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本小说是由讲唱艺术衍生出来的一种文学体裁，是民间说唱艺术的书面形态，“话本”的称谓，可能是在唐代已经出现，兴盛于宋代，宋末就逐渐消退了。话本小说本多表现普通民间百姓的生活，常常从小市民角度出发，书写小市民生活的悲欢离合，使大众产生共鸣。在宋代是盛行“勾栏”、“瓦市”的年代，人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了，生活水平也提高了。在下层社会中，产生许多专门讲故事的说话人以消遣往常生活，这就要求说话人所讲故事具有雅俗兼施、情节曲折、人物形象塑造颇具意义性等特点。宋元话本是话本中最精彩的一部分，对之后的章回体小说、世情小说等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又因为在宋元话本中，爱情婚姻的题材占较大的比重，爱情一直是文学创作中不变的主题，但是能写好也是不易。《碾玉观音》作为宋元话本中的一篇爱情情恋的故事，并且是其压轴之作，定有其不一般之处。宋元话本得以被人钟爱流传下来，是有原因的，一方面，故事相当给人娱乐性，让人们拍案惊奇，人们对故事印象深刻念念不忘。另一方面，故事反映了当时深刻的社会现实，于民众而言，具有莫大的安慰和鼓舞作用。正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过“俗文之兴，当由二端，一为娱心，一为劝善”。

《碾玉观音》题目，在《宝文堂书目》著录，题作《玉观音》，在冯梦龙所编《警世通言》卷八，题作《崔待诏生死冤家》，上世纪初，缪荃孙在上海发现《京本通俗小说》影印本残本，将其中七篇刊印发行，为《烟画东堂小品》中一种，七篇中就有《碾玉观音》。

《碾玉观音》一开始就用十一首诗词韵语来入话，这鲜明的体现早期话本小说名为“词话”“诗话”的特点。作品由“春归”兴起，依照孟春、仲春、季春顺序表现出了怜春、惜春、怨春颇富有浪漫主义的色彩，这些都奠定了全篇悲凉伤感的基调，作品从春词开始串接引出主人公咸安郡王赏春，点出故事发生背景，这种双关的手法甚妙，有效地勾引出听众的兴趣。故事从此开始铺展开来，郡主游春中偶遇这看郡王之人——秀秀（主人公），仲红卫先生说，这处秀秀主动看郡王是秀秀私心欲望的表现，想要攀附权贵。这种见解很新鲜，也很有些道理，读《红楼梦》中的确会发现那些丫鬟死活不愿意出去，可红楼却是清朝末期的作品，似乎宋朝离得远点。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看法。当然还有不少作品对秀秀给出其他见解，更多都是从阶级角度批判其上层资产阶级咸安郡王的强买，体现下层劳动者秀秀的可怜女奴生活。

《碾玉观音》作为一部成功塑造下层社会女性形象的作品，对人物描写和性格的刻画，都是颇具特色的。在故事发展中，有对秀秀外貌的描写，也是当时文人对女性描写的普遍重复特征，如眉毛描写，“柳眉”、“峨眉”、“眉拂春山”；对唇齿的描写，多用“皓齿排琼”、“朱唇”；对眼睛的描写，“目送秋波”“目剪秋水”；还有对足的描写，“莲步柳腰”；还有头发、肌肤、脸、手、体态等方面可观方面，都是大致相似的。都是美女的共有特征，这也是当时对女性人物描写发展的初步阶段。秀秀作为是一个心灵手巧的绣娘，是当时广大的劳动妇女的普遍代表，会刺绣，会洗衣做饭，能给富人家干活，结婚生子，维持家计。她是一个普通的下层女性，却又是不平凡的女性，在故事后面就会逐一体现。

《碾玉观音》在故事情节的安排方面的发展中也是颇具特色，首先脱不了情节的“巧”，这是让故事发展更生动的一种手法。故事发生有一“巧”，秀秀绣工了得，依样给郡王秀出一件御赐战袍，手艺了得，而郡王回礼也正是崔宁拿手的碾玉观音，崔从而得到赏识。于是作品在这里交代了崔宁秀秀两个同样是通过精湛手艺生活的下层劳动奴隶者身份，在这里他们处于同一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都有他们能够在一起的前提条件，从而故事发展才不至于太突兀。故事最“巧”的是郡王府失火，这是故事的高潮部分。火灾偶然促成了崔璩二人的结合。文中还用一些神奇历史传说故事来渲染铺陈火势之猛，而对当时失火的具体原因和施救等内外部情况却只做省略处理。这种侧面描写，使得故事发展更加紧张热闹，更加有画面感，之后，关汉卿的杂剧就充分利用了这一艺术手法。

崔璩二人在混乱中巧遇，作品还顺势插叙了之前的郡王对崔宁的许诺，这是之后情节发展中必不可少的一环，方便进行前后人物态度的鲜明对比，使其性格得以充分显露。这也为二人的私奔减少了一道屏障。继而秀秀几次三番通过行动对爱情作出大胆的追求，“脚疼”、“肚子饿、喝酒”、“今夜先做了夫妻”一系列的语言行动上突出这个女奴人物性格上的大胆奔放，对爱情自由的向往，突破所谓的封建道德伦理，也能看出其淳朴天真性格。而崔宁的“喏”、“岂敢 ”这些简短的字句中，表现崔宁的木讷、懦弱、安分守己特点。中国古代文学中多数作品都是女主人公在一直不断的主动追求爱情，正体现其选材角度上的针对性，在中国文学史上，《诗经》中爱情题材多是关于女性的思念，女性的苦恼，女性的心情如《子衿》《君子于役》《氓》；《古诗十九首》也多写思妇对在外游子的思念，《行行重行行》《冉冉孤竹生》《涉江采芙蓉》；《唐传奇》中也多是写女性对男性的依赖，爱恋如《李娃传》《霍小玉传》《莺莺传》。中国女性在历史上一直都是不自由的，对爱情上没有太多主动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门当户对、三从四德”有太多对女性的束缚，所以女性很多时候迫切需要解放，需要争取自由。作品通过女性主动追求爱情来反抗封建理学那套“存天理、灭人欲”从而更具有现实意义，也更能感动听众，给人意想不到的惊喜。

故事书写私奔后，对崔宁关于私奔后的计划进行了记述，这里能看出崔宁谨慎细心的一面，也看出他对秀秀这个妻子是负责任的。一年以后，郭排军的出现（这是另一条线索），使爱情故事出现波折，爱情不再平静，郭排军两面三刀、阿谀奉承的走狗出卖了这段爱情，让人不觉对其咬牙切齿，也为男女主人公的命运担忧，故事本应该在此打住，给出结局，但作者有意识在叙事时有意识地省略掉一部份情节，埋下伏笔。在结局故事中，郭排军得到秀秀的报复，秀秀是死了也要报仇的决心被夸大性表现了。这不仅体现了秀秀的敢爱敢恨，也让世人明白走狗、背信弃义的人是终会有报应的。作品中最后秀秀一家加上崔宁都死去了，就带给读者一种甚为荒凉和心痛的结局，余韵犹在。作者通过加入了“鬼”这一离奇的情节，隐藏的秀秀死亡的事实于结尾处显现，给观众以震惊，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使作品有真与幻的交织，又多了一重神秘色彩，读完有一种似有还无的感觉，回味无穷。文中还多次引入诗词，做到了渲染，警示，感叹，评论等多种作用。如作品结尾处的一首评论性的诗词总结全文，给人以劝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