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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正史与野史的区分标准

经过两个月的等待，我决定解决一下题主、题主室友和一直以来默默关注这个问题的韩博的疑惑。

对于正史的概念，一如诸多法学概念，有广狭多意。

狭义的正史，一般仅指乾隆钦定的二十四史（参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总叙》，有百度百科），后来又扩充为二十五史（+《新元史）、二十六史（+《清史稿》）。 如清人冯桂芬在《序》里提到：“史家分纪传、编年二体，而纪传为正史。”即属狭义的正史概念。

广义的正史，似乎尚无确凿公认之外延。可参考的观点是学者齐世荣教授的总结，他认为，列入官书的可包括国家档案、起居注、日历、实录、正史、诏令、谕旨、奏议、政书、方略、法规、则例、公报、调查报告、会议记录、备忘录、公约、条约、协定、官方统计，等等。对此，笔者认为：第一，齐教授采用了不完全列举的开放的外延设置，可见广义正史的精确外延尚有待探讨。第二，对于齐教授采用“官书”的概念，如果这里的“官书”强调的是文献形成的主体是官方，则并不尽然。因为唐以前，狭义的正史也是私家修纂的。第三，从列举中的确不难总结出，广义正史的文献制定主体具有公权力主导的特色：不是公权力直接亲自参与文献的制成，就是公权力委托非公权力主体来完成。所以，笔者认为，广义的正史不妨采用“狭义的正史”+“其他官方制成的史料”的定义。不过，笔者刚刚才CC98上留意到，陈志坚教授在解答学生的疑问时提出，“通鉴等书，其实也可以算作广义上的正史了，因为大家都当作可靠材料来用”，陈教授将大家对待史料的态度作为广义的正史界定的重要因素，此论固然并不错，但窃以为有失严谨。因为对于野史的可靠性，人们就有多种意见，对于正史，却也有不少人不以为意。鉴于此，笔者认为，以此作为广义正史的标准，将使本回答陷入“明希豪森三重困境”，兹不采纳。

厘清了正史的范围，如果接受正史野史的二分法，那么野史的范围也就呼之欲出了。兹不赘述。

二、史学界对两者的研究价值的评价

列举出史学界的态度想必不难，排列组合同时剔除不可能的选项（认为正史野史都扯淡）即可得出三种观点：其一，重正史轻野史；其二，重野史轻正史；其三，正史野史二者并重。以下分述之。

（一）重正史轻野史

持此论者，如清人万斯同、近人邓之诚。

邓之诚在《中华二千年史·叙录》中明确写道：“斯编取材，首重正史，次及政书，次始及于杂史，再始及于其他。……今人重视野史，斯编乃多取正史者，非谓正史以外无史，亦非轻信前人所信。诚以自来史职甚尊，断代之书，所以累代不废，即由无以相易。……故顾炎武以野史为谬悠之谈，而万斯同独重实录。正史为体例所限，往往不详，且成于后人，自不能尽得当时真相。野史佳者，多足以辅史阙。然正史据官书，其出入微；野史据所闻，其出入大。正史讳尊亲，野史挟恩怨。讳尊亲，不过有书有不书。挟恩怨则无所不至矣。故取材野史，务须审慎，否则必至以伪为真，甚至以真为伪”。

如，前文邓之诚提到的“万斯同独重实录”，因为万斯同认为，“……旁及郡志邑乘、杂家志传之文，靡不纲罗参伍，而要以实录为指归。盖实录者，直载其事与言，而无可增饰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核其言而平心以察之，则其人之本末，可八九得矣……”

可见其十分强调实录的可靠性，而无视实录有时候也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的事实。比如：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卷二，《实录难据》条中介提到朱棣靖难之役之后对《明实录》的篡改：“本朝无国史，以列帝实录为史，已属纰漏，乃太祖实录凡经三修，当时开国功臣，壮猷伟略，稍不为靖难归伏诸公所喜者，俱被刬削。建文帝一朝四年，荡灭无遗，后人搜括捃拾，百千之一二耳”。到了清代，这种篡改庶几已成家法：“清之改《实录》，乃累世视为家法。人第知清初国故，皆高庙所删汱仅存，殊不知清列朝《实录》，直至光绪间犹修改不已。”（孟森：《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这绝非无端指责，别说直至光绪年间了，恐怕到了宣统年间也还在删改、篡改。比如，对于光绪本身的死因，《清德宗实录》明确记载光绪因病而死：十月二十，“上不豫”，也就是说，光绪病了；二十一日，“上大渐”，光绪病危了。最终这一日光绪去世。此外更加具体的《清宫档案·脉案》记载了当年五、六、七、八、九、十几个月光绪病情不断加重的过程。但2008年对光绪帝尸体检验的考古研究证实光绪帝死于砷中毒，就是砒霜辣。当然，逻辑上的确存在这样的可能，即光绪这几个月确实一直越来越病重，最后尚未病死但估计也气若游丝时，又一剂砒霜。但这并未构成“聚合的因果关系”啊，死亡与加害行为之间仍然是单一的因果关系，何以正史只字不提？踏吗哒。

至于正史，其实也不止“讳尊亲，不过有书有不书”。举个例子，根据（狭义）正史记载，历朝历代有几个开国皇帝的出生过程（甚至母亲受孕过程）、长相是正常的？有时候老娘是谁都要改一改（傅斯年考证的，当年明月在畅销书中采纳了的，朱棣你别来找我……）。

（二）重野史轻正史

持此论者，如梁启超、翦伯赞。

梁任公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说：“所谓别史、杂史、杂传、杂记之属，其价值实与正史无异，而时复过之。”他甚至独辟蹊径地认为账册、小说等也具有史料价值。如，“《水浒传》中‘鲁智深醉打山门’，固非事实也。然元明间犯罪之人得一度牒即可以借佛门作逋逃薮，此却为一事实。”见微知著，一叶知秋，倒也暗合党国一贯主张的阶级分析法。

翦伯赞先生的观点就更为明显：“再就史部诸书而论，则正史上的史料，较之正史以外之诸史，如别史、杂史等中的史料，其可靠性更小。其中原因甚多，而最主要的原因，则因为所谓正史，都是官撰的史书。……而所谓正史，几乎都是历代政府监督之下写成的，至少也是经过政府的审查，认为合法的。虽然大部分正史，都是后代编前代之事，但其资为根据的史料，则系前代的实录及官书，此种实录及官书，皆成于当代人之手。以当代之人，记当代之事，当然不允许暴露当时社会的黑暗，特别是统治阶级的罪恶，否则就要遇到危险……”

“此等杂史，虽其写作体裁不及正史之有系统，行文用字不及正史之典雅；但因杂史所记，多系耳闻目见之事，而且其所记之事又多系民间琐事，故其所论，较之正史，皆为真切，而且皆足以补正史之遗逸缺略乃至订正史之讹误。特别是因为杂史不向政府送审，没有政治的限制，就能尽量地暴露事实的真相。所以有时在一本半通不通的杂史或笔记中，我们可以找到比正史更可靠的史料。”（翦伯赞：《史料与史学》）

说白了，野史的优势就在于没有公权力干预，且常常能补正史内容上的不足。惟如邓之诚、万斯同所批评，野史不免挟私抱怨，流于诬妄。

（三）正史野史并重

也就是你们所熟悉的折中说辣，以司马光、王世贞及蔡元培先生为代表。

司马光主持修完《资治通鉴》后，在《进书表》中说：“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择幽隐，较计毫厘。”（参见《新浪博客》，《资治通鉴进书表》，blog.sina.com.cn/s/blog_59c0a0bb0100m4kb.html，2014年7月17日最后访问。）又在《答范梦得书》中说：“其《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在高鉴择之。”（参见《维基百科·资治通鉴考异》，資治通鑑考異，2014年7月17日最后访问。）

有兰陵笑笑生嫌疑的王世贞提出：“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典章、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腴而善溢真，其赞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十一）

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先生也类似地认为：“官府文籍和私家记载在史料的价值上各有短长，合综起来各有独到处，分开来便各不可尽信。大约官府的记载失之于讳，私人的记载失之于诬。私人记史事，由于亲身经历者固多，而最多是凭借传闻，传闻是容易失实的。人都不能无好恶，而私人立志记史事，自不免于感情的表率，故恰和官书的方向相反，而各不得其平。例如建文遗民之记逊国，明亡遗民之论虏事，其志可敬，其辞或不免过甚，这些反靠官书去给他打个折扣，然官府文籍多局于一类的事迹，不如私人记载之备各方面，且私著之没有官府的立场，是最可宝贵的，所以私著毕竟是史料的大源。官府文籍中无论直接的史料如档案，间接的史料如‘国史’、‘方略’等，都因他只说一面的话，而有些靠不住，然而许多事究竟只有他去记，而且日月不苟，文件存列，我们可借档案知道一事之最直接的记载，所以官府记载仍同样不失为史料大源。守质者懒惰着专依赖官书，好奇者涉猎着专信些私家不经之谈，都不算史学的正轨。我们相信官文和私记‘合之则两美，离之则两伤’呢！”（好卖萌的“呢”。相关PDF文档截图图片见cc98.org/dispbbs.asp?boardID=595&ID=3503005，我传不上来，虽然我知道一般人进不去。）

呐，历史上这么多大咖对此问题形成了自己的见解。本题回答完毕。

不过忍不住再说点自己的看法。

其实抽象地争论正史与野史的史料价值，意义不大。只要有利益（或者说阶级性啦）就会有成见、有偏见，或遮羞或颂德或挟私或溢美，各有取舍互有长短，不能一概而论。就像傅斯年年生所说，“大约官书的记载关于年月、官职、地理等等，有簿可查有籍可录者，每校私记为确实；而私家记载对于一件事的来源去脉，以及‘内幕’，有些能说官书所不能说，或不敢说的。但这话也不能成定例，有时官书对于年月也很会错的，私书说的‘内幕’更每每是胡说的。”（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又如陈寅恪先生在《妙峰山进香专号引言》中所说：“学问的材料，只要是一件事物，没有不可用的，绝对没有雅俗、贵贱、贤愚、善恶、美丑、净染等等的界限。”“在现在的时候，稍微知道一些学问的人都觉得学问上的一尊的见解应该打破”。这种博采众长、不拘一格、颇具革命精神的见解，令人赞同。

吾人唯有在具体的事例中搜集尽量广泛的材料，经史子集、丛刊档案、地方志、家族志、社会事件之记载、个人生活之记载、账簿、中国汉族以外各民族之文籍、基督教会出版之书籍及译本书、宗教及迷信书、民众文学书、旧艺术书、教育书、古存简籍、著述稿本、实物之图像、报刊杂志、电子文档……凡涉及该事件者，均应置之案前，而后以真实性、相关性（不用合法性啦）为标准相互比较鉴别取舍，说明“今从之”、“今从某某”、“今不取”、“故去之”、“存疑”等等各类结论的原因。

这一点，自司马光史，估计应该是史学界的共识了：“……光既择可信者从之，复参考同异别为此书，辩证谬误，以祛将来之惑。昔陈寿作《三国志》，裴松之注之，详引诸书错互之文，折衷以归一是，其例最善。而修史之家未有自撰一书，明所以去取之故者。有之，实自光始。其后李焘《续通鉴长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皆沿其义，虽散附各条之下，为例小殊，而考订得失则一也。”（《四库全是总目》评《通鉴考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