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山

◆小山

自司马迁在《史记》中创立了“儒林传”，后代正史几乎都会为儒林立传（偶有称“儒学传”者）。按照《史记正义》引姚承的说法，“儒林”不仅仅是“儒雅之林”，更应是一群“综理古文，宣明旧艺”，最后“以成王化”的人。在《史记》里，建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就算一位。以今天的概念来衡量，一般的文人学士大概是入不了“儒林传”的，得是有些分量的思想者才有这个资格。明确了这个标准，再来看《儒林外史》，我们就会发现，书名本身似乎就暗含了对于“儒林”的嘲笑：“儒林”当然是要堂堂正正居于“正史”名垂千古的，怎么却和“外史”搭上了关系？至于作者，他以写稗官野史自居，以洋洋洒洒一部“外史”与“正史”颉颃，也不像是在谦虚，倒更像是对“正史”的不屑，甚至是故意唱反调的。而从内容与结构来看，这部“外史”确实体现了对于“正史”的突破。

与正史中的“儒雅之林”相反，一部《儒林外史》，几乎颠覆了文人学士的群体形象。中学课本里必选的“范进中举”，让学生们看到了“封建科举制度下士人的丑恶灵魂”，殊不知《儒林外史》里如范进般老实的已属上品了。周进、范进之流尚知进身路由举业文章，屡试不中也只是在家苦熬，闹几回疯癫最多也就是个斯文扫地，那心术不正如牛浦郎、匡超人辈，早就把坑蒙拐骗都用上了。至若严监生之吝啬，鲁编修之迂腐，权勿用之伪善……众“儒”粉墨登场，好戏连台，“真乃一时盛会”也！

《儒林外史》的结构在古典小说中也很独特。太史公草创纪传体，记一人之终始，后世因之，遂成正史不易之体。章实斋云：“盖包举一生而为之传，《史》、《汉》列传体也。”虽然在《史记》、《汉书》的列传，尤其是类传中，或因史料缺失，或为突出人物的共同点，有些传记只记载了传主一生中的几个典型事例，但多数传记是有始有终的。有始有终这一特点，在后世正史的列传中也得到了发扬。中国有尚史的传统，古典小说戏曲中人物登场往往自报家门，结尾时主要角色的结局也都会有所交代。《儒林外史》虽为诸儒立传，却突破了史传文学有始有终的模式，不以因果关系连缀事件，每个人物上场只领数回风骚，之后便牵出另外的人物，自己消失，并不交代结局。黄富民为《儒林外史》作序，云此书“人各为传，而前后联络，每以不结结之”，诚哉斯言！仔细想来，世间有多少事是真能说出个前因后果来的？就像滚动屏上一条条的新闻新的覆盖旧的，不了了之也许才更是事态真情。众多评点者（黄富民亦在其中）知晓这一点，而每每在某人最后出场时注曰“了却某某”，替作者做个了断，大约仍秉持了史传文学的思维模式。

《儒林外史》受史传文学影响至深，不仅表现在它的反其道而行之，也表现在它的突而未破之处，这其中最明显的当数善善恶恶的史传传统。《孟子》云：“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史书具有陟黜褒贬的功能，这是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观点。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示后，而死之日名无得而闻焉”（刘知几《史通·人物》），则是史官的失职。《儒林外史》表面虽以“外史”自居，极尽讽刺之能事，但作者毕竟是浸淫于传统文化的士人。诸评点者众口一词，认为作者虽以史汉之才写小说，但劝世之心良苦，并奉劝读者万勿以一般稗官野史视之，实乃事出有因。

《儒林外史》是一部讽刺小说，作者笔下假名士、假高人无不原形毕露，此可谓“破”；假名士、假高人中，三个真君子虞育德、庄绍光、杜少卿遗世而独立，此又可谓“立”。有破也有立，《儒林外史》的讽刺并非后现代的解构，吴敬梓再愤世嫉俗，与“愤怒的青年”、“垮掉的一代”也不是同道。虞博士浑雅，庄征君恬适，杜少卿豪爽，又经迟衡山牵头，一时之贤士汇聚南京，重修礼乐之事。祭泰伯祠回，详细描写了献祭始终，繁复又堂皇，是全书之高潮。卧闲草堂本评曰：“此篇古趣堂皇，竟如出自叔孙通、曹褒之手。”叔孙通为汉高祖平制礼仪，曹褒为汉肃宗改定礼制。作者愤世嫉俗至深，仍将恢复礼乐的理想寄诸笔端，善善恶恶之旨于是乎尽显。金和《跋》云，作者著书“以当木铎之振，非苟焉愤时疾俗而已”，此言得之。

《儒林外史》第五十六回以“幽榜”为全书收结，为九十余儒排列座次。虞、庄、杜三人自然高居榜首，曲终奏雅。其实第五十五回另起炉灶，轻描淡写了四个大隐隐于市的高人，以琴棋书画作结，余音袅袅，绕梁不绝，与楔子暗合。很多学者认为第五十六回并非吴敬梓所撰，第五十五回才是真正结尾。在此我们并不想讨论最后一回的真伪，但我们想问结尾为什么会以这样的形态出现？

也许第五十六回作者坚持认为，文章有始有终才是正道，贤人君子如果埋没世间，有违著书惩恶扬善之功用。不论该回作者的初衷为何，这个结尾却符合史传文学的传统。齐省堂本评曰：“将全部所有人物总列一遍，评其贤否，着其去取，以示善善恶恶之旨。”中规中矩。

但高悬的幽榜是否果如作者所愿，为已逝者增添了哀荣，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全书讽刺了一群假名士、假高人，可到底也竖了几个榜样。通过祭泰伯祠回，我们知道了吴敬梓的理想与寄托。转眼间第五十六回却将“真名士”也全拉上了榜———死了也得上榜，足见到头来只有举业文章才是儒林正宗！这一回没有如作者所愿“曲终奏雅”，相反，它本身成了个莫大的讽刺，把前面的文章，甚至把吴敬梓著这么一部书的行为本身，都解构掉了。卧闲草堂本评语赞叹这一回有《太史公自序》的味道，天目山樵评语却拍了一块砖：“瞎闹！”后现代文学的笔法之一，说通俗点就是“瞎闹”，通过“瞎闹”把意义解构掉。天目山樵在拍这块砖时，断不会想到自己竟暗合了“解构”的宗旨：第五十六回这个结尾，实在有点通过“瞎闹”而“解构”全书的意味，若是有意为之，全书的讽刺性无疑更力透纸背。只恐此结果断非此回作者本意。即便吴敬梓的本意也不应如此，因为我们在上文已经看到，他骨子里具有传统文人修齐治平的理想。在理想受阻时，中国的传统文化孕育不出解构主义，只培养得出外儒内道的君子人格，正如楔子中的王冕，第五十五回里大隐隐于市的高人。

《儒林外史》以讽刺见长，开篇即点破“功名富贵无凭据”，最后却以曲终奏雅收官。最后一回真也好伪也好，评点者们褒也好贬也好，《儒林外史》及其评语，终究受史传文学的影响太深。说到底，全书有再多的标新立异，也还是传统文化的产物。它的确是一部古典文学名著，新任务有待新文学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