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官设置在三代时期就出现了。三国时期，魏、吴都设置了专门的史官，掌管国家大事、帝王起居的记录、魏国的史官称作著作郎，晋替代魏以后沿用，兼起居注；而吴史官称为左国史、右国史、东观。这些史官记载的档案资料，统一后都一总归于晋朝都城洛阳。

陈寿编写《三国志》的时候，已经是晋朝的专职史官－－著作郎了，当然可以获得参考这些档案资料的机会。至于蜀汉，《三国志。蜀后主评传》载：“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

从这段记载来看，应该是没有设置专门的史官的。因而也就没有什么资料可以参考。

然而唐代的史学家刘知己不同意这个观点，他举例说明陈寿评价蜀国不设史官是厚诬诸葛亮。（见《史通。史官篇》）

然而刘知己的说法和所举的例子，并不足以驳倒陈寿的说法。蜀国虽然也有东观郎、秘书郎等官，但可能只典校书籍而没有修史，所以陈寿才说了“注记无官，行事多遗”。何况蜀汉有没有设置史官，在当时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当时的许多人都知道，陈寿不至于为了这个事情而说假话来诬蔑诸葛亮，相反的是，陈寿在《进诸葛亮集表》和《三国志》中，对诸葛亮评价是公正客观，对诸葛亮本人也是推崇备至的。

当然蜀国虽然官修史书没有，私人记史却是有记载的。《华阳国志。王化传》里面说，王化的弟弟王崇，“蜀时东观郎”，西晋时期为尚书郎，曾经著《蜀书》，并且说“其书与陈寿颇不同”，其撰写时间约和陈寿同时或者稍晚，对蜀国历史从个人角度进行了记载和分析评判，可惜此书亡佚，否则必能给三国历史提供新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