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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花船-----

话本小说综合研究的新标杆

——评刘勇强著《话本小说叙论：文本诠释与历史构建》

历览古典小说的现代学术史，在传奇、笔记、话本、章回四大体类中，有关话本小说的研究积累，即便不是最多，也是较为丰厚的。后来者容易产生乍一看来难有作为的印象。然而，令人欣喜的是，接踵前贤后出转精的成果仍在出现。今年4月北京大学刘勇强教授出版的《话本小说叙论：文本诠释与历史构建》[i]，就是这样一本符合当代学人较高期待的新著。

所谓的新首先体现于体例。正如该书内容简介中明白揭示的，这本书所包含的“文体源流敷演”“小说专集讲论”“名篇佳作说微”三个部分，“互为补充，文本诠释引出的普遍现象在综合研讨中得到了理论化的说明，而综合研讨的分析又处处与文本诠释相印证”，从而使得“文本诠释与历史构建相得益彰，呈现出与以往概论式、赏析性话本小说论著不同的论述形态”。已有的话本小说研究，往往“史”与“论”泾渭分明，常见者按照唐五代说话、宋元讲史小说说经话本、明代与清代话本的发展大势，以及“三言”、“二拍”、李渔的重点作家作品个案，组织成历时性探究。论体专著如石麟《话本小说通论》（1998）在类别论、作品论之外顾及流变论，这样的例子也并不多见。可以说，大量论述缺乏史论结合的研究意识指导，而这，恰恰是这一新著用功并出彩的所在。

其次，在学术旨意、学术思路、学术方法等多个层面，刘著具备“综合研究”的态势特点，从而成为话本小说领域的一个最新标杆，堪称古典小说研究的重要收获。兹分别论之：

一、针对学术史纠偏补阙的研究旨意

刘著体现出难能可贵的浓郁的学术对话意识，不仅避免了闭门造车自说自话或所谓古代文学研究的私人化倾向，更对应着作者“以学术史总结为发展的前提”[ii]的理念，反映出一种鲜明的对学科发展勇担职责的使命感。

在总体观察方面，作为该书导言的《叙引》既注意到学界在长篇名著研究与话本研究上用力不均畸重畸轻的现象，又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以往的话本小说研究，主要是建立在对基本文献的整理与考辨上，因而更多的是话本体制的抽象分析与历史的概论式描述，在一定程度上与话本小说的文本存在疏离。

在明确了本书研究的纲领之后，细部问题的考察便能够深入腠理、洞幽探赜。清代中叶话本小说的衰落与其中道德教训的关系学者们向来持论甚力、声势显赫。《叙引》部分对此重新提出启人思考。直到本书最后一篇分析短篇小说集《人中画》里的《狭路逢》，作者经深入厘析给出了自己的看法——“清代话本小说衰落的原因，绝不仅仅是道德教训的加重，毋宁说是相反，正是上述因果报应的柔性化，稀释了话本小说道德教训的强度，使小说内在的情节张力得到舒缓甚至瓦解”。正因这种与话本体制相适合的叙事策略受到挑战后，并未及时出现一种有力的代替物，话本小说由此才真正衰落。

一个小中见大的例子，是刘著从《夷坚志》与“三言”“二拍”的比较出发，进而探讨笔记小说与话本小说，乃至文言与白话小说的文体区别。作者指出，人们往往忽视《夷坚志》与“三言”“二拍”的精神联系即作为创作素材的特点，也忽视《夷坚志》自身的创作性质，而更关心后者有了怎样的“提高”。也就是径直以笔记小说的简洁为简陋，随意称扬话本小说的繁复，完全不考虑笔记小说的简要并非被动的局促，乃是有意的净化、提纯。作者还高屋建瓴地概括得出，“笔记小说与话本小说在语言上的区别远不止文雅与俗白而已。一旦我们把适应不同文体的叙述风格及其内涵、背景作为考察这种区别的坐标，就会发现，简单的扬此抑彼实际上是放弃了把握两者本质特点与深层关系的机会。”

此外，作者畅论“三言”署名诗词的文献价值，提出将其视作古代诗词传播中的一个特殊版本来看待，具有打破偏见、开启学术增长点的重要意义。201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赵义山等著《明代小说寄生词曲研究》即是学界这方面新近结出的一个成果。至于纵谈“话本小说版本问题的特殊性”一章，也针对了话本小说版本研究迟滞的局面，有感而发，对症下药。作者在明察今人研究局限的同时，把握论断的分寸感。例如通过对照《挥麈余话》《青琐高议》中有关东京妓女的叙事，提出要重视现存宋元话本展现市相的不完整性问题，就可以作为一个示范。

二、贯彻文本-文体-文化综合考察的研究思路

近些年，以宗教、方术、善书、民俗、科举、地域、旅行、身体、饮食、服饰等文化视角切入古代小说的研究方兴未艾[iii]。避免在研究中使小说征引附庸于文化现象的勾勒描述，这一点也越来越引起学者们的重视。“作为一篇文学论文，理想的境界不应该只是满足于用小说中的材料印证历史事实，或者只是简单地说明小说与历史之间存在的关系，而应该分析这种关系对于小说情节构建与人物塑造的深层意义。[iv]”这一原则在刘勇强本人的古代小说地域文化系列论述[v]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

推展开来看，中国文学的地域研究自二十世纪末以来形成热点。不仅出现了一批批有影响的丛书，从1995-1997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严加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地域文化丛书》（共5册），到2013-201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孙逊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双城书系》（共4册）就为世人瞩目，而且有倡为专学——文学地理学的呼声鼓动[vi]。

在此背景之下，刘著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学术内涵与个性呢？相较有的学者从汉魏六朝至清代作家籍贯的角度考察古代小说的地域文化特点[vii]，本书上编第一、三章，中编第五、六章中，“地域性”概念得到明确的阐述，主要包括特定的自然条件、经济形态、生活习惯、文化心理、方言土语等。同时，在打上作者本人标识的“东京小说”、“西湖小说”的论述里，古代小说作家利用地域文化的特点为小说的情节和人物描写服务，从而使地域真正文学化，这一方面的表现也得到充足揭橥。诸如东京在话本小说叙事中的时空意义，西湖的场景化描写，都是刘著首次提炼出的内涵丰富的理论命题。作者还考察得出，尽管宋元小说已然萌蘖雏形，但地域的文学-文化意义得到自觉的、充分的挖掘与利用，还是在明代、特别是明代后期的话本小说中。并且相较于诗文地域性中的南北之别，明代话本小说“在地域文化表现上的重点突出、分布广泛以及跨地域叙述的普遍运用，是对传统的南北二元结构的消解”，超越南北的重要性体现于“不再只是文学风格与自然特点的简单比附，而是通过文学语言、人物性格、叙事方式等全方位展示出来的时代特征”。

小说文体方面的研究，公认为十多年来成绩较为突出的领域，刘勇强教授也有多篇文章问世[viii]。本书对于话本小说文体探讨的突出贡献，应当是上编第五章以“三言”署名诗词为中心，深入考究话本小说的“韵散结合”特点。通过按照诗词相对话本小说这一叙述文体的关系，是体制内还是插入，以及诗词的来源属于创作还是引用，这样一些具体的标准进行署名诗词的分类，进而考察其呈现方式、特点及艺术功能，该书将韵散结合这一总体表征之下什么样的韵、散以及如何结合等问题，予以扎实入微的检讨，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

梅新林曾在《拓展红学研究的文化视界》一文里，提出了融合文献、文本、文化“三文”研究于一体的初步构想，即以文献研究为基础，以文本研究为本位，以文化研究为指归[ix]。可以说，刘著也在实践着类似的综合研究的思路。例如作者在别处强调小说文体研究，应该在创作与接受、小说史、文化与文学理论四个层面展开。其中第三个层面，文体的产生与不断发展，与它的文化地位有关；一部作品采用怎样的文体形式，也可能与作家的文化意识有关。又如本书提及的地域描写与话本小说文体独立的关系。《临安里钱婆留发迹》、《吴越王再世索江山》等有关钱镠的小说，其浓郁地方色彩体现之一是钱镠称王后曾指挥强弩射潮，又曾作《还乡歌》等易为广大读者接受的神奇传说。对照新旧《五代史》的人物传记，史家叙述笔下仅有传主“善射”的人物剪影和衣锦还乡的情节片段，“与一般的帝王将相了无区别”，可见史官文化的产物明显“与话本小说家致力的方向不同”。

这种研究思路的特点在于凭梳理文本为支撑，而不流于饾饤浮浅，以文体钻研与文化阐发为两个抓手，但又回归“文学性”的基本立场，避免了匮乏价值判断的泥淖与“吃里扒外”的陷阱。它因这本《话本小说叙论：文本诠释与历史构建》焕发出充实而有光辉的风采。

三、方法论层面的价值

作为一部不套用现成的研究模式和理论工具，并且也不以生僻稀见材料自高门槛的著作，该书还具备深厚的方法论基础。作者重视金针度人，其灵活运用多种结合的方法包括：

1、以历史演变的眼光为小说现象坐标定位。这不仅是作者上一部《中国古代小说史叙论》的看家本领，也在这一本书里形成当行本色。容易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例如中编第三章《无奇之奇：凌濛初的艺术追求》。作者在解析凌濛初的突出审美理念之前，先回顾了一段生动的“小说‘奇’史”。他相继指出，汉魏六朝志怪小说的题材特性奠定了中国古代小说对“奇”的基本表现。唐传奇对“奇”的追求则更加自觉化和艺术化，两点变化分别是一对于非现实的鬼神之异，并不以实有真信为中心，二关心现实生活中的奇闻异事。唐以后的文言小说始终以怪异奇特为取材与描写的基本意向。同样，宋以后兴盛的通俗小说将“奇”作为发展目标，并且明清通俗小说的“奇”论更具理论色彩。因此，总体上中国小说史对“奇”的追求一以贯之，这造成了中国小说在情节、形象等方面迎合人们强烈的好奇心，往往具有独特、怪异、神秘等审美特征。这一段叙论结合，成功为读者理解“二拍”的“无奇之奇”营造了背景，完成了铺垫。

优秀的学术成果常常同时在历史敷演与逻辑展开两个方面取得佳绩。本书在给具体小说现象作历史定位的同时，重视对西方理论较高贴合度的化用，乃至原创性小说理论的建构。前者可举作者借哈贝马斯“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概念，指称第246页引用的《豆棚闲话》中的豆棚，和第303页所述《拗相公饮恨半山堂》中王安石从庙堂到乡野的旅途。再看后者。从西湖作为小说场景而广泛出现的事实出发，作者认为受此启发，我们“可以从古代小说中提炼相关的命题，使之与形象构成、情节类型等研究相呼应，探讨中国小说独特的叙事特点及其理论表述”，从而防止让当代的研究笼罩于欧美叙事学的基本术语之下。值得一提的是，在刘教授高足李萌昀的博士论文中场景研究占据了一章的篇幅[x]。李著研究了旅行故事对于客店和舟船这两类具有代表性的非日常空间场景的拼贴和缀合，探讨了旅行场景由文化含义和结构特点产生的文学意义和功能。在此，非但学术的薪火得到了承传，富有理论内涵的命题也得到了阐扬。

2、论证行文中每用联系对比的方法，与西洋互文性理论的要义多有关合相通。刘著中对于小说作品内涵、现象、文体的对比触目皆是。小而如话本小说修改前后的比较（第31页），同一作家不同作品——《山歌》与“三言”的比较（第51页 ），“三言”与清代话本、长篇小说署名诗词的比较（第92-93页），而穿越时代的《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与民国言情小说《红杏出墙记》（第288页），跨越国别的《薛录事鱼服证仙》与卡夫卡和奥维德的《变形记》（第308、311页）也做出了对比。大而如讨论通俗小说的南北差异及其超越（第51-57页），诗歌与话本不同文学样式的比较（第56页）。作者还对文言与白话不同语体的比较别有会心，无论是话本小说与文言本事的比较（第40页），“三言”“二拍”与《夷坚志》的关系如何（上编第四章），还是杭州描写的文、白不同（第216页 ），在在可见研究者的眼光深意。

刘著第71页明确提到“三言”“二拍”极大地发掘了《夷坚志》的积极意义，使之与话本小说形成了一种互文性的关系。世人知道“互文性”这个概念是由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Kristeva）1967年在法国《批评》杂志上发表《巴赫金：词语、对话与小说》时首次提出。所谓互文性，是指文本与文本之间的交互关系，即任何文本都无法独立存在，而是置身于众多文本之间的关系网络中，与其他文本互相连缀。文本的意义在这种变动不居的相互关系之中，不断生产、修正、变换、蔓延。这一理论认为，文本之间多向度的交互关系不但是一切文本存在的源头、核心以及意义的原发动力，而且还是文本与主体、文学传统以及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的联系与纽带，是文本意义生成衍发、主体生成转化以及文本与文学传统、社会实践发生交互联系的源头活水[xi]。应当说书中的绝大多数比较都是有的放矢，极大地裨益于我们对于小说史、文学史传统与小说的社会文化语境的理解。

3、打通文学诸样式的努力。这不但在老一辈学者如钱钟书身上特点突出，在当下中年一辈深造自得的学者那里，也是一大共性。如果说李渔的“无声戏”是小说、戏曲沟通研究耳熟能详的例子，那么在分析《闹阴司司马貌断狱》时，引入现代京剧《天地一秀才——阎罗梦》、豫剧《司马貌告状》（第300页），可就是本书戛戛独造的地方。话本《范巨卿鸡黍死生交》与相关的史书记载、志怪小说及元杂剧有什么异同？翻阅本书会有清晰的认知（第280页）。谁能想象西湖小说的文学基础竟会如此丰富，西湖戏曲也成为一大宗（第215页），而“鸡黍约”竟是诗家如此珍爱的典故（第279页）。更有甚者，西施故事的翻案叙述，多次出现于杂剧《浮西施》、笔记《齐东野语》、《夜航船》、《复斋漫录》、《餐樱庑随笔》、小说《十二楼·奉先楼》乃至唐时尺牍《与徐穆公》。正是得力在以“问题意识”结构全篇，刘著才为我们呈现了如此锦绣满幅、波澜壮阔的文学史图景。

四、其他特色

本书还有许多精彩分析值得一说。《心坚金石传》及其流变的脉络梳理，与《首阳山叔齐变节》描写背后的文化传统及现实针对性的分析，都甚见功力。话本《七松园弄假成真》中，阮江兰想要参与“香兰社”的雅集，结果却成为众美人的“嬉笑之具”，一番作弄后落得从街道上醒来的下场。刘著在引用了小说充满辛酸和讽刺意味的描写后，继而写道，“我们知道，清代女子结诗社的情形十分普遍，这也成为才子佳人小说常见的场面，《红楼梦》中的描写尤为生动。不过，阮江兰不是后来的贾宝玉，除了一腔自视甚高的才学，并没有贾宝玉那种高贵的身份。所以，他的‘石头记’就不是那块人见人爱的通灵宝玉，而只能是一片冰凉的青石街道。”通览全书，笔墨多属清通，而类似这样情见乎词的议论，更是增色不少，使得学术专著具备了一定的可读性。

此外，像那些出色的著作一样，本书还为后来者提供了一些宝贵的研究线索。 上编第一章提到帝王小说的问题。所谓话本小说中的帝王形象具有一种亲和性，有时则反映出底层市民对皇权的一种戏谑。如此特点的归纳自然可以成立，同时也启发我们思考其他体式的小说中的帝王叙事。再如有关小说文体构成要素之一的“议论”。上编第二章、第四章都曾涉及。一是介绍“三言”“二拍”中议论常见，这些议论成了作品时代性与作者个性的最显著标志。一是对比笔记小说与话本小说的不同表现，前者常直录其事，少有议论，其底蕴深邃专一，却只求读者意会，并不强加于人。话本小说的故事结构往往体现出明确的、顽强的目的性，所有描写都被纳入劝诫的框架中，以致因果报应故事连篇累牍。故而议论与否、多寡也能体现不同小说的思想意涵与审美追求。以上两点，似乎都可看成蕴含小说研究方向的“富矿”，足以引领我们探索。

总之，从资料的美富、钻研的深至、以及多种文学样式的异彩纷呈这几个角度来看，《话本小说叙论：文本诠释与历史构建》确然是代表着一种学术的高度，也成就了一番学者的气象。

2015年7月14、22日初稿

本文已发表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励耘学刊·文学卷》第22辑，2015年第2辑，2015年12月

[i]刘勇强：《话本小说叙论：文本诠释与历史构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以下引文皆出此。

[ii]参见刘勇强：《古代小说研究的现状及两个发展维度》，《中国文学研究》，2013年第3期，第19页。

[iii]详见蔡亚平、程国赋：《论近十年来古代小说研究中文化学方法的运用——以 2000 －2012年小说论著和博士论文为中心》，《明清小说研究》2013年第3期，第56-68页。

[iv]刘勇强为叶楚炎《明代科举与明中期至清初通俗小说研究》所做《序》，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2页。

[v]文章包括：1.《西湖小说：城市个性与小说场景》（《文学遗产》2001年第3期)；2.《晚明“西湖小说”之源流与背景》(《晚明与晚清：历史传承与文化创新》，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3月）3.《明代话本小说地域色彩的凸显》（《国学研究》第十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4.明清小说中的涉外描写与异国想象(《文学遗产》2006年第4期)；5.The West LakeFiction of the Late Ming:Origin, Development, Background and LiteraryCharacteristics，Asiatische Studien LXIII·1·2009；6.《略论古代地域文学的动态特征——以清代扬州文学为中心》（《云南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vi]胡阿祥列出过一份近年来文学地理研究方面的代表性学者的不完全名单，包括曾大兴、李浩、戴伟华、梅新林、杨义、刘跃进、陶礼天等人。见胡阿祥：《中古文学地理研究》，西安：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司，2014年，第3页。

[vii]参见王平：《中国古代小说文化研究》，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64-76页。

[viii]《论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研究的四个层面》(《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第三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古代小说文体的动态特征与研究思路》（《文学遗产》2006年第1期）；《中国古代小说的文体兼容性》（《北京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ix]发表于1997年《红楼梦学刊》增刊。后来梅氏又以《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融通和创新——世纪之交红学研究的转型与前瞻》（《红楼梦学刊》2000年第二辑）对其论述加以补充。

[x]见李萌昀：《旅行故事：空间经验与文学表达》，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309-392页。

[xi]有关这一理论的介绍参见金永兵等：《当代文学理论范畴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73页。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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