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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民主选举失去抑制不平等的力量——“选举隔离”将社会下层排除于政治参与之外

西方民主选举失去抑制不平等的力量——“选举隔离”将社会下层排除于政治参与之外西方民主选举失去抑制不平等的力量

【核心提示】今年,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Thomas Piketty)的新著《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在全球思想界引发震动。该书指出,贫富分化是资本主义无法避免的致命缺陷,而贫富差距最终会威胁到民主社会。今年上半年,世界经历了乌克兰总统选举、印度总理选举、欧洲议会选举等政坛大事,加上明年英国也将举行大选,“资本主义”、“不平等”、“民主选举”一时间成为学术热点。

今年,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Thomas Piketty)的新著《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在全球思想界引发震动。该书指出,贫富分化是资本主义无法避免的致命缺陷,而贫富差距最终会威胁到民主社会。今年上半年,世界经历了乌克兰总统选举、印度总理选举、欧洲议会选举等政坛大事,加上明年英国也将举行大选,“资本主义”、“不平等”、“民主选举”一时间成为学术热点。

民主选举产生的议会作用受到削弱

近日,德国柏林洪堡大学(Humboldt University of Berlin)比较政治学与民主研究教授、柏林社会科学研究中心(WZB Berl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enter)民主与民主化研究部主任沃尔夫冈·默克尔(Wolfgang Merkel)与英国曼彻斯特城市大学(Manchester Metropolitan University)商学院副教授凯文·艾伯森(Kevin Albertson)分别在“对话”(The Conversation)网站上发表文章《资本主义与民主结合失败助长不平等上升》(Failing Union of Capitalism and Democracy Fuels Rise in Inequality)、《资本主义的内在缺陷支撑皮克迪的观点》(The Inherent Vice of Capitalism Underpins the Value of Piketty),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资本主义与不平等间的关联。

沃尔夫冈·默克尔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资本主义导致不平等出现,资本主义越趋向自由放任的曼彻斯特模式,不平等就越有可能出现;经济增长越是受追赶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驱动,此时期社会经济不平等就越严重。相反,资本主义受监管调节的程度越高,税收和福利体制越发达,就越接近“嵌入于社会”(或“根植于社会”)之中的资本主义(socially embedded capitalism)。该学说由匈牙利经济学家卡尔·波拉尼(Karl Polanyi)在其著作《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中提出,从1945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西欧国家的资本主义大致处于该状态。

然而最近40年中,“嵌入于社会”的资本主义让位于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去管制化(deregulation)、全球化(globalization)和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随着经济与政治决策去国家化程度的加深,民主选举产生的议会权力受到削弱,缺乏监管的全球市场影响力扩大,金融巨头和超国家机构的地位超过议会代表。

西方民主选举未能有力遏制不平等

默克尔在《资本主义与民主结合失败助长不平等上升》一文中写道,在理想的民主体制中,投票选举是终结不平等现象的途径。按这一逻辑,低收入人群会将选票投给那些致力于经济再分配的政党,然而数据显示事实并非如此。很多所谓“成熟民主国家”的选举投票率持续下降,经济条件较差的人口群体放弃投票的比例高于社会中层和上层。

根据美国非营利机构“非营利投票”(Nonprofit Vote)2013年公布的数据,在2012年美国总统选举中,家庭年收入低于5万美元的居民投票率为62%,家庭年收入高于7.5万美元的居民投票率为77%,且这种差距在2000年、2004年和2008年大选中同样有所体现。默克尔称,进一步观察后,可发现美国的民主选举现状接近于一种“选举隔离”,社会下层被排除于政治参与之外,这种现象的长期影响不容低估,且这种情况可能也将在其他“民主国家”中出现。

谈及社会底层居民为什么放弃投票时,默克尔表示,他们不相信参加选举会给自己的社会经济状况带来任何改变,且他们的受教育程度越低,政治知识越贫乏,政治参与度就越低。底层群体需要强有力的集体组织,如20世纪前75年里活跃在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美国除外)的工人组织。不过,经合组织今年1月公布的数据显示,从1980起,经合组织成员国工薪人口参加工会的比例持续下降,即使是法国、西班牙等历史上工会势力强大的国家也不例外。

默克尔告诉记者,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选票是西方国家社会下层阶级用来抵抗资本家和富裕阶层的工具,底层人民通过为左翼党派投票来巩固工人权益、实施再分配性税收、扩展福利国家制度,这一阶段大部分发达国家经历了从上至下的经济再分配。然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上台后,实行放宽市场管制、减税、缩减社会福利等政策,引领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随后走上新自由主义道路并依赖于此,民主选举失去了抑制不平等的力量,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扩大。

全球面临不平等和贫富悬殊挑战

艾伯森在《资本主义的内在缺陷支撑皮克迪的观点》中明确指出,在稳定的经济条件下,如果没有政府干预,财富集中是一种自然趋势,这源于资本主义的本质。

谈及如何减少不平等,默克尔建议采取以下几方面措施:实现高就业率或充分就业,采取累进税制(低收入者不交税,高收入者、富豪和企业多交税),建立起基于个人才能而非社会背景的教育体制与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确保人民过上体面生活并激励劳动者满足劳动力市场的新需求)。为此,左翼和中左翼党派、工会以及国家应结成紧密联盟,调控整个经济而不只是金融市场;政府必须强力、有效、无腐败行为且为公民所接受;国家必须制定规则并向人民提供市场不会自发产出的集体物品。

艾伯森在接受采访时谈到,解决不平等问题没有单一的“灵丹妙药”,但至少首先应该承认不平等不会自行消失。除经济手段外,提升社会伦理道德水平也有助于实现公正。

皮克迪建议通过对资本(或财富)征收累进税来避免不平等,受访学者就这一点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默克尔称,从理论上讲,对巨额财富征税是一个好主意,且这并不会妨碍经济增长和创新。不过,就此达成国际协议困难重重,许多大国恐怕不会接受。皮克迪本人也承认实行财富税“要求极高水平的国际合作,这显然是不现实的”。同样,艾伯森也认为财富税难以施行。

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希勒(Robert J. Shiller)今年5月在“评论汇编”(Project Syndicate)网站发文提出“不平等性保险”(inequality insurance)办法,即由政府建立长期计划,如果未来不平等现象显著恶化,高收入人群的所得税率会自动提高,否则税率保持不变。在默克尔看来,希勒的方案也存在缺陷。第一,它无法消除已出现的不平等;第二,其实施同样需要各国合作,而这是那些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不愿同意的。艾伯森则指出“不平等性保险”原则上合理,但实际执行难度大。

究竟如何预防并消除不平等?经济增长、财富积累怎样才能惠及社会全体成员?这些问题仍待政治家和各领域学者深入研究,但不可否认的是,不平等和贫富悬殊不仅制约资本主义国家未来的发展,也是21世纪全球面临的重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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