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之名，亡虑数十百种，而究其实，不过经与史二者而已。经所以载道，史所以纪事者也。六经开其源，后人踵增焉。训诫论议考辨之属，皆经之属也。鉴记纪传叙志之属，皆史之属也。顾六经者，圣人之书也。言体必有用，言用必有体。《易》与《礼》、《乐》，经中之经也，而事亦纪焉。《诗》、《书》、《春秋》，经中之史也，而道亦彰焉。后人才识浅短，遂不得不歧而二之。二之斯不能不有所戾，故高谈名理者，常绌于博识之士；而自矜该洽者，其是非或谬于圣人。顾理无二致，故言道之书，虽世不乏著，究其精者，亦不过恢张余蕴，仅可作佐翼注疏；其卑者，糟粕唾余而已；若稍肆焉，则穿凿傅会、破碎支离之弊出矣。至于事则不然，日异月新，千态万状，非圣人已然之书所能尽也。故经不能以有所益，而史则日以多。夫史固盛衰成败废兴存亡之迹也，已然者事，而所以然者理也。理不可见，依事而彰。而事莫备于史，天道之感召，人事之报施，智愚忠佞贤奸之辨，皆于是乎取之，则史者可以翼经以为用，亦可谓兼经以立体者也。自制举艺出，而经学遂湮，然帖括家以场屋功令故，犹知诵其章句。至于史学，其书既浩瀚，文复简奥，又无与于进取之途，故专门名家者代不数人，学士大夫则多废焉置之，偶一展卷，率为睡魔作引耳。

至于后进初学之士，若强以读史，则不免头岑岑，目森森，直苦海视之矣。《春秋》三传，左氏最为明备，专经者犹或不能举其词，况其他乎？顾人多不能读史，而无人不能读稗官。稗官固亦史之支流，特更演绎其词耳。善读稗官者，亦可进于读史，故古人不废。《东周列国》一书，稗官之近正者也。周自平辙东移，下迄吕政，上下五百有余年之间，列国数十，变故万端，事绪纷纠，人物庞沓，最为棘目聱牙，其难读更倍于他史，而一变为稗官，则童稚无不可得读。夫至童稚皆得读史，岂非大乐极快之事耶？然世之读稗官者颇众，而卒不获读史之益者，何哉？盖稗官不过记事而已，其于智愚忠佞贤奸之行事，与家国之废兴存亡盛衰成败，虽皆胪列其迹，而于天道之感召、人事之报施、智愚忠佞贤奸计言行事之得失、及其所以盛衰成败废兴存亡之故，固皆未能有所发明，则读者于事之初终原委方且懵焉昧之，又安望其有益于学问之数哉？夫既无与于学问之数，则读犹不读，是为无益之书，安用灾梨祸枣为？坊友周君，深虑于此，嘱予者屡矣。寅卯之岁，予家居多暇，稍为评骘，条其得失而抉其隐微，虽未必尽合于当日之指，而依理论断是非既颇不谬于圣人，而亦不致遗嗤于博识之士，聊以豁读者之心目，于史学或亦不无小裨焉。故既为评之，而复叙之如此。时乾隆元年春月，七都梦夫蔡元放氏题于支瞬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