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史书的作用，写过《史通》的唐朝刘知几是这样定义的：“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书名也可以得到印证，所谓“资治”，意思是有助于治理国家；“鉴”的本意为镜子，引申为甄别、考察之意；“通鉴”，可以广泛借鉴的经验教训。

古代史官的基本任务就是追述前朝、记录时事；警醒当下、启发未来。由于这项工作纷繁复杂、意义重大，有必要专门设个史官才能很好地完成任务。 古代的社会治理技术手段不能和现在比，一件事情发生后，传播范围窄、传播速度慢，如果不加以记载，可能要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出现上千种说法，甚至重大历史事件很快被湮灭也是有可能的。古代社会能够用来做备忘记录的最可靠工具只有纸和笔，特别是青铜竹简时代，码字的工作量实在太大，仅仅一个史官还不够，还需要一个规模不算小的团队，所以，古代不仅仅只有史官，还设有专门机构来做这件事。

中国的史官夏朝就已经有了，而传说中的汉字创造者仓颉被认为是黄帝的史官。史官规范化行使职能是从周朝开始的，周朝创立并推行“礼乐”制度，参考历史经验制定行为规范变得更加重要，史官制度的完善是社会需求使然。史官的工作除了为治理国家提供前朝积累下来的经验外，还有树立行为模式标杆的责任，我们现在看到的史书上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汉朝以后逐渐归于儒家的话语权范畴。

司马迁剧照

现代社会不可能有专门的史官来记载历史，这主要因为两个原因：

1.清朝末年，西学东渐，自然科学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历史学科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降低。进入现代社会后，新闻传媒业发展很快，报纸、摄影、电视等新的记载工具随时可以记录历史，历史成为眼前正在发生的事，载体众多，古代史官的任务由它们来分担。

2.教育的大规模普及和识字率的大规模提高使历史过程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历史课本和历史出版物部分取代了过去的历史记载方式。

现在的文史研究机构和古代政府正式编制内的史官还并不是一回事，它们更多的是以局部、回忆性质的写作为主，研究的意义更大，级别不能和古代以国家重点工程形式出现的正史相提并论。

要不了多久，咱们就可以看到用白话文编写的《清史》了，现在为什么还要专门写一部《清史》？这是因为中国是个非常重视历史传承的国家，整个古代史都有正式的史书连续传递，独独落下个清朝，有点留有遗憾的意思。

中国人做事讲究善始善终、结局圆满，有必要补上《清史》这个空缺。《清史》的编修和前面《二十四史》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更多的是以普及性质的历史读本的面目出现在大众眼前。

清朝离现在这个时代很近，留下了大量的文字记载以供研究，单单一套《清实录》的内容就够翔实了。《清史》的编修，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中国人的“史书情结”很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