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小说中的历史观(图)

2003年10月14日06:26 人民网-人民日报

雷达

雷达文学与历史有着极为深刻的血缘关系，面对历史，文学有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实录传统”。对一部历史题材的小说，人们总要首先追问它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史料的真实，并以此作为评判其真实性的重要标准。在很长时期里，史是第一位的，文是第二位的，所谓历史题材的创作，或是借用文学的形象魅力普及历史知识，或是“演义”历史故事，以“还原”、“复活”历史的“本来面目”。而所谓“本来面目”不过是作者的意识形态观念对死的史料的提取和阐释而已。所以，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并未真正独立于历史，也没有走出历史的附庸地位，更谈不上能动地重塑历史。

古典小说中，其历史主要是“历史循环论”和“英雄造时势”。最典型的便是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从建国后到80年代，历史题材的创作中的历史观，主要是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其描写对象主要是围绕着农民起义领袖和少量公认的杰出的比较有把握的历史人物展开，数量且不很多。当然也有史剧《武则天》、《蔡文姬》，但旨在“翻案”，也有史剧《胆剑篇》、《王昭君》，但旨在“借古讽今”。写杰出人物的，如林则徐、海瑞、邓世昌等，多以电影和戏剧的形式出现，皆引起过很大的风波。写农民战争和农民领袖的，其代表性作品是姚雪垠的《李自成》，它获得了巨大成功，甚至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是当时历史观的完整体现。80年代，出现了一个竞写农民起义领袖的热潮，如《星星草》、《陈胜》、《九月菊》、《风萧萧》、《义和拳》、《庚子风云》、《神灯》、《天京之变》等等。这些不同的作品的历史观其实是很一致的，那就是，它们都遵循着“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这一经典表述，要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要着力于表现“历史前进的主体”。这可说是当时的历史小说的历史观的精髓所在。

我认为历史观的大变革，除了强调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和“圣君贤相”们共同创造的———对后者的作用尤其强调之外，另一重要变化是：由政治视角转化为经济眼光，文明眼光，以至更为宽阔的文化眼光。历史观变化的第三个方面是：众多作品的主题几乎都由原先阶级斗争史转换为政治经济的变革史，无不贯穿“敬天法祖”还是革故鼎新的矛盾。第四方面是，突出了人性内涵，更注重历史中的个人命运和心灵的历史。这一切给创作带来了巨大变化。举个例子，如写鸦片战争，以前强调的是受压迫人民的反抗列强侵略，现在转换为强调落后就要挨打。如新近受到关注的《张居正》，选择明代的万历朝，选择张居正这个聚讼纷纭的改革家，本身就体现了一种历史眼光。因为明代是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它能引发关于中国为何没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教训。抗战时期写了《张居正大传》的朱东润说，我想从历史陈迹里，看出是不是可以从国家衰亡的边境找到一条重新振作的路，我反复思考，终于想到明代的张居正，这是我写作《张居正大传》的动机。

文学界对帝王将相的描写也存在值得探讨的问题。对好皇帝好官员的美化若失了度，搞成高大全，若把人治思想，专制思想抬得很高，奴才味儿十足，就会形成对皇权文化的膜拜，有悖于现代精神文明的建设。

事实上，当前历史题材创作已呈现多样化格局，上面主要还是谈了一些比较严肃的现实主义的创作，另有一路受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影响的以解构历史为主的作品，被称为新历史主义小说，我们谈得不多。这些作品，在对什么是历史真实的看法，对偶然性的崇尚，对是否存在“历史规律”，甚至对什么叫“历史”的问题上，都有迥然不同的理解。除了解构历史的一派，还有消费历史的一路，主写权谋，性爱、阴谋、争宠、夺位等等，追求好玩、趣味、刺激、突出娱乐化，消遣化因素，迎合大众文化的审美趣味，对此种种，我们只能用科学的历史观加以引导。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