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是如何做官的？对比现在，人类唯有进入历史，才能看到现实的暗礁。读史的意义不仅在于明智，还在于提醒自己不要遗忘。翻读杨照《史记的读法》，看到如何为官这一章，心生感慨，摘录其中，分享给大家。

汉武帝时代的特殊产物：

酷吏的扭曲与转型

《酷吏列传》与《伯夷列传》和《游侠列传》一样，不开始于叙述，而是议论。《酷吏列传》先引用孔子的话:“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这是儒家的基本态度，看重德远远超于刑。所谓“德”，是指一个人真心相信规矩、自在地依照规矩行事，无须强迫，这是上等的统治者应该追求的效果，下等的统治者才会用威胁和惩罚的手段。

不只儒家如此，道家的概念也与此相仿:“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这是老子的态度。统治者越是重视法令，法令反而不会发挥作用，盗贼也会越来越猖獗，真正的理想社会是“上德不德”。所以太史公就说:“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法令是工具，而不是目的。

《大秦帝国之裂变》

接下来他说:“昔天下之网尝密矣。”“昔”主要是指从战国后期到秦，也就是法家崛起的这段时间，当时的社会情况需要法家帮助国君们治理国家，同时富国强兵。然而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法令越来越多，整个帝国“奸伪萌起，其极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可见，法令带来的影响其实一点都不好。

秦始皇时期是法网最密的时候，密到街上全是刑徒，人根本没有办法安居，“吏治若救火扬沸”。每天醒过来只是在想如何不犯法，或者如何骗过这个无所不在的、一不小心就会触犯的法律。

这种情况之下，当一个吏都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一个官吏要负责这么多事情，还要有这么多的算计，几乎没有人能愉快地胜任，对那种不希望一味用威逼和法令的方式来进行统治的吏更是如此。有时候甚至夸张到只要这个官员稍微谈及道德，就会被视为没有尽责。

在那样一种法网严密的情况下，所有的吏都被迫在职责上忘掉道德，心中想的只能是法令。如果这些执掌法令的人在政治统治上没有道德观念，那这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治组织呢？

这就是《酷吏列传》开头提出的重要观点：一个社会的法令可以强到扭曲系统之中的人性，让这些人没有道德。

接下来，司马迁引用了孔子的这句话:“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孔子认为，掌管法令的人能够清楚地分辨对错，其实是低层的能力。一个真正称职的官吏，应该做到的是“无讼”，让社会没有争执，不需要动用任何法令。

这就是司马迁在《酷吏列传》中清楚表达出来的一个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在管理社会、用政治权力来和社会进行互动时，不能把法律放在首位。法令的背后有更广泛的人性，有更深厚的道德。如果法律使系统里的人都没有了道德，将是一件可怕的事。酷吏象征了这种可怕的情境，因而有了认识酷吏的必要和理由。而且，通过理解这些酷吏，司马迁也表达出他对什么是政治、如何管理一个社会的深刻思考。

《酷吏列传》对司马迁来说非常重要，也有深刻的用意。在一开头的议论当中，他用了鲜明的笔法，把儒家的看法跟道家的看法并列出来。他先说孔子怎样认定道德的影响力：道德的力量是超越法令的。除了儒家的态度之外，他也告诉我们，道家基本上也不看重法令。在老子的思想当中，最好的社会是大家通通忘掉法令。

其实，司马迁是用这种方法提出儒家、道家跟法家的根本差别。这种笔法后面又出现了一次，他先引用孔子的话，告诉我们要怎样做一个称职的管理法令的人。在孔子的心目中，一个好的管理法令的官吏，是要让人民不需要用到法令，也“必也使无讼乎”。如果大家都依照法令告来告去，充满了各种争执，那么法令越有用，社会也就越纷扰。儒家和孔子是这样看的。

讲完儒家，司马迁引用了老子的一段话:“下士闻道大笑之。”汉朝成立后，表面来看，其政治意识形态选择了跟秦彻底相反的黄老之道，文帝、景帝的时候，的的确确在“与民休息”，希望用这种方法扭转社会对法家的依赖。

司马迁（前145-约前86）

可是，秦建立的法令系统并没有那么容易解决，建立真正的黄老政治谈何容易。到了汉武帝时期，黄老之学被搁置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治政策转而以儒学作为政治的最高指导原则。不过，如果看得更细一点就会知道，无论是黄老之学还是儒学，汉代的态度都不彻底，由酷吏代表的法家观念一直阴魂不散。

汉朝刚建立的时候，的确有一段时间法令是比较宽松的，“网漏于吞舟之鱼”。虽然有法令，可是执行得很松散，这样一来反而能够“吏治烝烝，不至于奸，黎民艾安”。越是把法网收紧，人民为了避免被法令波及，必然会用各种方式算计。人民越算计，就越需要更多的法令来管辖，如此便形成了恶性循环。

怎么解决这样的恶性循环？一个美好的社会如何形成？汉初的时候，为了解答这两个问题，便有了如下对策：即便有法令，也不要随便动用。人民犯了法，小罪不要追究，甚至中罪都可以不计较。越是这样，吏治反而越容易。

当一个官员不管那么多，人民就不会那么坏，这样看来，要让一个社会有好的秩序，不在于建立严密的法令去恐吓、威逼、惩罚，而在于如何建立一种内在的秩序，让人民不愿意犯法。这就是关键的差异。

司马迁认定的好官：

张释之的政治智慧与廷尉典范

《酷吏列传》是从郅都开始讲起。郅都的时代是文帝、景帝的时代，但《循吏列传》却是由孙叔敖开始讲起。一开头就说“孙叔敖者，楚之处士也”，一个春秋时代的人。孙叔敖之后，接下来有子产、公仪休、石奢，至此《循吏列传》也就结束了。石奢是什么人呢？“石奢者，楚昭王相也。”说的仍然是楚国，是战国时代。换句话说，《循吏列传》一个汉代的人都没有写，而《酷吏列传》写的通通都是汉代的人，这显然意味着，酷吏是汉代尤其是武帝时代的特殊产物。

除了用这种方式显示出酷吏的时代特殊性之外，其实司马迁在另外一篇列传中真正写了在汉代和酷吏形成鲜明对比的人——不是《循吏列传》——如果我们更细心地去查找，会找到一篇非常重要、非常独特的《张释之冯唐列传》。读完《酷吏列传》之后，如果要追问司马迁认定的好官是怎样的，答案就在这两个人的故事之中了。

在写张释之的时候，司马迁同时也在写汉文帝。张释之的出身很低，但他质朴的个性跟孝文帝有所呼应，因此成就了一代廷尉的典范。

皇帝到了霸陵，看到新丰道(顺着新丰道能够走到邯郸)，一时非常感慨，就让同去的慎夫人鼓瑟，自己唱起了歌，“意惨凄悲怀”。文帝这时候年纪越来越大，感觉到人寿不终，必须开始思考自己死后的事情了。为什么到了霸陵看到新丰道，想到邯郸，他会有这样的感慨呢？因为这个时候他在选择自己去世之后要葬在哪里。

文帝唱完歌跟群臣说，选在这个地方应该是安全的，用最好的棺木，“以北山石为椁”，谁都没有办法扰动我的尸体或者灵魂吧。他心中这样想，也就感慨地说了出来。这个时候群臣会有什么反应？很正常的反应，“左右皆曰善”。只有一个人反应不一样，那就是张释之。

张释之说:“使其中有可欲者，虽锢南山犹有郄；使其中无可欲者，虽无石椁，又何戚焉!”他的意思是，如果不希望别人来扰动自己死后的平静，就应该薄葬。对于把“可欲”之物放到皇帝的陵寝里，张释之持反对态度。这么多金银财宝作为陪葬品放到陵墓里，反而是有害于墓主的。更重要的是，就像他当初在车上对文帝“具以质言”一样，他不阿谀皇帝，明明知道皇帝这个时候在想什么，却一定要把他认定正确的原则讲给皇帝听。

对比《酷吏列传》，汉武帝提拔的那些酷吏反而都是用讨好皇帝的方式，他们采用的手法可能非常拙劣，但是只要能配合皇帝当时的心情，讲皇帝想听的话，汉武帝就会高兴，就会重用这个人。

文帝刚好相反，他之所以重用张释之，是因为张释之总是在明明知道他想要什么的时候，跟他说这样是不对的，而且这种状况越来越戏剧性。文帝又给了张释之更大的位置——廷尉，让他执掌法律。

过了一阵子，“上行出中渭桥”，恰好有人从桥下走出来，皇帝驾车的马受到惊吓，差一点危及皇帝。这可是一件大事，这个人当场被抓住送到廷尉那里。张释之出来问他，这个人很诚实地回答:“我是乡下人，我到这里来，听说有交通管制，不能走了，就躲到桥下不敢动。在那里躲了很久，心想交通管制应该已经过去了，所以才走出来。没想到一出来，恰好遇到皇帝的马车经过这座桥，所以我犯了这个错，扰动了皇帝。”

听完之后，廷尉张释之做出了评断，“一人犯跸，当罚金”，并把这个结果报告给文帝。文帝气得不得了:“此人亲惊吾马，吾马赖柔和，令他马，固不败伤我乎？而廷尉乃当之罚金！”张释之也不退让，他说:“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

什么叫“法”？“法”是天子跟所有的人一起共同遵守的，如果因为涉及天子就给这个人更重的惩罚，那就违背了法的精神。违背了法，最严重的结果就是“法不信于民也”。而且，如果这个人因为惊扰天子被当场杀掉，那么杀了也就杀了，可是如果把这个人送到廷尉这里来治罪——“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廷尉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维护法律的尊严。

用法，碰到不一样的人，法律的轻重都不同，那人民要如何守法呢？人民会如何看待法律呢？

德国社会学家鲁曼(NiklasLuhmann)有句名言，大意是说，在我们这个共同的社会生活当中，如果没有了对人的基本信任，会连早上要醒来的勇气都没有了。如果社会上没有最基本的规范，让人知道法律对什么事情有什么样的管辖，或者如果法律不是跟每个人都有可以信任的固定关系，人民不知道法律会以什么样标准运用在自己身上，那么“安所措其手足”？连手脚都不知该怎么放了！

《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

张释之建议文帝好好想一想。文帝真的想了，而且想了很久，当然会有一点不甘心、不情愿，但最终还是被说服了。司马迁《史记》的描述多么感人，良久，文帝才说:“廷尉当是也。”

这里面可以揣摩文帝的心情:“你说得对，即使我身为皇帝，也必须委屈自己，因为你说的道理比我的权威更高，这才是对待法律的基本态度。”

汉代政治风格的转向：

皇权与能臣的矛盾

在汉文帝和张释之的互动中，司马迁写出了他对法律的一些深刻看法，同时也表达了在汉代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就在张释之传记的最后一段。

因为张释之抱持的这种原则，“中尉条侯周亚夫与梁相山都侯王恬开见释之持议平，乃结为亲友”。不过，麻烦的事情出现了。文帝死后，当时的太子变成皇帝，也就是景帝。张释之很害怕，他因为司马门事件得罪过太子，不知道新皇帝会不会记仇。怎么办呢？这时候就有一个“王生”劝他不要躲，一见景帝先表明态度道歉。景帝一看张释之把旧事拿出来跟他道歉，他也有自己基本的尊严，就说没关系，不会因为这件事怪罪张释之。

这个王生是善为黄老言的一个隐士或者处士。在汉文帝的时候，黄老变成朝廷当中的主流意识，王生虽然没有官职，但是声望和地位很高。有一天，在好多高官面前，他突然说袜带松了，让张释之帮自己绑袜子。当时张释之已经是廷尉了，是朝廷中管法律的最高权威。不过张释之没有任何不悦，跪下来帮王生绑袜子。这件事情发生后，当然就会有人觉得很奇怪，问王生说，“奈何廷辱张廷尉，使跪结韤？”王生说这就是黄老之术:“吾老且贱，自度终无益于张廷尉。张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结韤，欲以重之。”

在这里，司马迁告诉我们，赖由王生的这种黄老之术，张释之先把身段放低，然后去争取新皇帝的原谅。不过，景帝不是真的不计较，继位一年多以后，还是把张释之的廷尉官职换掉了，派他到淮南王旁边当相，夺走了他的实权。

这是另外一个伏笔，司马迁在暗示汉代朝廷政治风格的转变，这时的政治风格从文帝以黄老作为指导原则的真正宽容，慢慢回到秦朝那种苛刻严厉的政治风格。这种政治风格在景帝时已经出现了，到了武帝的时候越来越严重，由此我们也就明白，为什么《酷吏列传》一开头写的是郅都。郅都是跨越文帝和景帝中间的人，但文帝时期能够崛起并被重用的是张释之这样的人。

《却坐图》，描绘汉文帝时袁盎谏止宠妃慎夫人与帝后并坐的故事，文帝在此表现为一个善于接受谏诤的开明皇帝。

张释之原来做骑郎十年都没有任何机会，可是一旦有机会亲近孝文帝，他这种耿直、对待法律的态度就得到了理解和赏识。相较而言，郅都那种严苛的政治风格不可能在文帝的朝廷上有什么前途。等到景帝上台之后，政治风格为之一变，就适用于郅都这种人。以郅都开端，汉代整个政治走向就从宽容体贴、维持法律的最基本公平尊严，转向酷吏用各种方式讨好皇帝、整肃官吏乃至于欺压老百姓。

关于张释之，司马迁最后一句话说的是他的儿子张挚。张挚字长公，一度因为父亲的关系升为大夫，但是他接下来离开了，“以不能取容当世，故终身不仕”。司马迁用张挚的遭遇告诉我们，张释之死后，汉代政治的风格换了另外一种方向、另外一种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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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开始，解读司马迁的切身遭遇，进而从《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吕后本纪》等篇章分析汉代初期的历史，表现司马迁对汉初政治运作的锐利观察。在多重时间维度的观念中，《史记》中的“表”和“书”可以突显司马迁的突破性创意；而本纪和列传的布局谋篇中，也可以发现司马迁眼中谁才是值得载入史册的典范，哪些价值才是让他耗尽全部心神写完《史记》的动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