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新修订本。

新修订本书页。

顾颉刚手迹。

1975年学者们在中华书局前合影。启功题字

范文澜、吴晗致毛泽东信。

1959年10月版的《史记》。

10月16日下午4时46分，一个消息开始在微信流传。

消息的内容：中华书局版点校本《史记》，在初版问世54年之后，将迎来首次修订本；“中华书局版《史记》修订本全球首发式”将在北京、上海、香港、台北、新加坡、伦敦、东京、纽约等24个城市的29家书店举行。在首发书店北京王府井书店，《史记》修订主持人赵生群、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将在现场联合签名售书。

微信结尾之处附上了宣传海报，海报上打上了“伟大的经典”的字样。众所周知，《史记》正是一部名副其实的经典，它囊括了记言、记事、编年、国别等形式，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为“二十四史”之首，影响深远。《史记》被称为“伟大的经典”，又不仅如此，学者顾颉刚领衔整理的《史记》点校本于1959年10月出版，以其分段精善、校勘审慎、标点妥帖，成为半个世纪以来最为通行的《史记》整理本，这也是经典之所以成为国人眼中的经典的一大原因。

海报还打上了“历史的时刻”的字样，中华书局版《史记》修订本首发的时间，正是今天上午。除了《史记》，“二十四史”其他各史点校本正在修订过程中。

校史献礼

毛泽东重视古籍，好读史书，读者的阅读需求，使得整理出版“共和国版二十四史”成为了当时很多人的共同心愿。

《史记》点校本的诞生，最初与共和国领导人、社会的发展和文化需求密切相关。1954年，在中南海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毛泽东有一天与吴晗坐到了一起，谈起《资治通鉴》。毛泽东说，《资治通鉴》写得好，不过，旧本没有标点，不分段落，今人读起来不方便，市上流传亦已不多，应该找些人整理出一个有标点、分段落的新本子来，付诸排印，以广流传。又讲到读历史应有一部历史地图集放在手边，以便随时查看历史地名的方位。

1956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在《人民日报》撰文，提出要整理出版“面貌全新、校勘精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二十四史”。不过，和毛泽东的谈话一样，此时都只是些“建议”。

“二十四史”是24部纪传体史书的统称，自传说中的皇帝开始，到明末崇祯皇帝，都记述在内。尤其重要的是，“二十四史”以中国历代王朝的兴旺更替为框架，呈现出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另外，毛泽东重视古籍，好读史书，读者的阅读需求，使得整理出版“共和国版二十四史”成为了当时很多人的共同心愿。

1957年，郑振铎发表《整理古书的提议》，认为“这是千秋的事业”，要做成“历史上最正确、最可靠、最有用的”一个空前的定本。令人遗憾的是，一年后，1958年10月，郑振铎因飞机失事殉难。

其时，“二十四史”的整理点校工作，已经有了眉目。1958年2月，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该小组制定的第一个古籍规划中，就含有“二十四史”点校。7月，毛泽东指示吴晗、范文澜组织标点《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前四史”。9月13日，由吴、范两人召集，召开了“标点前四史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会议”，讨论、确定了“前四史”的点校方案等。接受媒体采访时，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称这次会议为“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因为它“决定了二十四史和重绘杨守敬地图两个历时弥久的学术项目的走向”，“这两个项目，实际上是‘文革’前后开展并相继完成的中国人文学科最重大的成果”。

两个项目之一的“改绘杨守敬地图”便是后来复旦大学谭其骧先生主持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谭的弟子、学者葛剑雄对新京报记者说：“这次《史记》的点校，政治起到了主导作用。”

同年10月6日，吴晗以吴、范两人的名义，给毛泽东写信，其中说：“关于标点前四史工作，已遵示得各方面有关同志讨论并布置，决定于明年10月前出书，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在毛泽东的亲自指示下，整理点校工作开始付诸实施。

按照计划，“前四史”都要在1959年10月1日前出版，以作为国庆十周年的献礼。不过，由于整理工作相当繁复，最后按计划出版的点校本只有《史记》。“前四史”点校本出齐，已经到了1965年，“文革”的狂风暴雨在不远处。

学者进京

经提议，“二十四史”各史点校者都被从外地借到中华书局，抵达京城的学者们获得了生平难以想象的周全配套服务。

“前四史主要由中华书局的编辑或外聘编辑完成，《史记》由宋云彬在顾颉刚点校本上加工而成，《汉书》由傅东华在西北大学点校本上加工撰写校勘记，《三国志》《后汉书》分别由陈乃乾、宋云彬承担。”接受采访时，徐俊介绍道。

这其中，顾颉刚早在1923年就开始着手标点《史记》，1936年合作完成了《史记》白文标点本。1954年，他调到北京，与贺次君合作从事《史记》正文及三家注整理。1959年，经宋云彬校订的点校本《史记》，作为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系列的第一本出版。今天全球首发的《史记》修订本，即是对这一点校本的修订。

“前四史”的整理点校处于摸索阶段，其他二十史的编辑整理虽然确定了点校者，并已经“分头”展开行动，但进度缓慢，“分散在外地院校点校的各史常被教学和科研任务打断，时做时辍，时间没有保证，影响进度，连带质量也要发生问题”。中华书局赵守俨提议，要求把“二十四史”各史点校者借到中华书局，此事经中华书局时任总经理金灿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齐燕铭商量，上报中宣部，得到大力支持。

1963年8月，中宣部发出调令，“借调外地的专家共同来进行”，借调学者包括武汉大学唐长孺，山东大学王仲荦、卢振华、张维华，中山大学刘节，吉林大学罗继祖，南开大学郑天挺，杭州大学任铭善。北京参加的有陈垣、聂崇岐、冯家昇、傅乐焕等学者。同年冬天，除了任铭善外，其他外地学者陆续来到京城，集中到北京西郊翠微路中华书局大院办公，留下了一段“翠微校史”的佳话。

罗继祖日后回忆，当时的点校组不吃中华书局的食堂，而是单开小灶，人各一室，每人就在室内工作，上下班的时间也不加规定，自由得很。据中华书局留存的1964年《二十四史工作汇报》记载，来到北京的学者“在生活方面，挂上了蚊帐，又买了凉席”，当时，“从来自南方的专家获得增加的大米供应，到解决大家的医疗问题，乃至添置单人沙发，无不照应周全”。这些人到京后不久便是国庆节，每人均获一张观礼券，那是罗继祖第一次登上天安门观礼台。

学者的集中办公，加上“后勤”服务到位，学者们结合“前四史”整理的经验、教训，“对各史具体情况及问题作了全面研究”，又在校勘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本校”（本史内容各部分的互证）进行的同时，还需要“他校”（以本史以外有关史籍及类书等比勘）。这一切，使得1963年至1965年这段时间，整理点校工作进展顺利，体例规范，学术质量得到大幅提升。

“这一阶段的工作奠定了二十四史点校的学术基础，1971年恢复工作，也是在此确定的标准下开展的。”徐俊说。

暴风雨前后

把阶级斗争理论运用到历史科学研究，使得一些学者纠结不已，风雨飘摇中，整理点校的工作便难以为继了。

“翠微校史”的佳话，并没有持续太久。1965年，点校《唐书》的中山大学教授刘节“拂袖而去”，离开前，在中华书局批判他的会议上说：“我是学孔子的，我从孔子得到了好处，我不能忘恩负义。马列主义好，但我用不上，孔子的学说我用得上。开会总要发言，发言就要讲真话。我写了《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结果就大会小会批判我，在大会上我没有认错。很多人劝我退休，我相信党，所以我不怕。”

刘节屡屡挨批，1952年，因坚持“资产阶级唯心史观”而被批判，1954年因为说“批胡适搞坏了学风，百年后自有定论”而被批判，1958年因道破“大跃进”真相“什么‘意气风发’，一起发疯是真”而被批判，“这些都是属于校内或地方性的批判”。1963年，因“明确地提出了反对把阶级斗争理论运用到历史科学研究”，遭到全国性批判。1966年，发表《清官是人民的要求，不是统治者的美化》一文，反对姚文元等，他因此成为中山大学“文革”中第一个被批判的教授。

刘节是陈寅恪的弟子。1967年，红卫兵拉刘节代替陈寅恪挨批斗，问他有何感想，刘节答道：“我的学问远不及我的老师，今天我能代替他，是我的光荣！”得到的，不过是又一顿鞭打。

除了刘节，北京学者傅乐焕也在“文革”前后受到了冲击。傅乐焕是辽金史专家，负责点校《金史》，和原在北京的其他学者各自在家点校不同，他曾在中华书局招待所住了一段时间。没过多久，傅乐焕被所在单位勒令回校检查。

罗继祖曾与傅乐焕连床而居，据他回忆，傅乐焕“是傅斯年的侄子，读书时就住在他的家里，生活和学业上都得到傅斯年的不少帮助。而在上世纪60年代，受‘血统论’影响所及，傅斯年就是反革命的代称，加之傅乐焕还与胡适有不少关系，这在当时被看作重大的社会关系。所以运动刚一开始，学校就把他作为重点，要求他停止中华书局的工作，回校检查并接受群众批判。”

狂风暴雨来临前后，傅乐焕受到批斗、关押等残酷折磨，身心痛苦至极。1966年5月，他离开翠微路中华书局大院之后，在陶然亭跳湖自杀。继刘节出走、傅乐焕投水自尽后，山东大学也来信要求王仲荦、卢振华、张维华回校参加运动。这样一来，学人四散，整理点校的工作便难以为继了。

1967年，在中央“文革”小组戚本禹主持文化工作时，曾短暂恢复过点校。赵守俨曾撰文回忆道：“在满城大字报和口号声中，居然有一块地方能够坐下来读书、搞业务，这在当时的北京恐怕是独一无二的，有幸参加这一工作的知识分子，乐得在这块小天地里逃避一时，即使在大热天里来回跑跑，也在所不辞，不以为苦。”

不过，这段时间的整理点校“政治化非常厉害，标点也要讲阶级斗争”。徐俊向记者表示：“这些政治化的做法很荒唐，最后并没有带入正式出版的点校本中，这是需要特别说明的。”

1971年，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姚文元给周恩来写信，建议恢复“二十四史”的整理点校工作，作为研究批判历史的资料，“现在一些老知识分子也闲着无事，可以组织一些人来做”。周恩来当天即作出批示：“二十四史中除已标点者外，再加《清史稿》，都请中华书局负责加以组织，请人标点，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

于是，当年“翠微校史”的学人、编辑又一次聚集，只不过，他们很多人不再是从家里出发，而是从下放地出发。比如，赵守俨是被点名首批调回北京的人，其时，他正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从田间地头，往北京赶，学者们很高兴。”史记研究专家张大可对记者说。6月，启功被告知“二十四师”要调他去，他听了一头雾水：“莫非要把我进一步看管起来？我什么都没做啊！”第二天才问明白是“二十四史”，于是他很高兴地前往中华书局报到。

“二十四史”点校本中的《宋史》出版，已是1978年，前后经历整整20年，“二十四史”点校工作才宣告结束。出版问世以来，各种旧版本的“二十四史”几乎全被替代，“二十四史”点校本成为海内外学界公认最为权威、最为通行的版本，享有“国史”标准本的美誉。

回归学术

让学术回归学术，这一看似简单的“程序”，实则暗含了半个世纪、数代学人的不懈努力。

“二十四史”点校本的成书时间跨度太长，这“导致标准和体例不统一，整理深度也各有参差，有的底本选择不够精当，有的校勘过于简略，标点间也有失误”，留下了诸多缺憾。随着学术研究的拓展和深入，点校本的这些缺憾显露无遗，对其修订出版也成为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

2005年，在学者季羡林、任继愈、何兹全、冯其庸等人的倡议下，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批示，中华书局2006年启动了点校本的修订工作，经过调研和考察，集合全国数十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力量，从2007年起，全面开展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作。

《史记》点校本的修订工作由南京师范大学承担，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史记研究会副会长赵生群担任修订主持人，8名修订成员中包括2名年轻博士。在7年时间里，赵生群和他的伙伴们广校诸本、撰写校勘记、订补疏误，并约请天文、历法、礼制、中西交流等专门领域的学者参与修订工作。

这一次修订，甚至还从台湾影印了“景祐本”，即傅斯年图书馆藏北宋景祐监本《史记集解》。“这是现存最早的史记单刻本，当年傅斯年先生把它带到了台湾，我们通过不那么规范的做法——私下由朋友从某所大学的复印本复制过来。”赵生群向记者透露。另外，修订组还从日本购买了一套南宋建安黄善夫刊《史记》三家注合刻本，尽管是已经影印的出版物，也花费了近一万元。在赵生群眼中，“《史记》是一个无底洞”，点校、修订的工作异常繁重，怎么投入都会觉得不够。

接受记者采访时，葛剑雄说：“这一次对点校本的修订，政治也有作用，比如经费方面的支持，但发挥主导作用的，则是学术。”这一说法与徐俊不谋而合，徐俊解释道：“上次点校，计划经济时代行政的作用比较明显；这次修订，重大项目学术资源的作用更加突出。”让学术回归学术，这一看似简单的“程序”，实则暗含了半个世纪、数代学人的不懈努力。对于学者们来说，进度与质量的平衡仍然是难中之难，现在政治不起主导作用，但其他因素仍然产生较大影响。

“计划经济时代虽然有各种局限，但是可以集中最强的力量，唐长孺、王仲荦先生等，都在中华书局工作了十多年，天天跟大家一起上班，面对面坐着。那时当然有各种政治学习，宋云彬先生就是上午大炼钢铁，下午才能做点校工作。但是那时没有现在的学术考评、教学任务、科研指标。这次修订，为了保障各修订组在现行的学术体制下，有更好的工作环境，教育部和新闻出版总署联合发了文件，要求各承担单位将此项目按照教育部重点项目对待。但是很多人在做修订工作的同时，还有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确实做得很艰难，时间很难保证。”对此，徐俊坦承能体会参与者的难处，希望借古籍整理工作，“与教学科研相结合，对各承担单位的学科建设起到一些积极的作用”。

今天，中华书局版《史记》修订本终于在全球首发，其他各史的修订工作正在展开，按照计划，全部修订工作将于2015年完成，全部出版工作在2017年结束。

C04-C05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吴亚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