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高中的时候也困惑于这个问题，总是觉得有哪些不对。最近开始读一些研究上古汉语语法的著作，才大概知其一二。

上古汉语不是一个共时的平面，而是许多历时平面的组合，因此研究时切忌步传统训诂学后尘，将这些书混为一谈。先秦方言不同，《庄子》和《孟子》的语法就有很多微妙差别，这还只是共时的方言差异。从《左传》到《史记》，语法差别就更明显了。

所以，这个答案如果展开写，将会是一篇极长的文章，说是文献综述毫不为过。笔者时间不多，在此随手拿出几个现有的研究成果，以后会慢慢补充，争取完善：

1.“语”和“言”，“赐”和“献”

潘秋平《上古汉语与格句式研究》（2015）指出，这两对动词都能带两个宾语，但是搭配的结构不同：

简单来说就是：

A语BC=A对B说C

A言B于C=A言BC=A对C说B

“语”和“赐”相似，而“言”和“献”相似。后世两者混淆，如“越人语天姥”。

此外，上古晚期开始流行用“道”代替“言”的现象，如《韩非子》就有例子。到了司马迁的年代，这个用法已经十分常见了。

2.转折句

梅广《上古汉语语法纲要》（2018）指出，先秦时期表示转折的主要是“而”，汉以后“然”字势力扩张。先秦没有“虽...然...”这种句式，“虽”不和“然”呼应。

3.“即”

梅广（2018）指出先秦时期“即”表示“一旦，万一”的情况还不多，《左传》仅见一例，《墨子》和《韩非子》中有一些，而到汉代已经很多了。

4.“而”

梅广（2018）指出“而”本来不是连词，而是转折副词，有可能来自于虚词“言”的弱化形式。春秋战国时期这个“而”十分活跃，但是在战国晚期有衰退的苗头：它开始变成只有语音形式的垫子，没有实义，纯粹凑音节用。但是，它彻底衰退是东汉的事。

这个连词的消失可不是小事，是汉语史上的一次大事。从此，谓语的并列结构消失了，所有并列关系的动词+动词再也不是词组结构，而只能视为复合词，同时还助推了偏正连动结构、动补结构的形成。这两种结构的兴起也差不多同时，也是在东汉。比如“挠乱之”在之前可以理解为“挠（及物动词）而乱（及物动词）之”，在这之后“乱”字只能理解为补语。

5.述补结构

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2017）第四章有详细介绍。其中提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动词+宾语+结果补语的形式大量出现，如“打头破”。

6.被动句

上古时期有些动词可以直接添加前缀或后缀表达被动含义，但字形不变，比如“伐”：

“《公羊传》曰：春秋伐者为客，伐者为主。何云？伐人者为客。读伐，长言之，见伐者为主。读伐短言之，皆齐人语也。按今人读房越切，此短言也，刘昌宗周礼大司马、大行人、輈人皆房废切，此长言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

“见”在上古只发展出“遭遇”的用法，用来标记被动，但不像现代被动句那样有负面含义。春秋时期的文献中，“见”用来表被动的用例还不太多。《史记》用“见”表示被动的频率明显高于先秦。

战国晚期，出现了被动句的两种新用法：“为x之V”“为x所V”（V=verb）。这两个用法到后世十分盛行。至于“被+V”的用法，基本上可以说是汉代及以后才有的，先秦的几个可疑例子都可以解释成“被+N”（N=noun）。

7.“将”

蒋绍愚（2017）提到“将”在汉代出现“携带”义，相当普遍，后来虚化为处置义，如“令数吏将建弃市”《汉书·赵广汉传》。

8.何处

后世诗文常见“何处”，但先秦只用“何、奚”或者“恶、安、焉”。

9.“了”

先秦至西汉无此字。东汉此字开始出现，来源不明。

10.量词、单位词

这块十分复杂，兹以截图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