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通俗演义》辛亥革命以后，虽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政治多变，危害民主共和，蔡东藩对此痛心疾首、力图以通俗的历史演义，唤起民众，挽此狂澜。他当时曾说：“孰知时事忽变，帝制复活，筹安请愿之声，不绝于耳。几为鄙人所不及料。”他写《清史通俗演义》就是针对这一实际情况，提出“关于帝王专制之魔力，尤再三致意，悬为炯戒。”但这谈何容易!就是他的亲友，也不断向他进言，貌似忠告，实则阻挠。如他的邻居李马鉴，是一个清廷遗老，得知祖父在写清史，就絮絮叨叨来述说清王朝的功绩，赞扬君主制度的优越。还有友人沈幼贡，本着反清复明的旧思想，也在祖父面前常嘀咕清朝是“胡人犬种”。这些思想在当时社会上是有一定市场的，而蔡东藩的主张是：应当尊重历史事实，全面考虑。“夫使清室而果无失德也，则垂到亿万斯年可矣，何到鄂军一起，清社即墟?然苟如近时之燕书郢说，则罪且浮于秦政、隋炀，秦隋不数载即亡，宁于满清而独永命，顾传至二百数十年之久欤?”从而吸取经验教训，体会“仍返前清旧辙”是逆于潮流。“以之供普通社会之眼光，或亦国家思想之一助云尔。”他自信、坚韧，排除形形色色的其他说法，废寝忘食地搜集资料，夜以继日地埋头赶写。蔡东藩虽与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有联系，但他不善于交际，与该局的经理和老板们谈不上有什么深厚的友谊，更何况《清史通俗演义》有其独特的见解，与拥满复清、排满复明的思想大相径庭，与攀鳞附翼、见风使舵的人认识很不一致。

他满怀热情地与该局经理、老板们联系，陈述自己写《清史通俗演义》的打算，但多次遭到奚落和嘲讽。蔡东藩虽然得不到会文堂书局的支持，但他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坚信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对社会是有益的，今后定会有出路的。写好的稿纸—天天增多，蔡东藩脸上的眉结却很少能看到有解开的时候。因书将告成而出版在何处的问题萦绕在他的脑际，其忧心忡忡要不露之于形是很难控制的了。为了自己的理想能付诸实现，就不断地设法与上海大东、广益等书局联系，请求考虑出版他的《清史通俗演义》。可是事与愿违，均遭拒绝。1916年春，《清史通俗演义》100回写就，“举总统孙文就职，逊帝位清祚告终”的末回跃然纸上。他反复综观全书，亦颇自得：“著书人或详或略，若抑若扬，皆斟酌有当，非漫以铺叙见长，成名为小说，实侔良史。录一代之兴亡，作后人之借鉴，是固可与列代史策，并传不朽云。”但事非经过不知难，这在“四子拦壁角”的时候，蔡东藩彷徨终日，一筹莫展。一日，蔡东藩把这事与孔孝赓商量，孔安慰他说：“事情很凑巧，正有事赴沪，不妨把《清史通俗演义》的底稿交给我，由我托人与那里的几家书局去联系，你不要焦急，天无绝人之路。”孔去沪三月，杳无音讯，蔡东藩心急如焚，屡屡写信催问，偶接一二复信，往往答非所问。

蔡东藩素知孔乐于助人，但这次一则拖延时日，二则回信言辞闪烁，游移不定，感到奇怪。又是一月过去了。蔡东藩终于等到了孔孝赓来访。孔一见蔡东藩就诙谐地说;“去沪四月，先无消息，后少实耗，你一定感到出于意料了吧?如此大事，如此荒唐，岂非咄咄怪事!”接着孔就原原本本地说了个大概。他去沪的路上就盘算好，这次的主攻方向应当是会文堂新记书局，但不能单打一，必须与大东、广益、群智等书局接触，多方联络，使他们相互之间有所竞争。后来，他确实按这打算办事，老板们看了底稿，有的婉言拒绝，有的随口敷衍，有的吞吞吐吐，总没有接受出版之意。时间过得很快，一拖三月。后来，他托人放出风去，大东书局已考虑出版蔡东藩的《清史通俗演义》，不日就可成交。隔天晚上，会文堂新记书局的王经理就来找他，要把底稿交给他，说什么蔡氏的著作该局已出版过好几部，应当继续，最后言明稿酬为200元。原来他打听到该局的经理和老板完全从商品的角度出发，所以不肯放手，抓到手就要煞价。”最后孔以询问的口气说;“进程如此，你意如何?”此后，蔡东藩所写的《清史通俗演义》就由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出版了。蔡东藩写《清史通俗演义》时，“清代尚无正史，私家著述亦不数百货觏。

”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把自天命纪元起，至宣统退位止，共297年的主要历史事实，串连起来，就需苦心经营。所写的属于“演义”，单是说说巨政是不够的，必须穿插一些琐录，才能有血有肉，形象感人。以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几经搜讨，几经考证，巨政固期核实，琐录亦必求真。”蔡东藩博览群书，相互印证，达到融会贯通，有机结合。这里仅举两例以为佐证1.蔡东藩写顺治帝入关后，涉及清将豫亲王多铎的事迹，他就记得年轻时看过墅西逸叟著的《过墟志感》和经过毛祥鳞改写的《孀姝殊遇》与此有关。就在写清兵南下，攻入扬州、南京后，摄政王多尔衮命多铎回朝休养时，插入了孀妹刘三秀与豫亲王多铎奇遇的故事，这就增加了“演义”吸引人们阅读的魅力。2.蔡东藩写到雍正时的年羹尧，觉得要刻画年的性格特征的材料不足，就着意搜集。他觉得《客中闲话》一书中有一篇《公大将军延师》，其中的公大将军是与年羹尧的情况相符的。于是在写年羹尧是雍正的心腹臣子，有拥戴大功，得到宠遇时，安排了年羹尧延师的情节，从而更加生动地刻画出年羹尧骄纵专横的形象，有力地揭露了封建官僚穷奢极欲，嗜杀成性的本质，以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血淋淋的人吃人的关系。《元史通俗演义》他写《元史通俗演义》，知道这是棘手的事情。

因为《元史》过于简单。商辂等撰的《纲目》，薛应旗作的《通鉴》，陈邦瞻著的《纪事本末》缺漏很多;《皇元圣武亲征录》、《元秘吏》、《丙子平宋录》、《庚申外史》、《元朝名臣事略》、《元儒考略》等，均有一定的局限性。此外可作为《元史》考证的，有《蒙鞑备录》、《蒙古源流》、《元史译文补证》等，亦未详备。为此，他尽力搜集东西史籍译本。就西洋史籍译本来讲，觉得于蒙古西征时，较中史为详，且于四汗分封，及其存亡始末，亦足补中史之缺，足资参考。他所编写的《元史通俗演义》60回，是融会中国和东西洋史籍而成，从而“元代先世及深宫轶事，外域异闻，凡正史之所已载者，酌量援引，或详或略;正史之所未载者，则旁证博采，多半演入。”如窝阔台汗执政时，曾令拔都为统帅，速不台为先锋，率军西征钦察，即俄罗斯东部;并分兵入波兰、入马加，则已到东欧。马加即匈牙利，其北是奥地利，亦称奥斯，向与匈牙利或分或合，与匈牙利合时，则称奥斯马加。奥斯马加之西，是德意志联邦，日耳曼与捏迷思，皆德国联邦之一部分。蒙古军亦曾至奥斯、日耳曼与捏迷思。明宋濂等修的《元史》，因欧亚间之地理未明，所以关于拔都西征事，多略而不详。清末民初所译的西史，亦人地杂出，名称互歧。

蔡东藩写这些史实，就反复参考中西史乘，两两对勘，择要汇叙，各取所长。他自己说过：“是足以补中西史乘之缺，不得以小说目之。”《民国通俗演义》蔡东藩写《民国通俗演义》的时候，社会上未见有民国史的书籍，而他则敢于撰写，从此可以看出他的胆识和才能。许廑父称赞他说：“蔡子嗜报纸有恒性，搜集既富，编著乃详，益以文笔之整饬，结构之精密，故成一完善之史学演义，出版后不胫而走遍天下。”蔡东藩在该书中比较详细地记述了辛亥革命、孙中山下野、袁世凯称帝、蔡锷讨袁、张勋复辟、五四运动等重大历史事节的始末，其中有机地穿插有关的轶闻趣事，做到“语皆有本，不敢虚诬.笔愧如刀，但凭公理。”如蔡东藩写蔡锷与袁世凯斗争的情况，搜集了丰富的材料，加以整理，写出了袁世凯老奸巨猾，忌恨蔡锷，杀之不能，乃欲豢之;豢之不足，乃更宠之。而蔡锷自是英杰，身处旋涡。苦心孤诣，不惜自污，极力设法，以求有济。与蔡锷打交道的小凤仙，慧眼识英雄，尤足为红粉佳色。对小凤仙的评价很高：“巾帼中有是人，已为难得;妓女中有是人，尤觉罕闻。”蔡东藩所写小凤仙的身世和特征是：“小凤仙浙江钱塘县人，流寓京师，堕入妓籍，隶属陕西巷云吉班。相貌不过中姿，性情却是孤傲，所过人一筹的本领是：粗通翰墨，喜缀歌词，尤生成一双慧眼，能辨别狎客才华，都中人士，都称她为侠妓。

”关于小凤仙的文字记载，最早只有蔡东藩的《民国通俗演义》里才能找到。《宋史通俗演义》蔡东藩写历史演义的主张是“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他在《宋史通俗演义》的序文中说：“宋代小说，不一而足，大约荒唐者多，确凿者少。龙虎争雄，并无其事;狸猫换主，尤属于虚。狄青本面涅之徒，貌何足羡?庞籍非怀奸之相，毁出不经。岳氏后人，不闻朝中选帅。金邦太子，曷尝胯下丧身?种种谬淡，不胜枚举。而后世则以讹传讹，将无作有，劝善不足，导欺有余。为问先民之辑诸书者，亦何苦为此凭虚捏造，以诬古而欺今乎!”他担心读者虚实难辨，误实为虚，蒙受不正确的历史知识，因此常作说明。如《宋史通俗演义》16回写到陈抟之死时说：“陈抟系一隐君子，独行高蹈，不受尘埃，若目他为仙怪一流，实属未当。俗小说中或称为陈抟老祖，捏造许多仙法，作为证据，其实荒唐无稽，请看官勿所惑哩!”《中华全史演义》蔡东藩在《中华全史演义》中写到春秋晋国时，涉及赵氏存孤之事，其中提出：“《史记》载有屠岸贾为难，及程婴、公孙杵臼存孤事，不知何据。或曰此汉韩信存孤事。”接着扼要地说明了故事的梗概，点明：“因汉人为之立传，不便言明，遂以吕后为屠岸贾，以韩为赵，以萧何家为公宫，而程婴、公孙杵臼，乃韩信客名，司马迁作《史记》因之，遂为千古之疑案。

”蔡东藩敢于对太史公司马迁所作之《史记》质疑，实属有独到之处。对民族英雄的评价蔡东藩对历史上的民族英雄，正直廉洁的人物，表示尊敬，加以表扬，但也不盲目崇拜。蔡东藩曾讲起过‘“撰写宋史时，写到陆秀夫在厓山患难之中，尚日书《大学》章句，训导嗣君，就给陆加了批语：‘其行甚迂，其志可哀!’”看淡钱财蔡东藩在10年多一些时间中，陆续写出了700万字左右的历史演义，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惊人的事情。他在社会上屡遭颠沛，在家庭内又常遇不幸。这一切没有使他颓丧消沉，反而经过考验和锻炼，使他更加坚强无畏。他写出了《清史通俗演义》，交给会文堂新记书局付印。仅拿了微薄的一点稿费。后来继续撰写，该书局与蔡东藩订约，每月拿60元工资。他在名利上从不计较。当他在写这些历史演义的时候，适值妻子和儿子多病之秋，而他毫不动摇，还是夜以继日地撰写。孙子蔡福源记得祖母曾经这样说过：“你祖父废寝忘餐地写演义，积劳成疾。劝他要好好注意身体，慢慢地写。你祖父却说：‘救国要紧，我的生命可置之度外。’又劝你祖父，多拖一个月，可多得60元钱，何必这样赶紧呢?你祖父又说：‘钱是身外物，我从不考虑，宁可官不做，来写这历史演义，当然是越快越好啊!’”蔡东藩的辛勤劳动所得无几，却替会文堂新记书局的老板赚了大量的财富，这是书商对他的无情剥削。

1935年《历朝通俗演义》全书铅印再版，那时祖父还健在，而该书局的老板就没有与他联系，不请他自己再写几句话，却找了个与这部书毫无关系的卢冀野，在每一部书的前面，各写了一篇与本书不大相干的序言。这卢冀野甚至连祖父作书的次序也没有看清楚，误认为从秦开始，按照朝代的先后依次写到民国的。蔡东藩在写《民国通俗演义》时，曾有这样一件事：他写好了80回，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就迫不及待地出版了。一天有个军官到该局找蔡东藩，气势汹汹。后来知道不在，留下一张条子和一小包东西。条子里写的是对祖父进行恫吓的话，小包里是两颗子弹。会文堂新记书局的经理把这经过转告了祖父，他知道后非常气愤，理直气壮地说：“要改变观点是不可能的，坚决拥护‘民主’、‘共和’”。从这一事例中，可以看出蔡东藩在强暴面前是决不屈服的。蔡东藩写历史演义的十年多，由于他常常不顾劳累，废寝忘食，所以渐得胃病。书成之时，胃病愈重，其精力就日益不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