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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考古之山东考古(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

地方考古之山东考古(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在正式分享文章内容之前,小编要先考考大家,提起山东考古,你会想到哪些文化,哪些重要文物,哪些遗址呢?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蛋壳黑陶高柄杯?焦下遗址?······还有很多很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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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下面请先跟着小编一起简单回顾一下这几个重要的文化吧!

壹:大汶口文化

大汶口文化是分布于黄河下游一带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大汶口镇大汶口遗址而得名。分布地区东至黄海之滨、西至鲁西平原东部、北达渤海北岸、南到江苏淮北一带,基本处于汉族先民首领少昊氏的地区,为山东龙山文化的源头。

另外该文化类型的遗址在河南和皖北亦有发现。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校正后得出数据,大汶口文化年代距今约6500—4500年,延续时间约2000年左右。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和遗物特征,可以区分为早、中、晚3期。

大汶口文化盛行枕骨人工变形以及拔牙。多见夹砂或泥质的红陶,早期以红陶为主,晚期发展为轮制陶器,出现了硬质白陶。纹饰常见镂孔、划纹、附加堆纹、篮纹,还有彩陶和朱绘。彩陶较少但富有特色,石器磨制精美。中期以后更出现了制作精良的玉器。

在发掘的遗址中,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发现了大汶口文化晚期的聚落遗址,由成排分布的红烧土排房建筑构成。这些排房多则六间一排,少则两间相连,布局严谨,显示了较高的建筑技术。

大汶口人的葬式一般为仰身直肢葬,也有俯身葬、屈肢葬和二次葬等。另外还发现部分折头葬、折肢葬等较为特殊的葬式。中晚期以后发现有木质葬具,在有的成人墓的随葬品和儿童瓮棺的葬具中还使用了带有各种陶文的大口尊。出现了夫妻合葬和夫妻带小孩的合葬,它标志着母系社会的结束,开始或已经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

贰:山东龙山口文化

龙山文化泛指中国黄河中、下游地区约当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类文化遗存。因发现于山东章丘龙山镇而得名,距今约4350─3950年。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的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省。大汶口文化出现的快轮制陶技术在这一时期得到普遍采用,磨光黑陶数量更多,质量更精,烧出了薄如蛋壳的器物,表面光亮如漆,是中国制陶史上的鼎峰时期。山东龙山文化是继承大汶口文化的因素而发展起来的,主要分布在山东、江苏北部和辽东半岛等处。

山东龙山文化的陶器在制法上有了很大的进步,普遍使用轮制技术。因而器型相当规整,器壁厚薄十分均匀,产量和质量都有很大提高,山东龙山文化陶器以黑陶为主,灰陶不多,还有少量红陶、黄陶和白陶。黑陶的烧成温度达1000℃,红陶950℃,白陶800--900℃。黑陶有细泥、泥质、夹砂三种。细泥乌黑发亮,学者们称为“蛋壳黑陶”。

蛋壳黑陶是山东龙山文化最有代表性的陶器,反映了当时高度发展的制陶业的水平。以素面或磨光的最多,纹饰较少,主要有弦纹、划纹和镂孔等几种。器形较多,主要有:碗、盆、罐、瓮、豆、单耳杯、高柄杯、鼎、等。还有鬲。山东龙山文化鬼脸式鼎腿、圆环状鼎足最有特色,为其他文化所罕见。黑陶是陶胎较薄,胎骨紧密,漆黑光亮的黑色陶器。它在龙山文化陶器中制作最为精美。黑陶在烧制时采用了封窑烟董的渗炭方法,器表呈现出深黑色光泽。它表面磨光,朴素无华,纹饰仅有少数弦纹、划纹或镂孔。黑、薄、光、纽为黑陶的四大特点。其中有一种薄胎黑陶,漆黑乌亮,薄如蛋壳,称蛋壳陶,代表看这一类型陶器的杰出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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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山东考古

山东考古开始于1928年城子崖遗址的发现。选择城子崖作为山东省的第一个发掘地点呢?当年李济先生在山东古迹研究会成立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他说到探索中国文化的原始问题,城子崖是一个合适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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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先生

这是因为当时随着仰韶文化的发现,中国文化西来说似乎找到了考古证据。但傅斯年、李济等认识到仰韶文化分布只在中国西部一侧,他们深信东部沿海地区应该存在与三代文化有源流关系的新石器文化,那才是中国文化的直接渊薮。而城子崖以黑陶为特征的发现与以彩陶为特征的仰韶文化完全不同,且看起来与商、周文化关系更密切直接,这让傅、李等相信城子崖就是他们一直寻找的那个新石器文化,是追索中国文化原始的当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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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先生

城子崖的发掘是中国学者寻找和证明中国文化本土性的一次努力,也为后来夷夏东西历史命题的提出,从而破除了长久以来统治中国学术界的中原中心论和王朝史观提供了最初的突破口!这次发掘不仅首次发现了一种崭新的考古学文化——龙山文化,在田野工作中第一次发现了古城址,编撰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田野考古报告集,而且在田野考古工作方法上,也向科学和正规化迈出了重要一步。考古地层学原理开始运用到实际田野操作中,首次绘制了探沟地层剖面图,从而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尤其是田野考古和新石器考古的发展,铺垫了重要基石。

城子崖的发掘是在山东省政府与中研院合组山东古迹研究会的名义下共同开展的,随后一系列的发掘工作紧跟上来,首先是1933年董作宾领队对滕县安上村和曹王墓发掘,再之后是1936年尹达、王献唐等对两城镇遗址的发掘。需提及的是滕县安上村的发掘,在时任山东图书馆长王献唐先生的斡旋下,山东大学师生第一次参加了田野考古实习。后来吴金鼎转投齐鲁大学教授考古课程,山东的大学里终于有了专业出身的学者,山东考古在学科层面开始了艰难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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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金鼎先生

上个世纪30年代之后由于战争,除了日本人对齐鲁故城等遗址做过不成系统的调查和试掘外,山东考古中断了十多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工作才重新开展起来。其中50年代主要有两城镇遗址、沂南北寨汉墓、安丘景芝遗址、梁山青堌堆遗址、大汶口遗址等的发掘。这些发掘收获很大,尤其是大汶口文化的发现,拉长了山东新石器文化的轴线。这时期中科院考古研究所成立山东队,加入到山东考古的工作中,其中1960年代初西夏侯遗址的发掘,为认识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关系首次提供直接地层证据。1964年在国家文物局支持下,山东省组织文物工作队对临淄齐故城进行全面勘察、钻探和试掘,并进行了全省文物干部培训。

由于文革的耽误,直到70年代初随着汉明鲁王墓、野店、尹家城等遗址的发掘,才将山东考古的引擎重新启动,随后王因、呈子、大汶口、陵阳河等遗址的发掘,让这刚刚启动的时代之车又挂上了新的档位。70年代后半张学海主持的对曲阜鲁故城遗址大规模的勘探试掘,既是城市考古的典范,也是大遗址考古的重要实践,从现在来看这次工作也具有聚落考古早期实践的意义。在此理念下,一套发端于齐故城,经鲁故城验证丰富的以勘探试掘方式为特点的大遗址保护方法论逐渐成熟,并在以后的工作中得到应用推广。

80年代可说是开始进入了山东考古的黄金时期,并持续到现在。1981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标志着山东考古迈上了专业、正规的道路。从80年代开始,配合国家基本经济建设的考古工作逐渐成为山东考古的主要任务,伴随着这类工作重要发现层出不穷,多次获得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许多在学术上也都填补了山东考古的多项空白,有些甚至扭转了我们的既有认识。

真正奠定山东考古基础的还是以科研为目的的主动性工作。从30年代的城子崖,到建国初期的北寨汉墓,再到文革后期野店,以及八九十年代引领学界的考古领队培训班和城子崖等遗址的聚落考古尝试,以科研为目的的主动性工作始终是山东考古的中心线。到90年代,主要依托尹家城、大汶口、北辛、后李等遗址的发掘,以栾丰实《海岱地区考古研究》为标志,山东地区建立起了最为完善的新石器-早期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体系。得益于此,本地区古代社会研究很早就引起了学界关注,山东所、北大、山大、社科院考古所纷纷投入其中,聚落考古成为了大家共同的选择,工作也各具特色。

从1995年起,山东大学与美国芝加哥大学等合作,在以两城镇为中心的鲁东南沿海地区进行了近30年至今也未结束的工作。这项工作以区域系统调查为基础,调查面积已逾3000平方公里,基本摸清了该地区龙山文化时期聚落的布局,同时发掘了两城镇和苏家村,加上丹土、尧王城的发掘,大家对本地区不同级别聚落也有了系统比较。这大大突破了学界过往的认识局限,使得我们第一次能够对特定区域内的龙山聚落和社会的变迁过程做出具体的分析描述,不仅可以探讨聚落、社会演变的一般规律,也已经可以触及到演变的具体细节,总结出真正符合中国实际的早期国家理论和方法。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考古工作也迈上了新台阶,除了日益繁重的基建中的考古工作以外,国家也前所未有地加大了对文物保护和科研的投入,主动性考古项目大增,山东考古积极参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之外,主要开始以“考古中国”为契机筹划本地区科研的整体布局,目前以山东考古院为主跨鲁苏皖三省的《海岱地区古代文明化进程研究(2021-2025)》正在稳步推进,弥河流域调查和焦家、岗上、垓下、花厅等遗址考古发掘已经启动,并有重要收获。同时关于本地区早期新石器文化、商周考古、齐鲁文化考古学研究等也准备申请“考古中国”项目,目前正在积极筹划中。同时山东考古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和“大遗址保护规划”中也发挥了主导作用,真正成为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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