。......于是旧葛藤尚没有斩芟，新葛藤又在丛生中了”。因而，在不确切知道商代以前社会政治组织的情况下，“要待锄头考古学的发展来帮助我们的。现在我们与其乱说，不如暂时藏拙为妙”。[14]

辩证运用史料，扩展史料范围

在新的思想观念指导下，循着考辨史料的思路，顾颉刚不仅扩大了理解中的史料范围，而且能够辩证地看待和运用各种文献材料，表现出相当深刻和丰富的史料思想。

他认为史料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实物，一类是记载，再有一类是传说”，三类史料的运用是有区别的：“都有可用的和不可用的，也有不可用于此而可用于彼的”[15]，所以需要具体材料具体分析。这里所说的实物是指考古发现的实物材料，是近代以来特别是甲骨文发现以来被学人普遍关注的以考古发掘物为主的新材料，记载和传说则可以一并归入文献记载材料的范围。顾颉刚对实物材料的认识拟在下面专题讨论，先来考察他关于文献记载史料的思想。

文献记载是以往古史研究使用的主要史料，也是大家公认的史料。只是前人多注重记史类的材料，到清代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之后，人们的史料眼光才随之扩展到经书。顾颉刚所讲的记载和传说则更超出了史书和经书范围，是指包括一切记载的文献，从而把古代记载材料从史书、经书，扩大到子书，以及所有的古代文献记载。值得注意的是，顾颉刚把古史的传说也列入史料范围。这是他的一个有创意的见解。

顾颉刚所说的传说即古史的传说，是通过文字记载留传下来的古人口耳相传的关于古史的故事。传说的古史，与有史料证明的古史是不能等同看待的。作为凝固在记载中的传说，它有固定的一面；作为在传说中变化的古史，它又有流动变化的一面。传说的古史与古史的传说反映了古史动静两层面的事实。这里的传说不仅指固定的静止的古史记载，而是指能反映不断发展变化着的古史经历的传说。传说作为记载的材料表面看来似乎反映了固定的史事，但把不同时代关于同样史事的传说联系起来考察。它又反映了这一史事动态的变化过程。顾颉刚强调了传说的古史是在流传的过程中由于一代代人们的不同理解和认识而不断发生变化的古史传说。把这种关于古史传说的经历看作史料，表明他已不再把史料简单地理解为反映史事固定状态的材料，而是将其理解为可以反映发展和变化着的动态历史观念的材料。古人不能区分真实的古代史实与在传说中变化了的史实，因而不能正确地看待和使用传说材料。这就造成两种结果：一是滥用传说材料，因他们不能认识到传说中的古史不尽可靠，而把其直接作为可靠的材料来使用，由此所造成的古史也就杂揉进许多不实的内容；二是排斥传说材料，因他们缺乏历史进化的眼光，虽认识到传说不是直接的古史材料，但却看不到传说所反映出的古史变化的经历，所以一概拒绝传说材料的运用。

这两种情况都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中国古史研究的进步。顾颉刚能够把传说看作有用的史料而辩证地运用到古史研究中，当是对古代史料认识的一个革命。这使他有了一种新的眼光，前人所看作平面的静止的古史在他的眼里成为立体的活动着的古史，他清楚地看到了旧古史系统是怎样在传说的经历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所以强调“要辨明古史，看史迹的整理还轻，而看传说的经历却重”，从而把古史传说的过程作为考察对象，也就是要研究古史在形成过程中的经历，“凡一件史事，应当看它最先是怎样的，以后逐步逐步的变迁是怎样的”。[16]当然，对传说材料的使用也不是随意的，是有严格约束的。他指出，在使用传说材料时应特别注意对这些材料所出现的时代有清楚的了解，以区别于它所记述的时代，并由此来决定这些材料的使用范围。古书等文献记载中传说的古史虽不能完全真实地说明所记述时代的历史，但它至少可以说明其产生时代的历史：“即不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即不能 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17]传说史料由此显现出两种价值：一是暴露了原古史系统之伪，二是有助于增进史家对传说产生时代的理解。

顾颉刚运用传说资料研究古史，是一种新的尝试。一些不甚理解他的人认为他只是研究古书，“所用的材料不是古史的材料”。他解释说：“我所研究的材料，说它不是古史的全部材料固可，说它不完全为真材料亦可，说它不是古史的材料则不可。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明明是古代流传下来的，足以表现古代的史事、制度、风俗和思想。如《周易》是西周的著作，《诗》三百篇是西周至东周的著作，你能不承认吗？既承认了，何以不能算是古史材料呢？”[18]

顾颉刚的史料思想中还有一个重要内容,那就是对伪史料的重视。对伪史料的处理，是文献材料运用中很敏感的问题。顾颉刚不同意伪史料没有价值的说法。他说伪史料也是史料，如果换一种眼光看，它们与真史料有同样重要的价值。因为古代遗留下来的文字材料本身无论真伪，都是一种事实。真史料反映的是真事实，伪史料反映的是假事实，也就是经过伪造的事实。伪史料虽不能反映真的事实，但经过研究考辨，可以了解伪史料产生的背景和由来，这背景和由来的本身也是一种事实。“许多伪材料置之于所伪的时代固不合，但置之于伪作的时代则仍是绝好的史料。我们得了这些史料，便可了解那个时代的思想和学术。例如《周易》，放在孔子时代自然错误，我们自然称它为伪材料；但放在汉初就可以见出那时人对于《周易》的见解及其对于古史的观念了。”[19]原来考订为伪的史料经顾颉刚历史进化的眼光一分析，立刻变废为宝了。因而，他特别强调在古史研究中要注意对文献记载中被判定为伪的史料加以辨别和运用。

顾颉刚相信，如果能用历史的辩证的眼光和态度来看待传说和伪史料，就会使古史的史料大大丰富起来。他说：“一般人以为伪的材料便可不要，这未免缺乏了历史的观念”。其实只要善于使用“荒谬如谶纬”、“逞口而谈古事如诸子”等材料，就能得到最宝贵的“汉代宗教史料”与“战国社会史料和思想史料”。“不读谶纬，对于史书上记载的高帝斩白帝子，哀帝再受命，及光武帝以《赤伏符》受命等事的‘天人相与’的背景是决不能明白的。不读诸子，则对于舜自耕稼陶渔而为天子，傅说举于版筑之间的传说，以及高帝以一布衣五载而成帝业的事实的社会组织的变迁的背景也是不会看清楚的。所以伪史的出现，即是真史的反映。我们破坏它，并不是要把它销毁，只是把它的时代移后，使它脱离了所托的时代而与出现的时代相应而已。实在，这与其说是破坏，不如称为‘移置’的适宜。”这种“移置”是处理伪史料的一个好办法。由此展开，在顾颉刚眼里，历史遗留下来的东西“都成史料，不管它是直接的或间接的；只要间接的经过精密的审查，舍伪而存真，何尝不与直接的同其价值”[20]。即使是传说、神话，“我们若能做一番详细的考查，一一寻出他们的出处，再排出他们的先后，真是非常的有趣，真不知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古人的古史观念到怎样的程度”[21]。

1927年4月，顾颉刚受广州中山大学的委托为该校图书馆购置图书。他在购书计划书中列出要搜集的图书资料共十六类：经史子集及丛书、档案、地方志、家族志、社会事件之记载、个人生活之记载、账簿、中国汉族以外各民族之文籍、基督教会出版之书籍及译本书、宗教及迷信书、民众文学书、旧艺术书、教育书、古存简籍、著述稿本、实物之图像。这实际上是集中体现了他对史料范围的认识。

新的历史观念和辩证的思想基础使顾颉刚能以开阔的思路来认识史料的性质和范围，体现出现代史学颇具平等精神的史料观。他指出，史料就是史料，没有什么等级，也没有什么贵贱之分。“我们决不因为古物是值钱的骨董而特别宝贵它，也决不因为史料是帝王家的遗物而特别尊敬它，也决不因为风俗物品和歌谣是小玩意儿而轻蔑它。在我们的眼光里，只见到各个的古物、史料、风俗物品和歌谣都是一件东西。”[22]凭着这种平等的眼光，许多一般人看似极其普通的史料，在顾颉刚看来都是很好的史料，并被运用到他的研究中。如，他曾对北京和苏州东岳庙中的司名进行考察，搜集这方面的材料。这些神道的材料一般学者都认为没有什么史料价值，但在顾颉刚的研究中，这些材料却具有了非同一般的意义，帮助他取得了研究神话与古史关系的重要成果。又如他研究社会习俗和民风的《两个出殡的导子账》、《一个“全金六礼”的总礼单》和《一个光绪十五年的“奁目”》等文章，就是利用一个家庭出丧的账单、婚嫁的礼单等不起眼的材料而作的。这类有关神道和社会习俗的材料被用于考察古史和民间习俗文化的演变，不但扩大了史料范围，而且具有开辟新研究领域和跨学科方法的意义。

顾颉刚对史料范围的广泛界定与他受五四时代社会思潮影响产生倾向民众的意识相关。他曾参加“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查会”，并积极参与民俗学的一些实地的社会调查活动。对传统戏剧和民俗学中故事的兴趣对他的古史研究产生了积极影响，使他具有了以往所没有的新视角，对古史史料有了超越前人的认识。时人评价说：他的古史研究在史料运用上很有特色，“他的知识的来源，有诸福宝与老虎外婆；有无论哪一事，哪一地的歌谣；有无论哪一腔调，哪一班子的戏剧；有章太炎先生与康长素先生 ;有《六经》与《新学伪经考》；有适之先 生与玄同先生；有《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一章与《论经部的辨伪》的一封长信；有圭璋璧瑗与石刀石环；有碧霞元君庙的茶、盐、面、粥、馒头、路灯、拜垫、帚、茶瓢、膏药，与五虎棍、自行车、杠子、秧歌、音乐、舞狮、戏剧、修路、补碗、缝绽等等”。[23]这一评价很能说明顾颉刚对史料理解和运用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