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读朱东润先生的《传叙文学与史传之别》，方知史传与传记（朱先生称为“传叙”）之间，区别是那么大，不亚于《三国演义》与《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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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先生认为，史家的叙述和传叙家的叙述，有一个根本的差别，就是史家以事为中心，而传叙家以人为中心。

他说，在一部史书里，往往先有成见，认定几件大事是一代政绩的骨干，和这几件大事有关的人，当然收进列传，但是传中所载，仅仅把他对于这几件大事的关系写出，其余则都不妨付之阙如。传叙家不应当是这样的，他应把传主的人性完全写出。凡是和人性发展有关的，都是传叙家的材料。最显然地，和人性发展有关的事态，不一定是历史上的大事，所以传叙家所用的材料，和史家所用的材料不同，而两家所得的结果，也必然地不会一致。

在史家的叙述里，常常认定这是圣贤，那是名臣，或则这是佞邪，那是篡盗，于是就在文字上从某一方面发挥。其结果，我们所看到的往往不是本人的真相，而是某种成见的疏证。因此，要把史家的列传认为传叙的标准，当然是一种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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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先生提醒我们，读中国史传文学，一定要注意，史传与传叙文学中间，还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史传有所谓的“互见”。

在史家的著作里，一部书常常包括若干人的事迹，这若干人的事迹，必然有若干共同的项目。要把每个人的事迹，都在本传里叙述，必然会有若干的重复或雷同，而这一部书也空费许多可省的篇幅。所以史家常把这些共同的事迹，仅在主角的本传里记下，连带写着与此有关的诸人，那么，在其他诸人的本传里，就可以节省笔墨，只说见某某传——甚或连这一句都可以省去了。这便是所谓“互见”，其主要目的是在避免重复。

无论如何，司马迁不把列传看成若干整个的单位，这是显而易见的事。读《史记》的时候，必须认识互见之例，而后始能看清传主的本事。

在司马迁手里，史传中有了互见之例，不但可以避免重复，而且可以示褒贬，明忌讳。互见之例。本来史家对于褒贬，可以运用隐恶扬善之例，但是遇到善人之恶无可讳言，恶人之善不容不说的时候，于是也用互见之例。在善人的本传里只看到善，恶人本传里也只看到恶，而把善人之恶，和恶人之善放到另外一篇去。只要你肯读全书，你自然会看到史家的定论；倘使你专读本传，你所看到的只是史家的偏见。在《史记》里面，这样的例证特多，尤其因为司马迁的成见，早为一般读者所共认，我们可以断定这是史家故意的写法，而不是偶然的疏忽。

但是必待研讨全书而后，才能看到事实的真相；倘使仅读本传，那么不但不能得到真相，甚至所得的印象只是朦胧而不确切。这也是运用互见之例的结果。

传叙的目标是个人，所以在每个人的传叙里，应当把他的事迹完全写进，无论这是他单独的事迹，或是与其他诸人共同的事迹。在他与诸人共同的事迹里，他是一个主角，或许仅是一个不甚重要的配角，优良的传叙家必然认定他的主从的关系，而给他相称的叙述，这是另一问题。但无论如何，凡是和传主的人性发展有关的事迹，传叙家便不应把这件事迹忽略或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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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都有例外。

不过初期的史家如司马迁、班固等的作品，也常常能注意到传主的人性：例如《史记·项羽本纪》写项羽悲歌慷慨，泣数行下；《万石君传》写石庆执策数马；《汉书·陈万年传》写万年教子陈咸以谄，咸倚屏风而睡；《萧育传》写育手案佩刀，自称杜陵男子之类。这些确是传叙文学的名笔，但在史传中究是罕见的例外。

所以要认史传和一般传叙文学有密切的关系则可，倘使认为史传就是传叙文学，或是传叙文学的标准，那么不但格局上不能一致，而且在性质上也是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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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全文载于《星期评论》第三十一期，1941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