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汉代的太史公司马谈离世前留下这样一段话：“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这不仅仅是司马谈最后的人生留言，也是他以父亲与国家史官的双重身份对儿子的珍重道别。

他以史德、史职告诉司马迁记载历史的使命，也向我们展示了史官这一职位的神圣重任。

一．史官是什么

中国历代设置专门记录和编纂历史的官职，统称史官。史官，是中国独有的官员制度。

被皇帝任命撰写一个国家、集团或机构的历史或系统记载它们的人是史官；古代朝廷中负责整理编纂前朝史料史书和搜集记录本朝史实的官员是史官：负责记录皇帝一言一行的人也是史官。

在大体上，史官主要可以分为编纂类和记录类。起居注史官：服侍皇帝左右，记录言行与政务得失的史官。（史官枯枯：不过是个小跟班罢了......）史馆史官：专门负责编纂前代王朝历史的史官。（史官仰天大笑：哈哈，天下大事尽在我手中。）但在制度的规定下，无论哪种史官记载的历史，皇帝都不可以阅读，更不可以更改。（史官大笔一挥：老子才不怕皇帝!）

而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历朝历代对于史官的设置都有不同的规定。

二．史官历朝历代的发展

在中国历史上，设立史官，记录国家大政和帝王言行，是一种由来以久的制度和传统。

唐朝的刘知几曾说：“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昔轩辕氏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至于三代，其数渐繁。”中国的史官设置渊源十分久远，可以追溯到黄帝时代。中国的史官设置渊源十分久远，最早可以追溯到黄帝时代。它起源于三代，发达于秦汉之后，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朝代的更迭，其构成、职责及修史的环境也在发生着变化。

先秦时期，自夏朝起，便设置了太令这一官职，职责分工十分明确。《吕氏春秋先识篇》曾记载夏桀无道：“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出奔如商。”这当中记录的史官终古亦体现着史官的出现。周朝开始，史官制度的人员设置变得更加细化，可分为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每人都被赋予不同的职能。太史：编写国家的六典；小史：编写外交邦国重大事件；内史：记录帝王的主要命令；外史：记录国家周边的事情；左史：记录各种言论；右史：记录发生的各种事情。

秦汉时期，史官制度逐步确立和完善。秦朝时期出现“太史令”这一官职，使史官职能更加集中。汉朝建立后，刘邦曾说：“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无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为了吸取秦灭亡教训，设置了史官太史令，专门开展对历史的研究。

唐朝开始，史官发展了一个具有独立只能的部门机构，而不在是个人职位。职位扩充、人员增多、投入加大... ... 史官制度逐渐规范化。其国家修史制度也一直延续到元朝，影响深远。宋朝时期，也增加了史官数量，达到了空前的境界。国史院、起居所等多种修史机构建立，史官制度发展的更加严谨了。不仅史官的朝廷地位大幅提升，甚至创立出更加科学的史实档案储存制度，使更多史实资料得以保存。

而明清时期，史官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开始走上下坡路。因社会发展的影响和外部因素的制约，国家对历史研究的重视程度下降，专注于记录皇室起居的起居注也被废除。明清后期，专职的史官也被其他官员兼任，可以说，贯穿于中国历史的史官制度渐渐没落了。

三．史官的求生欲：在与皇帝的斗智斗勇中夹缝生存

在历朝历代任何一种史官制度中，史官的职责都在于对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进行记录和传承，需秉持客观的态度对史实进行如实的记录，以辅佐历代帝王更加合理地治理国家和教化民众。

中国历史上的史官，是一个集政治功能和文化功能于一身的重要职位。

但史官真的可以不受限制、随心所欲的记录吗？

可以说，史官与帝王的矛盾向来存在。

刘知几在《史通》中写到"君举必书"，作为史官，将皇帝的一举一动完整地记载下来是他们必须完成的工作内容。同时，在古代，史书作为宫廷秘籍，史官被赋予记载特权，皇帝却被规定不能察看史官记载，以保障史官工作的特殊性。然而历代帝王对于史官们载言记事，总是字斟句酌，斤斤计较。

作为史官，常常要应对皇帝的软磨硬泡。影视剧《贞观之治》中有这样一个片段：李世民多次找来史官询问是否可以阅史书，史官回以拒绝，李世民却说：“时间久了，很多事情都忘了，再回头看一看自己做错的事情有何不可，还可提醒自己。让朕看看武德九年，更深，玄武门这段... ....”皇帝与常人无异，有了功绩，做了好事，当然要让史官如实记载，甚至锦上添花，但若没有功绩，做了一些不光彩的事，就要虚构一些让史官记录，甚至迫切的想拿走史官的笔，将这段历史拥有尘封。"秽迹彰于一朝，恶名披于千载"，试问有哪一个帝王愿意把自己的"秽迹"载入史册，遗臭万年呢？

有时，史官的生命还会受到皇权威胁。一代雄王魏惠王临终前，仍惦记着太子嗣的名声，找来史官说了这样一番话道：“史官，你记下，公子高之死为帝国奸细所害，与太子嗣无关，太子继位之后，廷前臣工定当全力辅佐太子，振兴魏国。”然而史官却突然跪在地上请罪：“请王上赎罪，臣不敢曲笔真史。”魏惠王的脸色瞬变，怒视史官说：“那寡人就要最后再杀一次魏国的忠臣了。”而史官却无所畏惧，回应道：“臣不惧死，惟惧身后千夫所指。”魏惠王大怒，用最后一口气怒吼：“杀、杀、拖出去！都杀了、都杀了！杀！”随后便没了气息。史官记录历史时，常常会损害皇帝的利益、触犯皇帝的逆鳞，可以说，时刻处于死亡的边缘。

帝王和史官，一个要"自称我长"、"掩恶扬善"，一个要"直书其事，不掩其瑕"；一个要“文过饰非”，一个要"君举必书"。两种目的，两个标准，南辕北辙，形成两种力量的较量。但“帝王一怒伏尸百万”，在封建社会里，强权往往高于笔杆子。因此，史官可以说是一个高危职业，常常在帝王的怒火中铤而走险，在与皇帝的斗智斗勇中夹缝生存。

四．历史长河锤炼下的史官精神

所以，在这样的复杂环境下，史官还会记载正确的历史吗？

无论什么时候，中国古代史官都会坚持“秉笔直书”“直书其事”，对于“君举必书”的态度常常颇为认真。史官们往往拥有对于帝王们的言行“直书其事”的职业自觉与“秉笔直书”的职业道德。这就构成了史官们所特有的“史官精神”。

“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直书向来是中国史学一大优良传统。史官敢于直书，忠于史实、坚持原则、实事求是，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去写历史，不做任何的歪曲和掩饰。因此，对帝王们的言行，随时都要记录下来，不管你"举"得对不对，都要"直书其事"。那怕把屠刀架在脖子上，也要说真话，不说假话，绝对不能"兰艾相杂，朱紫不分"。

"宁为兰摧玉折，不为萧敷艾荣"，史官往往具有不畏强权的精神。朝代的更迭不能避免，但历史往往是超越朝代的，历代史官以其坚毅的职业性格，使万人之上的帝王也在他们的“口诛笔伐”下无可奈何。

史官这一群体具有敢于直书，实事求是，扬善除恶，不惧强权的精神，用手里的笔记述历史，点评时政，惩善扬恶，让统治者真正有所顾忌，并激励着统治者多施仁政，检点自身行为。史官以其独有的“史官精神”留下诸多可歌可泣的篇章，影响后世。

参考资料：

国风：《历史上的史官》，载《前沿》，2007年11期

腾讯儒学：《中国古代史官的气节与厄难》

许凌云：《漫谈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载《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7月

白松梅：《中国古代史官制度的历史沿革及史官精神》，载《中国民族博览》，2020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