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官修典籍，一般都是修类书。类书具有资料汇编性质，是一种工具书，它能供人查检，内容广泛，具有百科全书性质，它的编排方式是以类相从，并不以发表议论为己任。

官修书则是由国家、政府出面动用其力量，在较短的时间内集中大量的人力物力编纂类书，这样的作品往往规模较大。明清两朝在典籍的修纂上有着相同的起因和现实意义。但从组织者来看，明清两代的皇帝大都没什么文化，但二者为何如此执着于修典籍？

一、明成祖朱棣时期的《永乐大典》

1、编纂规模的登峰造极—《永乐大典》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境深谙武定祸乱，文致太平的道理，所以，明朝从立国之始，就比较重视文献典籍的修及刊印，并以之作为教化百姓、巩固政权的重要工具。

明代机构编刊的很多文献典籍都是总结历史、以为今鉴的产物。在统治者的重视之下，明代中央无论足编修及刊印机构，还是所编刊的文献典籍数量、质量都较元代有显著的发展。

明代将蒙元势力逐至漠北，驱胡虏复衣冠，以汉族正统政权自居，将尊崇儒学、重视文教放在重要地位。元代科举时兴时废，影响很小，明代恢复正常取士，科场之用促进了类书的复兴和进一步发展。

加之明代印刷业更加发达，商人大量编书印书牟利，类书当然也在其列。据赵含坤先生在《中国类书》里统计，宋辽金元的类书统计有二百九十七种，一万四千多卷，而有明一代的类书竟高达五百九十七种，达四万零五百多卷，可见明代类书之繁荣。

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则首推《永乐大典》。《永乐大典》编纂规模之大主要体现在参与编纂的人员众多，整部书收录的材料范围广泛种类丰富等具体条件上，由于在这些方面确实做得史无前例，因此也奠定了该书在中国古代类书编纂史上相当高的地位。

2、明代修书机构

明代中央文献典籍编修的主要机构是翰林院。除翰林院外，在遇有大型的修书活动时，统治者则敕令成立临时的编修机构，由中央各机关选派人员充任该临时机构旳领导及编修人员。除翰林院主持编修文献典籍外如编修文献部头较大、修撰时间持续较长，中央则必须通过成立专门编修机构的方式才能使编修活动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

这些编修机构均为临时机构，书成则馆撤。明代中央的临时编修机构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专为撰修各种史书而设的史馆；另一类是撰修其他非史书类文献典籍的编修机构。

二、清朝康熙时期的万卷大书——《古今图书集成》

1、一万卷的《古今图书集成》

《古今图书集成》多达一万卷，是历史上有记载的仅次于明代《永乐大典》的卷书。当然，若是事先没有计划，在实际编纂中正好凑成一万卷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千和万在中国古代习惯里本有表达数量众多之意，相信主持编纂者陈梦雷先前即有想法，在修书时有所去取，成为万卷，以显示该书容量巨大，征引广博。该书分为六汇编，其下又有三十二典，析分之而有六千一百一十七部。

从文献典籍的编修机构来看，早在明代，内阁即已开始涉及修书事宜，在编修实录、史志等文献的临时机构中，由内阁官充任总裁，以加强统治者对思想文化的指导与掌控。清代在此基础上加以发展，很多文献典籍的编修机构完全成为内阁的附属机关。

2、修书以改变文风学风

康熙统治中后期，国内的政治局势较为稳定，经济也得以迅速恢复并取得长足发展，他下令编纂了数部大型类书。

为了士人学习文史典籍之用，稳定的局势致使读书士人大量增加，他们需要可用的辅助资料。虽然皇家编纂的类书普通学子难以直接使用上，但它所起的表率作用促成了类书数量的回升，仍然有惠于学林。其次是试图影响和改变当时的文风学风。

明季学风多被后人斥为空疏，部分文人专好出语惊人，加之书坊大肆刻书牟利，断章取义改头换面即成一本新书，使时人不知所从。此时似有通过编纂几部类书以便士人观瞻使用、选取严谨而正式的分类知识条目进而确立一套官方标准的用意。

三、明清两朝官修书的根由围绕在皇权周围

1、顺应时势、有利稳定

蒙元入主中华不过百年左右，大多数皇帝不习汉语，对于中原儒家文化不感兴趣。

即或少数君主有尊孔之举，也无非是出于争取汉人的政治目的。而在整个上层贵族或官僚中，尊孔崇儒的思潮并非主流。有元一代儒生地位低下，科举时停时废，相比宋代，元代的文教事业呈下降趋势。由于大量少数民族的存在，使境内文化多元性大大增加，但是汉族传统的儒学逐渐衰微。

明朝势力驱逐蒙元，在华夏之地上建立新的汉族政权，以笼络汉族士大夫、振兴儒学为急务，需要有一部规模巨大的图书对当时的文献资料进行整理、保存。这是明代复兴文化的一个途径。

2、国家经济发达，社会稳定的一种体现

元末的战乱结束，百姓得到休养生息，大量因战争而抛荒的土地进行复垦。

明太祖出身贫贱，对于安抚农民、发展农业算得上是非常重视。科举制度恢复，各地积极兴办学校，产生了不少学有所长的文人。洪武一朝三十一年，建文一朝四年，明代经济的总体趋势是向上的。虽有靖难之役，造成了一定的混乱，但当时的经济情况和人才储备仍然能够满足永乐大典的编纂需求。

加之明成祖本身就是很有作为之君主，后来多次出师驱逐残元势力，直至有派遣郑和下西洋之举，这都是与雄厚的经济实力分不开的。他希望在文治武功方面都取得巨大成就，超越前代的《永乐大典》恰好满足了他的愿望。

最直接的原因，每个时期的皇帝都要稳住至高无上的皇权。朱棣为了安抚众臣之心，将靖难之役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

历史上很多朝代修书也有类似的目的，虽然不一定是最主要目的，但的确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朱棣武力夺取帝位在时人眼中被认为是大逆不道，他也曾经为了压制反对的声音而大开杀戒，有着诸多暴行。

但总体来讲，明成祖仍是头脑比较清醒的有为之君，他明白一味地诉诸暴力不能长久，因此仍需提倡文治，收服人心。朱棣发家之地在北京，他所遇到的阻力主要来自南方，因此在修书人员中大量出现了南方人。

清统治者采用“武功”与“文治”相结合的手段，一方面进行武力镇压，另一方面大兴文治，以此来缓和各种激烈的矛盾。

清统治者在“兴文治”上又采取了两手抓的手段，一方面大兴文字狱以钳制汉族士人的反抗思想，企图以文化高正政策消码满汉文化隔阂；另一方面沿袭明朝传统，标榜“稽古右文”，将“崇儒重道”、“振兴文教”作为清王朝基本文化国策，组织大批文化精英为朝廷修书，通过编刊文献典籍来规范并引导清代士人的思想以及时代文化的发展方向。

四、结语：

任何类书的编纂都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合情合理，惟其如此才一可能静心修书，否则就是毫无可能的乌托邦。

人类对自然对社会积累了相当数量的知识和经验之后，产生了对其进行分类总结的想法，类书便应运而生，可见编纂怎样实在取决于当时文化达到什么程度。明清两代的十几位帝王数一数来看，文化水准并不高。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更不用说，乞丐出身。

正因如此，明清两代在社会安定、经济稳定的国情下才招募大量的文人进行管修编书的浩大工程。为了维护皇帝的权威，统治社会民众的儒家思想的灌输，正统思想的理念，更可能是因为皇帝好大喜功，官修书会让自己名垂千史，个人私欲的膨胀都脱不开关系。

参考文献：

《永乐大典》

《古今图书集成》

《至正直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