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马卓敏

2016年底，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在北京召开了“中国科技史家的使命与实践”学术研讨会，以此纪念建所60周年。来自中国内地和港、澳、台地区41所高校和科研院所、文博界等单位的200余位专家学者齐集一堂，共同畅叙科技史学科在我国的发展历程，探讨中国科技史学家的历史使命，并传达出对学科发展的强烈夙愿。

30多年来，随着我国科技史研究逐步走向多元化和国际化，中国科技史学家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内还面临哪些问题，应肩负起哪些学术责任与使命？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所长张柏春研究员围绕中国古代科技史、中国近现代科技史和世界科技史三个方向，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表述了他对我国科技史学家学术使命的看法。

探究传统 推陈出新

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概括了历史学家的崇高使命。在过去的60年里，我国第一和第二代科技史学家用自己的一份执着和热忱，践行着为中国科技史学科“开辟草莱”的历史责任。

针对我国科技史界开展最早和取得成果最丰厚的中国古代科技史领域，张柏春表示，未来学界有责任将文献、考古资料、田野调查、实验研究和数据分析等结合起来，追踪古代知识体系的逻辑结构，深化科学或技术的知识史、思想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从而提出更多新颖的学术问题和见解。

科技史学家的责任毋庸置疑包括认知我们的文化传统。多年的经验使张柏春意识到，借助新方法和新技术手段开展研究是巩固古代科技史研究优势地位的重要出路。

“如今，古代科技史研究应该借助数字化技术和大数据方法。”张柏春认为，对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最具代表性的工作是可与李约瑟工作媲美的、由自然科学史所牵头编著的26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但尽管如此，目前学界已知的东西还远少于未知。他强调中国古代科技史在今天需要以文献研究和考古资料研究为基础，并且借助现代化的科技手段，解决一些重要的学术问题。

此外，目前学界还只局限在对很少一部分科技典籍进行深度校订、注释和研究上。如果想有组织地扩展和深化科技典籍的整理和研究，张柏春毫不讳言地说，学界还亟须引入那些面向高水平学术研究的新理念和新方法，更加注重对知识内涵及其语境的深入解读。

张柏春期盼着未来科技史界、考古界、文博界和科技界能够开展广泛的合作。“其实，科技史学家能够充分利用的考古资料，只是我国考古和文博部门所藏文物中的一小部分。”他指出，在考古资料方面，随着考古工作不断取得进展，与科技相关的或有待做科技认知的文物越来越多。《算数书》和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的提花机模型等诸多考古发现为科技史研究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史料，使有关专题的研究取得重要突破。

“民间的传统技艺和科学知识是存活于当代的文化遗产，为科技史研究提供了鲜活的资料，弥补了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的缺憾。”张柏春表示，未来学界应从科技史和人类学等角度继续调查、辨析传统的技艺和知识，这将有助于全面认识我们的科学技术传统，同时为合理选择和保护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提供学术依据。

夯实基础 深化补白

“中国近现代科技史的研究，不仅要求我们的学者掌握科技知识和多种语言，更需要进行国际合作，以解决跨文化且涉及多种语言的难题。”张柏春说。迄今，中外科技史学家对明末到晚清的西学东渐做了持续的研究，在天文学、数学、力学、化学、地理学、科学仪器、火器、造船、冶金、机械等学科门类的发展史方面做了系列的专题研究。

中国科技史学家也对民国科技史做了一些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包括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化学、地质学、生物学、造船、航空、机械、兵器、纺织等学科门类的历史研究，还有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中国科学社和中国工程师学会等机构和社团史研究，以及工程教育史和科技政策史等研究，可谓取得了不少进展。不过，张柏春表示，迄今学界在中国近代科技史方面的研究基础仍然薄弱，学术空白较多。

中国科学技术在20世纪后半叶有了长足的发展，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角色愈加凸显。据介绍，虽然部分学者做了新中国的物理学史、数学史、地学史、技术史及中国科学院历史等专题研究，但是，基本史料的发掘和整理以及学科史、社会史和综合史的专题研究还过少而且分散，存在很多盲区。张柏春肯定地表示，“在未来一段时期内，科技史学界不具备撰写翔实的中国现当代科技史的条件，工作重心应着重放在史料发掘和整理以及大量的专题研究上，还可做相关的工业遗产调查研究。”

未来的中国近现代科技史研究，张柏春期待，可以在《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等工作的基础上，做学科史、社会史、文化史和综合史等方面的深化或补白，其中包括殖民地科技史研究。

他者眼光 认识世界

世界科技史是我国科技史学科最薄弱的研究领域，这方面的人才缺口也是最大的。“尽管存在语言和史料等方面的困难，但我们可以以他者的眼光看国外科技发展，提出自己的学术问题和见解。苏联学者赫森曾开创关于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外史研究，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对于世界科技史，张柏春充满着期待。

在他看来，面向未来，我国年轻科技史学者应当超越前辈，树立再上一个台阶的信心。

“青年学者应该学几种外语，多阅读外文原始文献，做世界科技史的前沿研究，用外文发表论著，为国际学界贡献新知识，并从国际同行那里得到反馈。”张柏春直言。

迄今，对于世界科技史而言，科技史和科学哲学等领域的学者们将一些经典科技史论著与经典科技文献翻译成了中文，也编写了《二十世纪科学技术简史》等论著，为传播知识和学科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实际上，将中国科技看做世界文明的一部分，并以此为基础，研究中外知识传播史和比较史，便于发挥我们熟悉中国科技史的优势，为研究世界科技史找到一个过渡路径，也扩大了认知中国科技传统的国际视野。”在张柏春看来，借助国际合作和日益开放原始文献的环境，我们的学者可以更好地克服语言障碍，从而利用好外文史料，凝练学术问题，研究世界科技发展历程。

我国学者有责任将科技史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让国际同行更加了解中国的学术成果，并且通过国际合作解决跨学科、跨文化、跨地域的复杂学术问题。

张柏春心中的科技史研究，需要有扎实的史料和专题研究基础。我国科技史学家应该积极改进研究范式和方法，或者说提出新的解释模式，既有史实的小心求证，又有史诗般的宏观叙事。“待到将来，我国科技史学家就可以重构中国科技史，并勾画世界科技发展的图景。”张柏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