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的著作，也是我国二十四史中的第一史，在我国历史学界一直以来享有盛名，对后世的史学家记录历史产生重大的影响。

不过今天在这里并不对《史记》的后世影响和历史地位做太多概述，只讨论一个问题。

鲁迅曾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评价《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则评价一直被后人广为引用，被大多数人认为是对《史记》的高度赞誉，至此《史记》又获得了一个殊荣。

只不过现在仔细想来，鲁迅先生的这句评价也是很有意思的。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我们都知道，《史记》是一部史书，而《离骚》则是文学作品。史书要求的是绝对的客观公正，因为历史注重的就是过去的再现。而文学则注重情感的表述，难免会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更不用说这《离骚》是在屈原悲愤哀怮下的情感爆发之作。所以仔细考虑这句评价，真的是有很多可以琢磨之处。

那么，鲁迅先生为什么要把历史的代表与文学的代表放在一起呢？换句话说，史家绝唱与无韵离骚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呢？

要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回归这两本作品本身。

一、先从这两部作品的结构来看：

因为《史记》的篇幅过长所以我们列出几篇作为代表即可。

（1）先说开篇。

在《史记》的“五帝本纪”中，开篇写道：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

率先点明了黄帝的名字和身世，让读者对其有一个最基本的了解，知道了他的称呼。

而在《离骚》的开篇：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这句话翻译过来是：我是古帝高阳氏的后裔，我已经去世的父亲字伯庸。

还是开篇的最后一句：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这句话的意思是：父亲给我起名叫“正则”，我的字是“灵均”。

与《史记》一样，《离骚》在开篇也是率先点明作品主人公的身份，让读者知道这篇文章描写的是谁。

因为《史记》篇幅过长，为了提高说服力，避免偶然性，我这里在列几个《史记》中的记录：

（1）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

（2）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

（3）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

（4）荆王刘贾者，诸刘，不知其何属初起时。汉王元年，还定三秦，刘贾为将军，定塞地，从东击项籍。

（5）田单者，齐诸田疏属也。

（6）李斯者，楚上蔡人也。

这几篇都是我随机从《史记》上摘选下来的，分别出自“周本纪”、“高祖本纪”、“楚世家”、“荆燕世家”、“田单列传”和“李斯列传”，算上一开始的“五帝本纪”，可知在《史记》开篇点明文章所述主人公的身世背景姓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我不能说《史记》是仿照《离骚》，因为《离骚》这么写，所以《史记》也这么写，但至少说明在文章的开篇结构部分，二者是有相似之处的，这或许与我国注重文化根源、家世祖先的文化传统有关。

（2）再说文章主体的结构。

先说《离骚》吧。从文章内容来看，一般认为《离骚》全文分为三个部分，在这里我们先不说详细叙述这三部分的内容，只说这三部分之间的结构关系。

第一部分是到“岂余心之可惩”结束，这一部分论及了主角的身世、才能、抱负、现实的黑暗以及即便无法达成抱负也不会改变自己心意的决心。

到这儿，其实可以说是一个完整的故事结构，无论从内容还是情感上，哪怕没有后面两部分，只完这第一部分，也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而后面接上的第二部分，在故事情节上是跟第一部分没有太大关系的，完全是另一个故事。

然后第二部分是从“女嬃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曰”这里开始的，一直到“余焉能忍与此终古”结束。

这一部分写的是虚幻世界，有女神对主角的劝导，主角对天上世界的寻求，以及最后发现天上人间一般污秽的失望。

不评论内容，我们单论这两部分之间的衔接。当然，《离骚》是文学作品，当中自然是有很强的文学性存在的，可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前两部分之间的衔接是很突兀的，或者说根本就没有衔接，第一部分的内容与第二部分的开头几乎没有关系。也就是说，从主体结构来看，《离骚》是断节式的，当然第三部分与第二部分的衔接处也是如此。

当中还有很多细节处理方式跟这两个衔接也无二致。

比如说：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脩之故也。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

这两句说的是，苍天可鉴，我都是为了君王您着想啊。说好了黄昏的时候咱俩成婚，可为何你中途却反悔了呢？

这是两个紧密连接的句子，但是在句子意思上却没有承接关系，从文章的故事结构上来看也没有直接的逻辑关系。

类似的句子还有：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

这两句是说：主角四处看看，决定要远方去，他身上的华丽服饰五彩缤纷散发出阵阵香气。

当然，可以说身上的配饰五彩缤纷散发出阵阵香气是主角准备游历四方时的状态。但一般情况下，像这种对个体状态的描写都是单列出来进行描述的，不会在故事进程中突然插入，因为那样会打断故事情节发展。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两句之间也是没有直接的联系的。

这两个例子跟前面说到的“离骚”整体的文段划分一样，在两句如果不进行衔接的话，其实是可以各自成篇的。就是第一个句子往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内容；第二个句子往后，也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内容。

现在作者把它们放在一块儿，那就只能理解成是作者内心情感发生变动，为了表达不一样的情感，又另外开了一则故事。

而这样的描写手法，在《史记》也可以找到。

如，《史记·殷本纪》写到：‘汤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罚殛之，无有攸赦。”作汤征。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奸汤而无由，乃为有莘氏媵臣，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

当写到“作汤征”时，前面一段的故事其实是完整的结束了，至于后面又引出伊尹的故事，完全是另外的一个独立片段。

像这样的例子在《史记·卫康叔世家》中也有出现：周公旦以成王命兴师伐殷，杀武庚禄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馀民封康叔为卫君，居河、淇间故商墟。周公旦惧康叔齿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贤人君子长者，问其先殷所以兴，所以亡，而务爱民。”

前面写伐武庚，后面转笔到卫康叔身上。

当然，我们不能说这是《史记》和《离骚》的纰漏，实际上按照屈原和司马迁的文学水平，他们的文章在逻辑上也不太可能会出大的错误。

所以我们应该理解为这是一种特殊的写作手法——移情易事，即文章的结构并不是实现安排好的，而是根据作者的情感变化而变化的。

二、《史记》与《离骚》的内容对比：

（1）《离骚》的文赋中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而描写《离骚》同时代及之前历史的《史记》中也带有很浓厚的神话色彩。

举例：

《离骚》开头：“帝高阳之苗裔兮”这句话，是点名了主角的身世，但同时这个身世也是带有神话色彩的。

高阳氏的祖先是颛顼，而高阳这个姓氏由来是因为颛顼号高阳，而颛顼则是五帝之一。也就是说，高阳氏的祖先是曾经三皇五帝中的一位，可三皇五帝到目前来说，史学界还无法证实他们的存在，至少目前没有文物来证实，只能靠原先古人的文献来记载，可古人的文献并不一定就是完全真实的。

当然，这里不是说不存在三皇五帝，而是存疑，因为对目前的我们来说，承认三皇五帝就像承认女娲盘古一样，他们都离我们太远了。

“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纣之猖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

这两句里提到的四个人物，“唐尧”“虞舜”“夏桀”和“商纣”，除了“商纣王”可以通过钟鼎文来证实他的确存在外，之前的三位，尤其是唐尧和虞舜，同样被认为是神话中的人物，至少说是传说中的人物，至于这传说是否确实如此，目前无法肯定。

“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

像这几句里提到的“鸾鸟”“凤凰”“雷师”“天门守卫”则完全是神话的存在。而在《离骚》全文中还大量存在这像是鲧、瑶池、若木、扶桑、羿、飞廉这样的纯粹神话人物和神话意象。

当然，《离骚》作为文学作品，有神话色彩并不令人惊讶，但作为史书的《史记》，当中神话色彩也十分浓厚，尤其是《史记》的本纪篇。

在《史记》的《五帝本纪》中记载了大量的传说人物，而且是以历史的口吻记录的。

如：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

这一段记录的是在黄帝出生之前，轩辕帝时的世间景象，而轩辕帝在我们今人看来，完全是神话人物。或许在上古真的存在这样的诸侯相残、野兽暴乱、民不聊生的景象，当时或许也真的存在一位名叫轩辕的部落首领，这些都是可以被允许的。

但是像这种“高辛生而神灵，自言其名”真的会存在吗？很明显，刚生下来的孩子是不可能会说话的，更不要说说出自己的名字了。当然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司马迁夸张的写作手法，但是在这夸张之中，难道就没有几分的神话气息吗？

还有像这样的：

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殷本纪》

这样的：

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徙置之林中，適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周本纪》

还有这样的：

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女脩织，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秦本纪》

都可以充分说明，《史记》在记述历史时，间杂着大量的神话，而且在写作手法上，运用了神话的夸张。

（2）两部作品内容的主观性很强：

《离骚》就不用说了，本身就是表达屈原感情和志向的文学作品，主观性强是正常的。

但放在《史记》身上就不一样了。

《史记》作为史书，最重要的就是要客观公正的记述历史，换句话说你只用写：谁，什么时候，在哪儿，做了什么事——这就足够了，至于如何做的，因为什么才做的，做这事儿的时候这个人心里是怎么想的，他做完之后又如何了，都不是史书应该考虑的。

这不是不负责，恰恰相反，史书如果负责，就应该是这么做的。

因为你又不是当时的人，你没有或在那个时代，你更不可能是事件的主人公，那么你怎么知道这个人当时做这事儿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

可《史记》不这么干，《史记》对曾经发生了什么写的很清楚，清楚到当时那人说了什么话，说话时是什么神态，甚至说那人心里是怎么想的《史记》都能给你写出来。

拿一个广外人知的例子——《项羽本纪·鸿门宴》。

在鸿门宴主要情节中，故事开头，因为项伯与张良交好，所以悄悄来告密，告诉张良让他提前逃走。

其实在这里已经加入了大量的主观推断了，首先，项伯与张良交好，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只要能找出曾经他们二人往来的例子，或者说张良确实救过项伯，自然可以说明两人的关系是比较好的。

但是问题就出在，项伯真的有向张良告密吗？毕竟当时二人侍奉两位侍奉的不是同一位君主，而且这两位君主的实际关系还并不好。所以身为臣子的项伯，真的会为了自己曾经的交情而出卖自己的君王吗？他难道不会想到自己一旦将消息告诉张良，张良必定会告知刘邦吗？

而且原文中写到“项伯乃夜驰之沛公军”，中间提到了时间是在晚上，当然按照我们现在人的看法，像是这种事情当然是在晚上做相对安全，所以我们可以推断出是在晚上。

可问题是，这是史书，大多数时候是不能靠着自己的经验去推断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儿的，因为历史就是历史，推断就是推断，哪怕你的理由再怎么充分，你的推断也不可能等于历史。

所以司马迁为什么能够知道项伯是晚上去私会张良的？他又不是亲身经历过鸿门宴的人。

当然如果有一个人，他当时参与了鸿门宴，并且知道项伯是在晚上私会了张良，然后把这件事记录了下来，之后这流传下来的文献又恰好被司马迁得到了，那就另当别论。如果不是这样，只能说这是司马迁根据当时的情况，自己做的主观推断。

当然或许在这里还看不出什么，毕竟只是一个小细节。

那我们再来看看这里：张良曰：“臣为韩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不可不语。” 沛公大惊，曰：“为之柰何？”张良曰：“谁为大王为此计者？”曰：“鲰生说我曰‘距关，毋内诸侯，秦地可尽王也’。 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当项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为之柰何？”张良曰：“请往谓项伯，言沛公不敢背项王也。”沛公曰：“君安与项伯有故？”张良曰：“秦时与臣游，项伯杀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来告良。”沛公曰“孰与君少长？”良曰：“长於臣。”沛公曰“君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

这些都是《史记·项羽本纪·鸿门宴》中的原文，是司马迁写的原文。

司马迁和刘邦项羽所距的时间我在这里不用多说，他是绝对不可能跟当时的人有什么联系的。或许当时的一些事情，甚至是一些细节，司马迁可以通过文献、故人、传说等各种方式加以佐证，并将其记录为历史。可这连当时人说了什么话，说话时是什么神态，司马迁居然也能给写下来，这根本是不可能的，历史哪怕是再求真，没有今天的摄影录像技术，是绝对不可能把当时人的话给完全记录下来的，何况这些话还不是什么震惊世界的名言。

单凭这点儿就足以确定《史记》内容的主观性。

（3）两部作品都是文史结合：

先说《离骚》。

《离骚》虽然是屈原对自己政治志向以及求遇不得感情的表达之作，作品的主题是抒发自己内心的感情的，但是在整部作品中仍旧有大量的历史色彩。并且与一般的文学作品不同，比如说《离骚》之前的诗经，《离骚》所叙述的兼有自己时代的现状和过去的历史，而《诗经》则注重自己所处时代的现实表述，因而在历史跨度上是大于《诗经》的。

并且屈原在《离骚》中所引用的历史不是历史过程，不是当年事情的经过，不是当年社会现状的重现，而是直接列出历史结果。因此《离骚》对于史学界来说同样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举个例子：

夏启，就是夏禹的儿子，我们在高中历史上学的他是夺得了王位，不是禅让给他的，禹本身是想把王位禅让给“益”的。

但是在《史记》中却不是这么记载的。

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

《史记》中写道，虽然启并没有被禅让，但是因为他本身是很贤能的，所以诸侯都愿意听从他的命令，因而就来朝见启而不是益。

这么对比下来，启是一位贤明的君主，跟我们所学的夺得王位好像不太一样，应该是诸侯自愿朝见，自发封启为王。

可事实真的如此吗？

屈原在《离骚》中对启是这么写的：

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

他说，启偷了《九辩》与《九歌》这两个典章，整日寻欢作乐、放纵自己。

这样就跟《史记》中对启的记载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屈原和司马迁对启的描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而这对史学界来说是很珍贵的。因为屈原是比司马迁更接近于启那个朝代的人，再加上屈原本身的地位，所以屈原的说法自然要有所考虑。这样就可以形成对历史的反复审量，从而使我们的研究更接近于历史本身。

类似对历史的直接描写《离骚》中还有很多处，比如：

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衖。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浇身被服强圉兮，纵欲而不忍。

还有：

日康娱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陨。夏桀之常违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长。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

因为文学本身的特殊性，受作者自身的影响比较大，而且写作的宏观视角也是作者自己的亲身经历，所以对社会现状的还原度非常高，因而在很多时候，文学往往比史学更接近于真实。

正是如此，《离骚》虽然是一部文学名作，但它的史学价值同样不可忽视。

相较于《离骚》的史学表现，于《史记》来说，我们更要看看它的文学价值，因为它原本就是史书，所以在史学方面的表现自不必多说。

就像前面上文所写的，《史记》当中有相当数量的主观描写，包括司马迁对历史人物的刻画，历史人物当时的言论，还有当时历史事件的诸多细节，这些方面司马迁都写得十分形象生动，此外司马迁还运用来大量的文学手法进行史学创作。

当然，就历史的角度而言，司马迁这样做或许不太利于历史人物的真实再现，但不得不说正是基于这些文学性质的创作，《史记》才得以在众多史书中脱颖而出。因为它比一般的史书读来更有意味，而且作者对当时历史人物的态度也直接表现在书中。

而且文学性创作的好处更在于一语道破天机。就还那《鸿门宴》来说，我们今人，哪怕是有出色的现代科技的帮助，也只能通过文物，顶多是算上碳元素放射性衰变技术来尽可能地还原当时的历史，可即便是这样，也不可能做到百分百再现，更不可能把那些细节之处给表现出来。

这个时候就需要文学的创作，给予现实和文献，利用文学手段进行合理的推断，这反而有助于描摹历史，特别是对历史细节的合理想象。

比如《鸿门宴》当中对项庄舞剑的部分的描写，如果按照正常的历史叙述，恐怕只会留下，“沛公入账，项羽欲杀之，后悔，沛公走。”这样的表述，哪里还会有“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样为后人传颂的故事呢？

若都是按照何时何地何人何事这样的简单方式进行创作，恐怕这历史只会变成一台冰冷的机器，所有发生过的事，所有参与的人，只是这台机器上的一个小零件，全然不会有当时的风化、当时的辉煌、当时的惋惜。

所以就这点来说，《史记》确实也算是一部杰出的文学作品。

三、《史记》与《离骚》的情感共通：

虽然是先有《离骚》后有《史记》，但是在情感表达上，两部作品却是有共通之处。

屈原创作《离骚》时，当时楚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关头，但屈原当时全因为被奸人诟病、离间，不能得到楚怀王的信任，所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国家逐渐走向灭亡吗，而他自己又是一个心系国家、心忧国政的性格，可想而知屈原当时内心的情感波动。

这点从《离骚》当中，尤其是《离骚》最后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

灵氛既告余以吉占兮，历吉日乎吾将行。折琼枝以为羞兮，精琼爢以为粻。为余驾飞龙兮，杂瑶象以为车。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邅吾道夫昆仑兮，路脩远以周流。扬云霓之晻蔼兮，鸣玉鸾之啾啾。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凤皇翼其承旗兮，高翱翔之翼翼。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与。麾蛟龙使梁津兮，诏西皇使涉予。路脩远以多艰兮，腾众车使径待。路不周以左转兮，指西海以为期。屯余车其千乘兮，齐玉轪而并驰。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委蛇。抑志而弭节兮，神高驰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乐。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

主角，这里已经可以认定是屈原本人了。屈原在最后表达，自己原本已经下定决心离开这个国家，去别的地方看看，他已经准备好了车马和衣服，已经细细地规划好了行程，而且已经在路上走了有一段了。但是当他再看到自己的国家时，他却是一步也不肯动了。由此可见屈原对自己国家的热爱，而他所热爱的国家已经处在十分地为难之中。

但他没有办法，因为小人的离间，也因为楚怀王自己不能分辨忠奸，屈原不被重用，尽管他再三上书请柬，可楚怀王并没有给出回应。所以他只能在极度地忧愤中看着自己国家一步步走向灭亡，最后却只能发出：“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的感叹。

所以在这个时候创作出来的《离骚》自然带着国恨家愁，而在屈原作《离骚》的时候他其实已经确信自己是要自杀了，事实也的确，作完《离骚》后不久，屈原就投身于汨罗江中。

这也为《离骚》后期的内容更增添了死亡的肃穆与将死的超脱。一定意义上，《离骚》的瑰丽玄幻与这一点也是分不开的。

所以从感情上来说，《离骚》包含了诗人对个体死亡的伤逝，看淡死亡的超脱，对国家的忧愁，对国将亡的悲伤，对楚怀王的不舍与怨恨等诸多复杂的情绪。

而这一点，《史记》也是丝毫不让的。当然，二者无法直接评比高低，但却各有各的长处。

司马迁因为史官家庭的关系决定了他今后一定会从事史官这份职业，因而司马迁从小就进行了十分系统完善的史学、文学教育，二十岁时在父亲的指导下，司马迁开始游历祖国山川，遍访人文古迹，网络放失旧闻，积累了大量历史素材，闻其今后的史书工作做了充分准备。

而这个时候，司马迁正值青年，家中父亲还在，自己又没有经济方面的忧虑，并且他知道自己将来一定是从事史官工作的，再加上遍访名川的经历，这个时候的司马迁自然是意气风发的。

但是后来，在汉武帝东巡后将要封禅泰山时，司马迁的父亲病危，司马迁回到洛阳时父亲已经奄奄一息。这个时候他父亲将书写《史记》的任务交给了司马迁，司马迁流着泪接受了父亲的遗命。

之后就是众所周知的宫刑，但当时的实际情况远比一句宫刑要来得复杂得多。司马迁替李陵辩护是尽他臣子的责任，是不想看着为国有功的名将蒙冤。但汉武帝却听信了佞臣的话语，非但没有放过李陵，连带着司马迁也受了牵连，被处以侮辱性极大的宫刑。这个境遇跟当初的屈原多么相似。

而且原本按照律法，司马迁为李陵游说，应定为诬妄之罪，按律当斩。但是司马迁想到在自己的职责，与其英勇就义，虽然可以自证清白，但不能完成父亲的遗愿，于人臣来说也是不对君王尽忠，又想到了历史上的伟人都是在极度困窘之下完成宏伟巨作，于是司马迁恳请汉武帝以侮辱性极大的宫刑代替，背负着屈辱也要完成《史记》。

这些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面也有描写》：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於縲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由此可见司马迁本人的心胸，即便蒙冤仍旧不忘对父亲尽孝，不忘对国君尽忠，更不忘对历史尽责。

因而仅用悲愤来形容《史记》所带之情是不准确的，比起悲愤，《史记》当中更有司马迁的忠，司马迁的义，司马迁的孝，司马迁的责。虽然没有《离骚》的生死厚重、死生超脱，但却有历史的古朴厚重，因观各朝各代历史而产生的家恨国愁也一点儿不比《离骚》少。

总之，鲁迅赞扬《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在我看来不仅仅对《史记》这部作品的称赞，更是对其内容与《离骚》做了对比之后得出的结论。

《史记》之所以是“史家之绝唱”，是因为它开创了纪传体的独特风格，更是因为它干预运用大量的主观描写，用文学的手法来进行史学的创作，在历史的现实基础上，为曾经的人注入鲜活的生命，让他们再度活了过来。

但一定要注意，“史家之绝唱”并不是说《史记》是所有史书中成就最高的史书，鲁迅在评价《史记》时，完成的话语是这样的：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

可见在鲁迅看来，《史记》并没有做到《春秋》的秉笔直书，因为当中有太多的个人评判，太多的主观推断，可正是这些才成就了《史记》不同于其余史书的辉煌。鲁迅说评价《史记》是“无韵之离骚”则正是对其文学创作手法的承认，对其思想情感表达的赞扬。

若说《离骚》是对屈原志向的总括，那《史记》就是对司马迁生命的升华。

史学、文学，缺少当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足以成就如今的《史记》，正是因为它做到了文学与史学的极度凝练、高度统一，才有了如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