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报

墓志铭是世界范围内通用的纪念逝者的方式，任何一篇墓志铭都承担着纪念式的现实功用，好的墓志铭往往闪烁着思想的火花。在我国，它还是一座特殊的文化宝库，既反映了前人不同的思想文化和思维方式，又表达着人们对待自我、社会、世界的认知。

1 刻石作铭的起源

墓志铭是对逝者生平的概述和赞颂的文体，学者们通常把一篇墓志铭细分为“志文”和“铭文”。“志”，即记叙逝者的姓名、籍贯、官职、生平事迹等，在形式上多使用散文；“铭”则是用韵文的形式，赞颂逝者品德的文字。

墓志铭是我国古代文献中数量庞大的一个类别，更是考古发现中数量最大的文献种类，为多种门类的学术研究提供了素材。正因如此，古代的墓志铭历来受到专家学者的重视。对于墓志铭的确切起源，史籍中未见有详实的记载，因此学术界一直众说纷纭，但基本上都是着眼于丧葬制度。学者们或依据文献记载，或靠出土实物予以佐证，形成多种学术观点，包括“战国说”“秦代说”“西汉说”“东汉说”“魏晋说”“南朝说”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说法有“西汉说”“东汉说”“魏晋说”等。

例如，有学者认为西汉时期出现的“告地状”便是墓志的雏形。新中国成立后，多次考古发掘中都发现了西汉时的“墓志”，即“告地状”。《中国风俗通史·秦汉卷》认为，在西汉前期墓葬中，有瘗(读音yì)埋告地状的葬俗。告地状系将死者从阳间移交到阴间的书状，通常书写在木牍上。

“东汉说”的支持者较多。1929年，考古人员在洛阳东北郊出土的墓葬中，发现了东汉延平元年(106年)《贾武仲妻马姜墓记》，其中详细记录了死者姓名、家世、生平事迹及死葬日期，这也被认为是我国发现得最早的用石头刻制的墓志。该志石长46厘米、宽58厘米，志文隶书，15行，每行13至19字，书法刚劲有力。近代著名学者罗振玉在《辽居稿》中曾为之题跋曰：“汉人葬记前人所未见，此为墓志之滥觞。”

“魏晋说”认为，《宋书·礼志二》明确提到禁碑始于曹操：“汉以后，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兽、碑铭等物。建安十年(205年)，魏武帝以天下凋敝，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黄初三年(222年)魏文帝下诏，取消墓地上一切设施和标志。可能是世人追念亡者之情仍希望有所寄托，于是产生了将地表刻石埋入墓中的墓志铭形式，这就是墓志的起源。

总之，墓志铭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延续至今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从材料上说，早期是“砖、瓦、石并用”，后来逐渐形成了石刻墓志；从文体上说，墓志铭由简入繁，由随意写刻变成了有固定格式；从名称上看，由早期的墓记、柩铭等名目统一为墓志铭。特别是魏晋南朝时期，由于限制立碑，迫使墓碑以缩小的形式，由地上转入地下，这也是促使墓志铭正式形成的一个重要外部机缘。

唐代是墓志铭发展的巅峰时期。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社会繁荣，另一方面是有了前代文学的积淀，使得墓志铭的创作达到鼎盛，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均被后世所借鉴。此后，名人自撰墓志铭趋于兴盛，如白居易《醉吟先生墓志铭并序》等。明清时期，整个社会都看重丧葬，这一时期文人的创作也达到了封建社会的又一高峰，在很多文人墨客的书籍中，都能看到墓志铭这种文体出现。

2 文人墨客代写墓志铭

我国古代的墓志铭源于刻石墓碑。墓碑对墓志铭的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以至于后来的研究者对它们多不作区分，而统称为碑志。

实际上，虽然墓碑和墓志都能起到颂扬墓主的作用，但自产生时起，二者的功能就大相径庭，墓碑文和墓志铭更是两种不同的文体。并且，古人将墓碑立于地上，随着时间的推移，或日晒雨淋，或因战乱损毁，多数墓碑终将被毁弃，无法实现墓主“垂之亿载”的愿望。而墓志铭形体较小，并且要随着墓主的棺柩葬于墓中，就像明代吴讷所说：“墓志，则直述世系、岁月、名字、爵里，用防陵谷迁改。”不难看出，古人设置墓志铭的首要目的在于记事和防止陵迁的功用。现存墓志数量远多于墓碑，从客观上也证明了墓志确实比墓碑更易保存，传世久远。

在文体繁盛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墓碑文与墓志文被严格区分。西晋文学家陆机在《文赋》一文中，首次将碑文当作与诗、赋、铭、诔(音lěi)并列的文体而单独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南朝梁代文学家萧统在《文选》中也是将碑文和墓志文看作两种不同的文体分列的。

这种区分在宋代以后逐渐为人们所忽略，一直延续到清代。清代许多著名的金石学家对墓碑文和墓志文不作区分，仍持碑志一体论。如清代著名藏书家、书法家孙星衍将所有的墓碑和墓志都当作碑来看待，他所收石刻多半为墓志铭，但均以“访碑录”命名。甚至到了当代，许多学者仍将碑、志看作一体，也是承袭了这一看法，约定俗成地将一切刻在墓碑上或墓中、概括逝者生平的文字均叫做墓志铭。

刻石作铭，曾是古人死后的一件大事，很多人在生前就为自己撰写了墓志铭，或者不惜重金求人为自己写墓志铭。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就是写作高手，其文集中收录墓志铭70多篇；儒学大家朱熹曾为14位女性撰写过墓志铭，表达了理想女性应具备孝顺、贤惠、学识和严慈等品格。欧阳修一生共创作过83篇墓志铭，都是褒奖当代儒学之士和才能之士，以从正面树立新的士大夫评价标准。

此外，历史上还有一种罕见的无字碑，成为后世难解之谜。

神龙元年(705年)，82岁的武则天在人生的舞台上谢幕。在她和唐高宗合葬的乾陵前立着两块石碑，西边的那块属于唐高宗，上面刻着他的丰功伟绩；而东边的那块八米石碑高大巍峨，上面竟然一个字都没有，这就是著名的武则天无字碑。

除此之外，我国历史上还有另外两块著名的无字碑，每一块都记载着一段历史。

一块是东晋名士谢安的墓碑。谢安就是成语故事“东山再起”里面的“主人公”，他四十岁时才开始做官，在谢安的举荐下，其侄谢玄带领被称为中国历史上五大强军之一的“北府兵”，在淝水之战中大败前秦。谢安因此成为全民英雄，他死后，墓碑上不刻一字，代表着功德无量。

还有一块是南宋奸臣秦桧的墓碑。臭名昭著的秦桧死后墓碑上无字，是因其陷害忠良，卖国求荣，后人不屑为他刻字。

3 了解古代社会的“参考书”

墓志铭是我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既具有一定的石刻艺术和书法价值，又蕴含丰富的历史文化，能够起到证史补史的作用，已成为文物部门整理收藏的重要内容之一。考古学者认为，短短几十年间，墓志石刻已经从一种边缘性史料成为我国中古特别是唐代研究最为丰富的信息来源之一。

研究者发现，古代墓志铭所提供的丰富细节非常惊人，是现代人研究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生动的“参考书”。如元景在北魏宣武帝时任徐州刺史，很有理想抱负，但残酷的政治斗争为他惹来杀身之祸，因此在《临刑自作墓志铭》中写道：“洛阳男子，姓元名景。有道无时，其年不永!”寥寥数语，生不逢时的悲壮之情跃然纸上。

现存墓志铭保留相对多且完整的朝代当属唐代，出土的大量墓志可以使人们了解当时的政治语境、民族战争、历史人物及对当时政权的评价。如武周时期的墓志“多含政治隐情”“不少墓志通过墓主人的个人遭际揭露了酷吏政治的黑暗”，这些都体现了武周时期人们对于酷吏政治的反感，撰写墓志者通过隐晦的语言记录了人们对于社会现状的抗拒，曲折表达了人们向往光明自由的生命追求和理想。

对于很多现代人来说，认识墓志铭是从学习书法临帖开始的。墓志铭是我国古代一种重要的石刻形式，越来越受到学者和书法家的关注。单纯对于书法而言，墓志和许多书法名作一样，具有独一无二的艺术特色，是人们临习书法的模本，如司马昞墓志铭、刁遵墓志铭等。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墓志铭这一文化遗产的开发和保护。随着文物保护法的颁布和实施，新出土的和散落于民间的墓志及拓片被征集和保存到博物馆、图书馆，学术界兴起了一股墓志研究热，这一形态在古籍校勘和历史文化研究中发挥了更大作用。

4 充满自嘲与幽默的西方墓志铭

墓志铭是世界范围内通用的纪念逝者的方式，但从内容上看，东西方国家天差地别。东方的墓志铭重在描述和称颂，严肃凝重；而西方则五花八门，或诠释人生，或介绍自我，或馈赠箴言。

英语中，墓志铭一词epitaph是古罗马统治时期的产物。在希腊神话传说中，掌管天文的缪斯乌拉尼尔和音乐家安菲玛洛斯的儿子利诺斯是底比斯的诗人，富有音乐天才，创造了“利诺斯歌”，即哀悼的歌，后因得罪了太阳神阿波罗而被杀死。后人写下哀伤的诗纪念他，称之为欧里娜，希腊语称为epitaphion，epi是“在……上”的意思，taphos即“墓碑”之意，合起来就是“刻在墓或碑上的文字”，通译为墓志铭。

古罗马时期的墓志铭内容简短，一般以“hic jacet”开始，译成英语是“Here lies……”，即“……安葬于此”的意思，然后是墓主人的姓名、头衔和生卒年份等。

欧洲的墓志铭自产生之时起就带有较强的文学性。在《希腊文集》中可以读到许多诗人撰写的墓志铭，古希腊最有名的抒情诗人之一西摩尼得斯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其作品大都采用哀歌体诗句，感情丰富、形式简练。古罗马的墓志铭也参照了古希腊的作品，不过行文中增加了事实的叙述，写上警告后人不要破坏死者坟墓的话，散体逐渐增多。

此后在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欧洲墓志铭一直沿用拉丁文写作的惯例，直至文艺复兴时期才有所突破，出现了各种文字的作品。

英语写就的墓志铭始于14世纪中叶，至伊丽莎白时代(1558年-1603年)，墓志铭开始带有明显的文学色彩。16世纪末，用诗歌体写墓志铭已颇为流行。17世纪欧洲墓志铭空前繁荣，许多著名的墓志铭都是文人雅士的即兴之作，并非为了用在墓碑上，如本·琼森、约翰·弥尔顿等诗人都给后世留下了优秀的作品。关于人们写墓志铭的用意，英国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在《论墓志铭》中说：人们创作墓志铭有两个愿望——保存死者余骸和便于记忆。

与我国不同，欧洲国家的墓志铭叙事议论对话描写较少，而以抒情为主。很多情况下，甚至不会介绍墓主的生平，只揭示主要特征或阐述一个观点。多以简短为特色，语言哲理性强，风格多样。

英国17世纪后期最重要的作家德莱顿为他妻子写的墓志铭只是两行诗：这儿躺着我的夫人；就让她安卧在此吧!现在她已长眠，我也得到安宁。英国18世纪执文坛牛耳的著名学者塞缪尔·约翰逊为一位同辈作家所写的墓志铭虽是散体，但依然“简约不简单”：奥利弗·哥尔斯密，诗人，博物学家和历史学家；几乎没有什么他未曾涉猎，而凡涉猎者他皆有所建树，并为之增色。法国作家司汤达的墓志铭同样精炼：“米兰人(他曾侨居米兰)亨利·贝尔(司汤达的原名)安眠于此，他活过、爱过、写过。”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墓志铭是：“他观察着世态的变化，但讲述的却是人间的真理。”

此外，还有一些是逝者生前自撰的，且本人不喜欢吹嘘，多偏重于自嘲和幽默，这也是英国墓志铭的一大特色。世界最负盛名的作家之一威廉·莎士比亚1616年逝世后，被安葬在家乡的圣三一教堂。他的墓上只盖着一块石板，没有立碑。这篇自撰的墓志铭就雕刻在石板上。译文如下：朋友，看在上帝的情分上，切勿挖掘掩埋在此的灵柩；留我坟墓者必赐福，动我遗骸者将受灾。约翰·盖伊是18世纪英国诗人、剧作家，其作品多讽嘲权贵，针砭时弊。盖伊的墓碑上有两首墓志铭，第一首为新古典主义诗人亚历山大·蒲柏所作，对其文才诗艺称颂有加；第二首短诗是盖伊自撰：世间的一切表明，生命不过是场玩笑；往日我曾这样揣想，现在我已深明此理。1821年2月23日，杰出的英国诗人作家约翰·济慈客死罗马，年仅25岁。他临终之际，为自己写下了墓志铭，并要求将这句话刻在墓碑上：此地长眠者，声名水上书。