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延是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南郑侯，杨仪是无爵位的丞相长史、绥军将军，用李云龙和楚云飞的话来说，这两人的级别不对等，也不应该成为死对头。魏延原本可以很轻松地一把掐死杨仪，但结果偏偏是杨仪诛灭了魏延三族，还把魏延的脑袋当球踢。

“魏延谋反”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杨仪不但有谋反之心，而且有谋反之言，其结果却只是废为庶民，如果不是已经成庶民的杨仪嚣张依旧，费祎和蒋琬根本就不会再派人抓他。

杨仪之死也很蹊跷：这个见了魏延手里小刀子就吓得痛哭流涕的胆小鬼，居然有勇气自杀了。

有人怀疑杨仪根本就不是自杀，而是被朝中大佬灭了口：他跟魏延的争斗中，藏着很多见不得光的腌臜内幕，如果继续放任杨仪信口开河，恐怕会有很多人脸上挂不住。

我们细看杨仪魏延之争，就会发现这其中不仅仅是忠臣与叛逆之间的矛盾——杨仪肯定不是忠臣，这一点费祎和蒋琬十分清楚，魏延是不是逆贼，直到今天也没有定论。

杨仪不是好人，而且野心勃勃，这在《三国志·卷四十·蜀书十》中有明确记载，诸葛亮也早就有所察觉，而且可能在临终密令中并对杨仪的权力进行了限制：“亮平生密指，以仪性狷狭，意在蒋琬，琬遂为尚书令、益州刺史。仪至，拜为中军师，无所统领，从容而已。”

诸葛亮知道杨仪不是好人，却放任他跟魏延争斗：“亮深惜仪之才干，凭魏延之骁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也。”

诸葛亮对杨、魏之争视若不见，但是对杨仪和魏延的态度显然是不一样的：对杨仪是欣赏，对魏延则是利用。

在诸葛亮临终前，做出了如下安排：“亮病困，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

这种安排似乎不太妥当，毕竟当时在蜀汉军中，除了诸葛亮，官阶最高的就是魏延，像安排撤军这样重大的行动，不应该由军衔较低的“秘书长”来指挥。

但当时的情况是，杨仪不但承担起了总指挥的重任，费祎对他也是俯首帖耳：“亮適卒，秘不发丧，仪令祎往揣延意指。”

魏延上了费祎的当，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然后又在冲动之下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延大怒，搀仪未发，率所领径先南归，所过烧绝阁道。延、仪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

杨、魏之争公开化、白热化，朝中文臣全都站在了杨仪一边：“后主以问侍中董允、留府长史蒋琬，琬、允咸保仪疑延。”

看起来好像是魏延人缘儿太差，但是细心的读者诸君肯定会看出，在这场权力之争中，魏延代表的是力主伐魏的武将，而杨仪代表的是希图偏安的文官。陈寿在记载这场事变的时候做出了这样的评价：“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

按照陈寿《三国志》的记载，魏延也不是一点过错都没有，说他有谋反之心也不为过，但是当时曹魏郎中鱼豢所著《魏略》却是另外一种说法：“诸葛亮病，谓延等云：‘我之死后，但谨自守，慎勿复来也。’令延摄行己事，密持丧去。延遂匿之，行至褒口，乃发丧。亮长史杨仪宿与延不和，见延摄行军事，惧为所害，乃张言延欲举众北附，遂率其众攻延。延本无此心，不战军走，追而杀之。”

把这两本史料相对照，我们就发现了问题——《三国志》的说法自相矛盾：其一，魏延以“善养士卒”著称，在关键时刻手下却一哄而散，这不合常理；其二，魏延“先南归”并烧绝了栈道，杨仪和费祎怎么能跑到他们前头去？其三，如果魏延已经打定主意反叛，又何必向刘禅告杨仪的状？

读者诸君都知道，在汉末三国乱世，低级将校和士卒是没有什么是非观念的，谁对他们好就跟着谁干，并不是一两个文官“阐明大义”就能离散的。于是我们就可以认为魏延既没有反叛之心，也没有自相残杀的意思，所以他才会不战而逃，最后被杨仪派马岱斩了首级——正史中的马岱并不太厉害，他连曹仁手下的牛金都打不过：“青龙三年，蜀将马岱入寇，帝（司马懿）遣将军牛金击走之，斩千余级。《晋书·卷一·帝纪第一·宣帝》”。

后世有人这样评价马岱斩杀魏延：“延因争功夺柩而叛，幸侯（武乡侯诸葛亮）早伏马岱以诛之，否则蜀漠早危。”

不管马岱杀魏延是杨仪指使还是诸葛亮遗令，蜀汉朝堂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军政大权完全被文官把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蜀汉的大将军、大司马都由没有上过战场的文官担任。

结合这两本史料分析，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魏延被杀，蜀汉由攻转守，都是诸葛亮的安排，鱼豢的《魏略》似乎比陈寿的《三国志》更符合史实 ：第一，诸葛亮病危，原本就应该把军权交给官阶最高的魏延；第二，如果魏延真心反叛，杨仪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第三，事实证明真正可以为了权力而叛蜀投魏的是魏延的对头杨仪。

魏延被杨仪、费祎、蒋琬等人联手做掉，后起的武将领军人物姜维也没少受文官的气：维每欲兴军大举，费祎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人。”

《汉晋春秋》记载了费祎阻止姜维北伐的理由：“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且不如保国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业，以俟能者，无以为希冀徼幸而决成败于一举。若不如志，悔之无及。”

费祎这番话，笔者将其归纳为四个字：“坐以待毙！”

蜀汉不打出去，曹魏就会打进来，战火烧到蜀中，真正疲于奔命的从曹军变成了蜀军，战区百姓的生产生活都受到了极大影响。

“入其朝，不闻直言；经其野，民有菜色。”这就是文官治理下的蜀汉。

从魏延被杀那一刻起，蜀汉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从主动进攻到文官掣肘下的被动防守——姜维也是不借屯田之名离开成都，也早被陈祗、黄皓、阎宇弄死了。

姜维没有变成第二个魏延，蜀汉也没有能守住自己那一亩三分地，这时候读者诸君就可以对建兴十二年（234年）的魏延杨仪之争下一个结论了：杨魏之争，是不是蜀汉攻与守的路线之争，还是武将与文官的权力之争？魏延被杀、杨仪被废，对蜀汉政权有多大负面影响？这场伤害蜀汉元气并持续到蜀汉灭亡的党争，诸葛亮是完全不知情，还是事先早有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