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注本二十四史》问世，让许多读书界的朋友对“史家注史”发生了浓厚兴趣：什么是“注”，为什么要“注”，“注”的价值和意义何在，以及既有古注为什么还要今注，等等。

（一）

最早的“注”，是注“经”。即注释《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

“六经”也称“六艺”。《乐》在先秦已遗失，因又称“五经”。

“五经”之注可以追溯到汉代。这说明汉代的文化人，已经读不懂先秦的典籍。

为什么读不懂？有位国外汉学家说，中国古代典籍的“元文本”，是“非自明性的”。意思是，古文并不像现代汉语那样，能够令读者“望文生义”。

所以如此，有人归咎于文字、语言两个系统的分离，有人归咎于古时书写（刻）困难所导致的过度简约，也有人归咎于古文作者刻意古奥、神秘（如易经之语）。

据说与班固的同时代的大学者马融，年轻时为了读懂《汉书》，曾经跟随班昭专门学习古文。汉晋间研究《汉书》音义的人出了一堆，注家蜂起，可见班固文章之难解。

《说文解字》的注者，清人段玉裁说：“释经以明其义曰注”。

“以明其义”是注释的基本功能。但是这四个字却不能涵盖“注”的全部含义、类别、方法和意义。

最初的经注称作“传”。

“传”即传授、讲解。目的是解释经文的含义。如汉初毛亨的《毛诗故训传》 ，简称“毛传”、“毛诗”。毛诗不仅是最早的诗经传注，也是我国现存典籍最古老的注本；武帝时孔安国的《古文尚书》；解说《春秋》的“三传”即《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均为传。

时间推移，每有新注补充和修正旧注，则称为“笺”。东汉末年的经学家郑玄，其《毛诗传笺》所以称为“笺”，就是因为他是在《毛诗传》基础上写成的。郑玄的“笺”还有尚书，礼记等注本。因而被称为“郑笺”。

到了唐代，先秦典籍，包括汉代人写的传笺也成了古文，也难解读了。因此唐代注家不但要注释先秦典籍，还要注释汉代的注，如此就出现了“疏”、“正义”之类注体。

“疏”是疏通，“正义”则是辩明本义。这类注释，已经不限于字、词之义，还有了“串讲”。

唐太宗令孔颖达著《五经正义》并以朝廷名义颁布，使注疏之文超越学者个人见解而上升为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注”的地位遂被提升。

“以明其义”除了文辞解释外，还包括“章句”

之学，就是人们常说的“句读”（dou）。“句”的符号是一个圆圈。“读”的符号是一个小点。其功能是“断句”。显然，句读的功能同样是“以明其义”，并与现代汉语的标点相类似，后文说到今注时，再一并说及。

宋代注疏的一大特色是学者不再满足于解释古书之义，他们借注疏发表自己的见解。诚李贽所谓“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这方面最突出的人物与著作当数朱熹及其《周易本义》、《诗经传》、《四书集注》。后者不仅代表了当时的经学水平，而且成为后世科举考试的题库和标准答案。所谓科考，从某种意义上说，考的也是生员对于古籍的诠释与发挥。

清代古籍整理与研究，重在文本校勘和材料的考据，方法上更加进步。由阮元主持纂刻，并一印再印的《十三经注疏》，以及他所写的《校勘记》，可以说是经学注疏的集大成之作！

传、注、笺、疏、正义、校勘之外，尚有其他一些名目诸如训诂、串讲、音义、解、诠、述等等，其基本功能都是对古文典籍的解释和讲述，使之由隐而显，由晦涩而清晰。

我注意到有的学者认为从古文到白话文的转译也是一种注释。我还没有准备好接受这种看法。暂且不论。

注“经”的同时，其他古书的注疏也逐渐出现和扩展，包括对古代历史著作的注释和研究。

（二）

历来有种说法，注经在先，注史在后。

不过明清学人如王阳明、章学诚则主张“六经皆史”。在他们眼里不仅《尚书》、《春秋》是史，即使《诗经》这样被后人列入文学类的篇章，也在以歌谣的方式记录史事。张荫麟《中国史纲》即引《诗经?小雅》的《采薇》《出车《六月》等篇述及周厉王末年周人出征猃狁的史事。上古经史不分，文史也应如是。因而先经后史之说怕也不甚恰当。

经史分门别类是汉代以后。而历史文本的注释，其突出成就也体现于“前四史”即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范晔《后汉书》、陈寿《三国志》四部史书的注释。其代表作分别是《史记》三家注（即南朝刘宋裴骃的《史记集解》、唐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唐代颜师古《汉书》注，李贤编纂的《后汉书》纪、传注，和南朝宋人裴松之《三国志》注。

“今注本”编委会的一位同仁告诉我，注史之由盖出以下三个原因。一是史籍文辞深奥，不注释难于理解；二是史书传抄流转，极易出现文本谬误；三是史著每出于一氏，见识有限，容易偏颇。通过注释可以增补缺失，修正史实。赵并引述裴氏写给宋文帝的《上三国志注表》加以说明：“寿书铨叙可观，是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臣奉旨寻详，务在周悉。上搜旧闻，旁摭遗逸。按三国虽历年不远，而事关汉晋。首尾所涉，出入百载。注记纷错，每多舛互。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也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谬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

仅此一段，已说明后世学者为何将裴松之誉称为“史之忠臣”。裴松之广征博引，为《三国志》补充了大量史料。

另一裴注，则是裴骃注《史记》。裴骃是裴松之的儿子。他的贡献之一是开创“集解”的体例。依据采自多家，对于不同版本，不同注释，采取“并收诸说”的方法，此外还要附上自己的意见。他还主张“注不破经”，就是注疏家不应改损原作，必须体现对原典的尊重。

讲到忠于原典，还应说到另外一个“前四史”的注者，就是唐贞观年间，奉太子李承乾之命注释《汉书》的颜师古。据说颜注之前的《汉书》注本已有20家，而颜注所以脱颖而出，原因之一就是颜师古反对某些注者“多引杂说，攻击本文”。他主张“一遵轨辙”即按照原文加以注解。这一原则与裴骃“注不破经”的主张完全一样。裴松之被誉为“史之忠臣”，颜师古也被后人誉为“汉书功臣”，看来忠于原典是极其珍贵的注书传统。

“前四史”注释的研究，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今年夏季我提出文促会应当在适当时候举行一次“前四史”研究的国际论坛，希望中国古代历史研究成为国内外文化交流的一个很好的主题。

（三）

清代有位很特别的作家张潮，此人善于写作格言式的散文。他的《幽梦影》里有这样一句“著得一部新书，便是千秋大业；注得一部古书，允为万世宏功”。

张的说法或许有失夸大。但如考虑到中华传统文化发展的独特途径与背景，则他如此强调古书注释的价值却不是没有理由的。

论及古注的价值和意义，假如我们把“原典”与“注释”视为两个整体，两个大的系统，就不难发现它们的关系正可以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相辅相成加以形容。

注释不仅是知识的，也是学术的，甚至，经典的注释完全可能与原典平起平坐，不再是原典的附庸。

比如前面提到的毛诗、春秋三传、易传、史记三家注、三国志裴注、五经正义、四书集注、十三经注疏，原典与注释已不可分，乃至“不分伯仲”。

其中如唐孔颖达《五经正义》，因是奉唐太宗之命而作，已成那个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宋朱熹的《四书集注》也成为后世科考的题库与标准答案。

回到“今注本”。

18世纪以今，国人全面编修“二十四史”，概有四次；即乾隆四年启动的“武英殿本”，“钦定二十四史”由此问世；民国时代商务印书馆张元济主持之“百衲本”；新中国中华书局编修之“点校本”，以及经文化部批准立项，1994年由中华文化促进会主持编纂之《今注本二十四史》，简称“今注本”。

四次编修，其旨各异。依次分别为成书、版本、点校、注释。

“今注”是今人之注，今时之注。今注非同古注却大量引入古注，包括史学界倍加珍惜的前四史注。古注而外，今注还广泛吸收了由古而今历代史家研究古代历史的丰厚成果，包括百多年以来的考古发现。可以说是继往开来。

今注本的编纂体例和方法，可以从编纂委员会集纳的工作通信里看到。我想说到的是，在我看来，新中国以来的两次编纂，即点校本与今注本，虽然事分先后，题旨不同，但都属今注范畴。

显然，校勘、标点均为注释。

尤其标点，是更为纯粹的今注。古文无标点。前面提到的章句、句读，主要是一种断句的简单标记。而且直到清朝末年，大部分出版物也是不标句读的。

现代意义的标点符号是“五四”以后才伴随现代汉语出版物产生的。

古代汉语加上现代的标点符号，不仅起到断句的作用，而且对准确而细致地表达文辞的语义乃至表情，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中华书局“点校本”在中华文化古籍整理与现代转化方面走出了重要的一步！

而无论就学术规模还是价值而言，以“史家注史”为特色的第四次编纂无疑超越前三次，从承前启后的文化发展观看，这种超越也是应然的。

讲到这里，关于“注”的价值与意义，也许可以这样予以概括了。那就是：中华文化典籍之所以能够不断地获得解读、诠释、讲述、弘扬，以至愈益博大精深，所以代代传承而没有湮灭，没有中断，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字，就是“注”。

没有“注”，就没有经典文献的传承。甚至可以说，两千多年的所谓“经学”，几乎就是注疏之学！

汤一介先生生前一力倡导创立中国的诠释学，应该是与此有关。

只是“注”到今天，在已经获得一部容纳古今诠释的庞大历史书系以后，我们或许应该暂且作一停顿，这个停顿可以是50年，也可以是一个世纪。这期间，让我们从历史的文本与诠释，走入历史的内在精神。有人说“二十四史”中隐藏着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精神密码”。既是“密码”，则需破译，并且从中感受到力量和方向。我们需要一次精神的超越，像人类第一次觉醒，第一次轴心时代所经历的那样，由史而经，由事而理，由器而道，由形而下到形而上，从诠释走向发现，从阐述走向创造。

王石，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